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霜

甲午战争前夕，左右清朝的政治势力，主要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这四大政治集团，且内患不亚于外患。

表面上看，湘军早已式微，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一系，风风火火地搞了多年洋务运动，一时风光无两，但却是枪打出头鸟，他们和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冲突也最深。

甲午战后，对淮系而言，遭受了清流和日本的内外双重打击，势力大不如前，而清流也因主战失利，丧失了其在朝廷的地位，让光绪皇帝的威信也大打折扣，权威回归到一度简政放权的慈禧手中。故历史学家石泉先生说，甲午之战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国内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

缺席的袁世凯

甲午战争前，对朝鲜局势最为熟悉的中国高级军官是袁世凯，他一度被人们称为“朝鲜太上皇”。朝鲜，正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但这样一个人，居然在甲午战争的前线上，缺席了。 在甲午战争期间，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成了“旁观者”。袁不在前线，他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转送军需物资。有力使不上的袁世凯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不过，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甲午战争事后，李鸿章才明白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于是袁世凯开始得到重视，被推荐训练新式陆军，开始其扶摇直上的仕途，直至他最后改变中国。

“逼上梁山”的革命者

19世纪80年代的一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现自己的舌头上长了一个胰疮，经多方医治，不仅未见好转，还有人说是舌癌。李鸿章只得求助香港的西医。

香港西医书院妙手回春，很快就把李鸿章的病治好了，让他大是欢心。这个西医书院顺杆向上爬，几年后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要讨个官来做。李鸿章爽快答应，并按程序给两广总督衙门发了函。这两个年轻人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两广总督衙门报到。然而，县官不如现管，似乎只有贿赂和打点，他们才能得到那个官职。

历史在此注定出现了一个拐弯，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求官成功，也许中国历史的进程都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其中一人，便是孙中山。求仕失败的孙中山，和好友陈少白在广州合开了一家医馆，但此时的他每有欲上书清廷以陈时势、以救时局的想法。

在甲午年，孙中山筹备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给李鸿章上书，以实现“中央革命”的理想，但这显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为此，他发动了一些能找的关系。他首先找了已经卸任、正闲赋广州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写信介绍给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以便到上海请盛宙怀作书介绍给他的堂兄盛宣怀，最后通过盛介绍给李。

有了魏恒的“路条”，1894年3月间，孙中山到达上海携魏函见到了盛宙怀，并拿到了引荐信。同时，在上海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后来成为襄助他理财革命的宋耀如，也认识了作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王韬。

巧的是，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或者可以见李鸿章。据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当时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孙中山本来苦思冥想、遍找门径，企图知遇于李大人，以一展经世之才，但是在京津看到的是腐败奢糜景象，且未获李鸿章接见，主张亦未被理睬。经宋耀如努力，孙中山的文章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让这名年轻医生改革救国的观点首次披诸报端，其意义自是不凡。

在孙中山后来的《伦敦蒙难记》中，他回忆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革命这条道路。

最初兴中会并非是要革命的，都是希望能够使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上达天听，被朝廷认可来推动中国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促使他走向造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不是李鸿章不见他，才去愤而走向革命，而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成果付之一炬，朝廷还宣布，以后所有的贫民百姓，不得单独未经许可就上书，断绝了他们的任何希望——连写个东西打个报告的权利都没有了。

此后，孙中山彻底抛弃了改良思想，成立“兴中会”，完全投身于与清决裂的革命之中，也为清朝的最终覆亡埋下一颗深水炸弹。

冲刺“高考”的光绪帝

如果不是皇帝，载湉大概会是一个脾气温和的好青年。他谨慎对待每一项祖宗立下的规矩，心存善良仁厚。虽然没能成为中兴之帝，但以儒家观点来看，他会是一个皇帝励精图治的模板。他在位期间，有过洪水、瘟疫，有过对日本战事的失败，但他自己并无横征暴敛、奢糜的挥霍。除去有点优柔寡断的毛病，算是一个有志青年。

在古代，垂帘听政下的小皇帝在亲政后，都会有政绩饥渴症，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

如北宋哲宗赵煦在高太后撤帘后，第二年就停止与西夏谈判，不计当时国力，多次对其用兵。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对他有这么一句描写：“赵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极，好极！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

1894年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亦有过这样的心情。

在光绪皇帝六岁时，清朝与沙俄有过一次局部战争。当时左宗棠西征击败阿古柏，平定天山南北路，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这一仗，清廷配合英国阻击了沙俄南下，第一次在列强的纵横捭阖中有了一席之地。8年后，清朝甚至在越南北部地区击败法国军队，迫使法国人考虑和谈。

看上去，在慈禧太后垂帘时，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国家在这一南一北两场战争后开始“富强”。光绪皇帝亲政后，蓄势多年的建功立业之心开始狂野燃烧。1894年，迎来了他帝王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甲午战争初期，朝堂里洋溢着一股书生气的乐观情绪。

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礼部侍郎志锐则认为“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当然，这里面更离不开帝师翁同龢希望一战而胜，树立皇帝权威，摆脱慈禧控制的建议。学者周祯伟提出，此时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但战争的失败使光绪皇帝损失了巨大的政治资源。世人会说，当年慈禧太后垂帘的时候，与法俄列强交战，也没吃过多大亏，载湉小儿竟被蕞尔小邦日本轻易击败，这样的皇帝，留你何用？

石泉先生则提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李鸿章既去，袁世凯接统新军，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龢主政，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于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移，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摘自《廉政瞭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