赵楚

中国新闻界一向对国际新闻十分敏感，公众及学界也不时就各种热点问题进行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最近正在发生的几件事情却不在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之列，而这些事件，无论就其严重性与现实影响而言，都丝毫不亚于媒体上热议的那些事。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三件：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乌克兰东部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热战，以及因为ISIL引发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危险局势。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事件中，除了最近因为美国打击行动而使ISIL较受关注外，在欧美媒体上，其他两件事的关注度也不算高。然而，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埃博拉肆虐虽属医疗健康问题，但就文明史的古今教训来说，大规模威胁物种生命安全的疫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件，而是一等重要的安全议题。

古代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都与大规模疫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现代世界而言，1980年代后的艾滋病威胁，以及21世纪初的萨斯全球恐慌，人们都应该记忆犹新。乌克兰危机牵动前苏联地区及中欧稳定，同时牵动整个欧亚的冷战后战略重组，同时，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是触目惊心的。至于在中东发生的大规模原教旨主义政治浪潮，这直接影响地区局势和背后的全球能源与政治格局。这些事都是正在塑造未来全球政治的最有力事件。

考虑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种全球普遍的政策性忽略，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政策低调政策默契。在这种可怕的默契中，事件持续恶化，或随有关国家无力的政策起伏，而就在这种不幸的敷衍和拖延之中，局势朝灾难性的程度发展。

回顾冷战后的各种热点事件，人们会看到，这种不幸的敷衍和恶化规律并非如今独有，而是一以贯之。从当年的索马里到后来的前南地区和科索沃，国际社会几乎从来不能对影响重大和人道主义灾难采取及时与有力的措施。不得不说，这种规律性的国际社会无力感反映了当今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政治理念自身的结构性缺陷。

虽然冷战已结束逾20载，但当今国际基本的权力结构与拿破仑时代并无根本不同，即都是一种以大国协调为基本工具的寡头体制。在历史上，由于大国力量总是处于动态和不均衡的状况，其利益认知也随政策不同而变化极大，因此，大国协调机制不仅没有保证长久的和平，反而，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发生了像世界大战这样的超级危机，也造成了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进入核时代后，美苏两极政治作为传统大国政治的时代变形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大国之间的博弈舍弃了直接的军事战争手段，但冷战的两极体制下，代理人战争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对亚非拉后发展中国家，与大战相比，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及造成的长期社会裂痕，都不亚于大战。这也可以看作现代国际权力结构缺陷的代价。

就最新的情况来看，冷战后的大国政治有向多极化回归的趋势，但更应看到的是，当代世界的现实却是与这种趋势相悖的。经贸的全球化和社会的信息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人员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无论就其利益而已，还是就其负面后果而言，都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或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可以应对的，埃博拉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ISIL都不是简单的一国或双边之事，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社交网络时代，个人或非政府的声音已经具有全球性影响，这是即使良好的大国协调也不能完全代替和覆盖的。在一个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书，以同样的价值尺度思考遥远问题，并衡量自身利益的时代里，传统被视为局部威胁的事件总具有全球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展望的是，未来真正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危机的国际政治结构必定是涵盖国家、非政府与个人的，而人类告别大国猫鼠游戏，进而达成真正全球治理的时代曙光正在地平线上蓬勃升起，这值得人们特别关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