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文学博士，教授，现供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谈谈范若丁先生的想法由来已久。随着年龄的变化，喜欢在眺望未来的同时回头看看过去，越来越喜读上年纪的人写的书，喜欢平淡朴素的文章，总觉得这样的语言里有别样的况味，就像“天凉好个秋”。这是我们在青春年少好读华章时无法感受得到的。

范若丁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编辑家，他80岁了，却如茂林苍竹，风骨依然。说起风骨这个词，我就想起“wind and bone ”的翻译来。不是笑话，是真的，由此可见英语的某种局限。老范先生给人的感觉就是风骨的形象代言。

进《花城》杂志工作，和老范先生的交往就多起来，他每次回出版社办事都要到编辑部来看看我们，得闲还要请我们吃顿饭。他到杂志社后总是亲切地问问每个小编辑的情况，然后就静静地坐下来翻翻杂志，这是他的老本行，杂志在手有熨帖心灵之效。有时我们忙，连茶也忘记倒就接电话干杂活去了，老先生从未计较过。他安静地看书，耐心地等我们下班，为我们按电梯，一点也不张扬。有好酒他是一定要与人分享的，饮食则相当随意。他接人待物不亢不卑，地道的君子风度。

后来我调离杂志到高校工作，他仍然非常关心，每次请客记得专门给我打个电话。见面时总要问我是否适应高校的新工作，尤其是评职称的那几年，我是直接由副编审参评教授的，颇费周折。体制的繁琐化弄得心态不佳，范老师不论什么场合总在其他人面前对我不吝赞美和鼓励之词，给处于焦虑中的我以极大的安抚。

在《花城》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老范先生的大力提倡，我们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盘点工作，后来在2009年，“花城史话”栏目发表。这是我与老范先生最详细的接触，在谈论史料的过程中，他惊人的记忆力和他对史实负责任的态度常常令我惭愧，他经常打电话来订正细节。这份史话由于我的粗陋不够翔实全面，但在同仁刊物中属首创，而且老一辈编辑家陆续辞世，这个盘点工作具有史料抢救性质，成为后来《花城》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了解名刊风采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老范先生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固然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但最让我钦佩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使命——三卷本的《滔滔黄河》，因为他是黄河之子，他在采访中谈道：“我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它，这部书要写出一个家族一个人在一段大历史中的曲折命运。可能写得不好，但只要上帝假我以时间，我一定要完成它；写不出这部作品，我等于一生没有写作。”这是一个作家一生的矿藏，现在他要将全部挖掘出来贡献给社会和后世。他将此宏愿讲给媒体也为自我监督。每次见面，我都惦记着这事，习惯问字数，一看就是博士论文写坏了。范先生总是认真想想后告诉我进展，有次他谈到自己得了带状疱疹，不得不辍笔一阵，还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写了十来万字又推倒重来了。他就这么家常便饭地谈论着自己的病情和推倒重来。让我想起自己屡屡为电脑癫痫发作的愤怒，我沉不住气，心平气和这样简单的词语对我依然是巨大的难题。而老范先生看这一切风轻云淡。

《滔滔黄河》是范先生人生长河中的马拉松，但中途他还修习了一些其他项目。隔上三年五载，他就会送我一本新书，这让我知道这些年他从来没有赋闲，甚至他住到番禺的丽江去也是为写作觅得一方宁静，远离广州的喧嚣和应酬。他学习使用电脑、学习发短信、发邮件，他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两笔输入法，就是准备用这个两笔输入法来写煌煌巨著。想想我们就要退却。今天有几个写作者有这个劲头？在这个年龄还有这样的雄心？在侈谈理想的时代老范先生就像一面镜子。

这不，他的新书《记忆的尊严》出版了，在《尊重记忆》一文中他写道：“人最可珍贵的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生。如果有灵魂的话，记忆就是灵魂中的神祗。”我以为这是进入本书叙事世界的钥匙。写散文是老范先生的长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因此成名，不断发表、出书、获奖，也因为写作的技艺调入出版社工作、担任领导。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得很认真，不是那种写了几十年之后就松懈下来东拉西扯，尽力不让熟悉的写作习惯左右自己。我现在还记得十多年前读《皂角树》里边写到自己如何面对麦苗训练自己演讲，治愈口吃和胆怯的毛病，这个故事显示作者对自己的高要求。十四岁出外当兵更加磨炼了他的坚忍和毅力。坚毅堪称人类最宝贵的品质。

在《记忆的尊严》中，往事、故人迎面而来，情真意切，携带着历史的气味和家国的重量。那些写人状物的篇章，作者将小说积累的刻画人物命运的方法融入其中；当然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更明晰地看到散文化、诗化的追求。在写身边的真人真事和历史人物时，范先生用了不同的笔墨，浓墨画“近”求真切，淡墨临“远”达客观，从容不迫，舒徐有致。

《聋子》一文充满了童趣，让我想起《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我”这个口吃的小“哑子”反而看清了“聋子”的真实面目，原来他不仅是个多情汉子，还是个足智多谋的勇士，他有选择地“聋”着。三个场景就凸显了他的情、勇、才，然战乱时局，聋子竟然不能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要么寄人篱下，要么四处飘零。他那下落不明的生活让人揪心。这篇散文借鉴了短篇小说以横截面刻画底层人物的技巧。

在《淡然李老师》一文中，作者贴着人物性格，选择了素朴的写法，传奇均以平凡化之。八九十岁的一对师生相聚能引起多少联想？太多的感概和无限的遐想都留白处理。

《肃立西花厅》是对伟人孙中山先生的致意，以庄严之笔法从西花厅孙先生的像片写起，然后追溯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并驳斥了一些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误解，落脚在于对民主制度的呼唤。这篇散文有大立意、大情怀，对日益陷入“小时代”、“小清新”的我们是个警醒。

书写青春爱恋和长辈沧桑采用不同的风格：像《露球浮》写的是少男少女春心萌动的时刻，作者力图表现纯真的情趣，文风轻快。写到转型时期人性人情与传统宗法力量的对决也温情脉脉。清洁而懵懂的爱恋就像早晨晶莹的露珠一样美好却转瞬即逝，叫人怀念。《找坟》这样写父辈的散文就相当沉郁，我不知道老范先生今天写起来是否还意气难平。在湘西沈从文故乡碑文写道：“一位军人不能战死沙场，就要回到故乡。”可是要在故乡为父亲觅一方小小的坟地多么曲折。当我读到“一个军长用板车拉着另一个军长，六神无主的母亲跟在后边，这是一幅多么奇特的在战场也难以见到的图景。”真是百感交集。造化弄人，为保卫疆土出生入死的将军晚景如此凄凉。然而造化背后究竟是什么呢？莱布尼茨曾说：“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所以，要想更好地了解当代，我们还得将眼睛伸进历史深处。endprint

收录的游记同样以深厚的历史意识见长，既不同于文化大散文的过度抒情，也不同于小散文的卿卿我我。老范先生始终把个体与时代、将家族与国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在景物背后总是有历史的钩沉和民族的面影。

近几年，关于民国的叙事相当强劲，台湾这类非虚构作品在国内出版界尤受青睐，比如龙应台的《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均的回忆录四卷等等，内地口述史也掀起了热潮。这是一个信号，民众越来越希望看到被遮蔽的历史图景。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丰富性的追寻是一种认真的生活态度，是对当下和未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谈道：“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思想是流动的，历史叙事也是变化的。只有每个人都认真清理自己的记忆，认真对待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才不会被历史虚无主义湮灭；只有每代人都坦诚地申述记忆的尊严，谎言才会自行灭亡，民族才能够避免谎言所致的僭妄和灾难。

老范先生并不满足于驾轻就熟的散文写作，他尝试写了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和《在莫斯科》。在小说写作上，他追求独特的形式感，比如《旧京，旧京》这部散文体小说在形式上回荡着奈保尔《米格尔大街》的美感：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生活着政客、贵妇人、交际花、饭店老板、牧师、教师、女佣、杂货店主、裁缝以及各式以苦力谋生者，他们各自背负着时代的一部分，共同构筑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这个世界呈现出某种整体性，变动时代的旧京跃然纸上。

《在莫斯科》是范先生对青春时代精神资源的回顾和清理。我荣幸地见证了新生儿漫长的诞生过程，为之写过两次阅读感受。早在2006年，承蒙范先生青睐，将崭新出炉的《俄罗斯，黑眉毛的你》让我欣赏。我读后激动地写下了一串毫无逻辑的心得，文尾附上了我对结构的一点建议。我没想到老范先生认真地对待了这张小纸片，等我再读到这部小说的二稿时，已经是2009年，不知道他在这三年时间中曾怎样费尽心思打磨此稿，总之，这次读到的作品已经圆熟，叙事结构上有明显的调整，堪称推倒重来，人物更丰满，语言更圆熟。我立即将其推荐给《花城》杂志，由于刊物篇幅容纳量有限，范先生又再度压缩调整，发表在2010年第2期，标题为“黑眉毛”，出自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你汹涌，在新的薄板上敲出雷鸣，你沿着玻璃航道推动巨大的城堡；你轰鸣，你推动，而在莫斯科，黑眉毛的你，请更高地昂起头。”

《黑眉毛》发表后，得到了较大的反响，我记得有读者称赞这是他近年来读到的最佳小说。在网上，我看到一篇很长的评论《为一代留苏学生塑像》高度赞美这部作品是“传世之作”。一方面我很佩服论者的眼光，另一方面显然刊物的“割爱”使这位论者受了局限。因为该著的完整版有更大的历史抱负，他试图写出“黑眉毛”眼中的五十年代的苏联和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因为包含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所以作者在叙事人的选择上一直小心翼翼，最终让沈明这样一个九十年代的访俄罗斯学者担当全书的叙述人。沈明在寓所里碰到了老一代的留学生——郑慎立，此时他的身份是药品公司的老板，改革开放后到这里来打开市场。他乡遇同胞，郑慎立对沈明和莲娜打开了记忆的窗口，第一人称叙事增强了真实感，将我们带进了那激昂慷慨的青春梦想之中：

那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青年学生抱了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踏上俄罗斯这片凝结着梦与信仰的大地？“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当家，做主人——”、“啊，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希望的翅膀扑扇扑扇，哪里会料到小人物与大历史撞击的结局？在指点江山的壮志未酬时却碰到了人生的转角，历史运动撞弯了他们的青春。从此，同来的一群年轻人的命运分化，有的颐指气使；有的居然成了右派，有的即便没有成右派，却中途被遣送回国，不能再继续留在俄罗斯洁白的童话世界中……噩梦没有因此完结，时代的波浪此伏彼起，他们一再地经受运动的锤击。即便在莫斯科经历了时代的严霜，留学生活依然是他们人生最光彩的华章，微妙而丰富的爱情世界永远是人生青春期的领衔主角。在女主角何妤和童山花这两个人身上，凝聚了诸多冲突，而追溯这些冲突的起源乃是爱情。

爱欲，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低境界在此汇合。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童山花的所作所为既令人发指，也令人同情，她的悲剧是性格悲剧、时代悲剧以及人生错位的悲剧。她喜欢俄罗斯文学却被送来攻读理科，她情窦初开就已看到爱情之外的障壁……她本是高干家庭的“山公主”，在世俗权力结构中拥有太多，贝瑛就一直是她的左膀右臂，但这些无法叫她满足，她的内心空荡荡，所以缺乏品性魅力。童山花曾对男主角郑慎立动情，但碍于女性的矜持，更碍于家庭出身，她的爱欲戛然而止。此后，她就没有将爱情放在人生的正当的位置上。功利、政治角斗、经济利益占据了她的失衡的心灵空间。嫉妒之火终日在她内心焚烧，她尤其嫉妒何妤这位天真可爱、单纯向上的姑娘，嫉妒她的俄语、容颜、成绩、爱情、事业以及她的一切！因为嫉妒，她利用运动整治她、打击她、摧毁她；同时，她利用她，留学时在学业上依赖她，回国后又在专业上依赖她。童山花像变色龙一样根据需要变换着自己的脸色，时而热情似火，时而结满冰霜。童山花完全丧失了个性，被权力所宰制，她甚至可以整治自己爱过的郑慎立、告发自己爱过的丁家胜，不择手段使她迷失，价值无出归依，最终在听到郑慎立、何妤夫妇的科研成果得到国际奖励时自杀。

小说显示了情境的巨大力量，人们会在运动中因为害怕、自私和屈服而说出违心的话和陷害他人的谎言，同时运动的残酷也展现了人性的高贵，人对真诚、真情的呵护和向往。就像童山花身边会有贝瑛、覃吉沆瀣一气；被欺压的何妤会得到郑慎立和阳亮他们的支持，在最黑暗处总有人性顽强地生长，曙光依然会在最寒冷的时候降临，因此，尽管磨难重重，一个民族才有资格谈论教养和廉耻。童山花和何妤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个人冲突，而是历史的两极。历史就像秋千一样在这二者之间飘来荡去，在欲望世界中左冲右突。

经过半生激荡的主角郑慎立一面与新一代留学生分享当下的莫斯科生活，同时热情地将他们邀请至历史现场中，当年莫斯科的历史场景、政治运动、国际风云与学校生活、乃至化学课实验的内容、体育课的滑雪无不栩栩如生，宛若眼前。让历史复活最有效的方法是叙述细节，是细节挽留住逝去的时光，恢复历史的肉身。《在莫斯科》成功于此，细节刻画丰富了叙述世界，丰满了人物形象，哪怕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物也注意其性格特征，比如波波夫冗长而漫无边际的祝酒辞，一段抒情立即将这个俄罗斯汉子的性格雕画出来。又比如叙述郑慎立对付何妤的询问的方法是南辕北辙，以致“顾左右而言他”般的“我的袜子呢？”成了大家的取乐口头禅。这些小作料就像生活的味精给叙事增添了智力，同时使得沉重的历史小说生出轻盈和幽默感。

莫斯科河“逝者如斯”，全书叙述视点在五十年代的苏联和九十年代的俄罗斯中间来回跳跃，时间跨度、今昔对比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叙事张力，让我们细细感受两代留学生的痛与爱，感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心灵回声。通过这次阅读也让我对老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和新中国的艰难步履有了更形象的认识。

马尔库塞曾说“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我以为申述记忆的尊严是把握老范先生的全部创作的钥匙。尽管题材各异，但他的作品有一以贯之的情怀，就是对民族历史的隐痛和对记忆的忠诚。他自身经历过的苦难和民族的沧桑须臾没有被遗忘，相反，随着时代的变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生活变得越来越轻飘的时候，沉重和苦难的记忆反倒像黑白照一样愈加分明。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老范先生早年历经的磨难慢慢地凝结成风骨。这风骨不仅在他的身体中，也在他认认真真写下的这些散文和小说中。我们仿佛跟随他亲历了那些永不褪色的青春光阴，聆听到20世纪历史脚步悄悄远去的回声，感受他对民族蜿蜒痛史的真挚情操。

我虔敬地期待着老范先生的煌煌大著《滔滔黄河》，这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现代性追求的想象。

实习编辑 刘 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