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新

摘 要：契丹四楼问题是契丹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其对于10世纪初期契丹国家形成及政权早期形态等问题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四楼”的学术探讨成为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并一直延续至今。围绕“契丹四楼”及其相关问题，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目前已有学术成果进行检讨、梳理的同时，亦能推动“契丹四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契丹；四楼；西楼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11-03

收稿日期:2014年3月12日

有关契丹四楼的问题提出较早，在20世纪40、50十年代，日本学者以平岛贵义《关于辽初历史的几个问题（之二）——太祖的四楼》[1]、村田治郎《西楼小记》[2]等为代表开始了对契丹西楼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考证阿保机是否建立了西楼这一历史事件的真伪为主。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陈述先生《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3]为代表，不再将研究的问题局限于西楼真伪的考证，而是从契丹四楼问题着手进行探讨。其后王树民、田广林、任爱君等多位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并对一些相关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独到的见解。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批契丹四楼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四楼记载的最早出处史源讨论

对记载契丹“四楼”史料的研究是讨论“四楼”问题的最基本前提。目前已知的完整记载契丹“四楼”史事的史籍资料主要有赵志忠《虏廷杂记》、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2《番界有名山川·木叶山》、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明宗天成元年（丙戌，926）考异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条所引宋仁宗《实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和卷23《宫室制度》、元修《辽史》卷116《国语解》等。

陈述先生在《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中认为《辽史·国语解》、《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契丹》、《续资治通鉴长编》、《虏廷杂记》这5种是记载契丹四楼最为完整的史料，但是考其文字可知出于一源，即《国语解》抄自《契丹国志》，《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抄自《虏廷杂记》。《契丹国志》编修之时亦是采择当时旧闻。所以契丹四楼之说应是源自于赵志忠。王树民在《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中则认为《契丹国志》《虏廷杂记》所载四楼史事并非同源。同时，其见闻应当是真实可信的[4]。对此，杨军在《契丹四楼别议》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有关契丹四楼的最初记载，应是早于《虏廷杂记》的《武经总要》，使辽语录应为其本[5]。

二、有关四楼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

由于出现了对史料的来源及内容的不同理解，学界就契丹四楼是否真实存在提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看法：

以陈述先生为代表，提出四楼为附益之说，所谓的“四楼”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理由有：1.《辽史·太祖纪》中3见西楼，而不见其余3楼；考《地理志》中仅祖州、永州、龙化州条目有涉西、南、东楼事，而无北楼之名。地理志晚于本纪，亦无北楼，可见四楼之说实为附益。2.《册府元龟》卷980中，有关陈继威的记述中只出现了西楼、扶余府、木叶山等名目，而无南楼、东楼之名，说明阿保机建四楼之说不足取。

而王树民则认为“关于四楼的资料，有只举其中一楼之名者，有合举四楼之名者。合举者皆出于后世追述”，而且比较《契丹国志》《虏廷杂记》认为四楼史事不出于同源，正是由于四楼并非同一时间修建，所以当时没有完整的记载，因此四楼并不是牵强附会之说，当是真实存在的。与王先生观点一致的学者较多，如任爱君也认为《辽史》中关于“四楼”的记载是正确的：1.太祖时期的事迹，百年以后的契丹贵族，记忆必亦明晰，不至或忘。而赵志忠和陈襄的记录应属口碑材料，是可靠的记录。2.《契丹国志》是在博采当时契丹族及汉族的历史实录的基础上刊定的，因此不可能对道听途说的“妄语”加以辑录。同时，认为“西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名多见，必定是事实。不能仅仅认为西楼是契丹大部落的别称而否定4楼的存在[6]。葛华廷提出契丹民族有四时游猎的传统,所以在阿保机时期的四时游猎活动中,就有了相对固定的春、秋、冬、夏四时捺钵之地，他们大致处于契丹腹地的东、西、南、北的4个方位。当这4个捺钵之地出现了契丹腹地少有的楼这类汉式建筑物时,人们就在楼字之前冠以方位词作为地名，于是遂有东楼、西楼、南楼、北楼之称[7]。

三、关于契丹四楼因何得名的讨论

关于四楼因何得名的问题，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对“楼”字的解读之上，即“楼”是汉字汉译还是契丹语的汉字音译。

首先，陈述先生虽否定了契丹“四楼”的确实存在，但是认为阿保机时代有“西楼”的存在是无疑的。并提出所谓契丹“西楼”，本是契丹大部落迭（音佚）剌的对音,迭剌即昔刺（或西拉），意为黄色。乃是契丹族建国前，对阿保机所出身的大部落（迭剌部）的异称。2010年，刘一在硕士论文《契丹西楼研究》中也提出西楼应为契丹大部落居地，“四楼为楼阁之说”源自欧阳修，番汉史籍中虽多次提及西楼，但是并未有其得名原因的确切记载，因此西楼之义要从契丹民族内部追寻，是受突厥影响的结果。“西楼”一词应是契丹从古突厥语中引入的外来语，本义应为土耳其语“K?觟yler”一词，现代语作“村庄”、“村落”解，古代即为“部落”或“部族聚居地”。

王树民则认为契丹“四楼”中的“楼”不必是只供享乐用的楼阁，其应为具有多种用途的建筑，不过取名为“楼”罢了。也就是说王先生认为此“楼”即是汉语中的“楼”。田广林认为辽初契丹社会所说的楼可以是单一建筑，也可以是整组建筑，甚至可以指代某座城邑或这座城邑所在的某个区域。最初的契丹西楼是指明王楼所在地的汉式建筑群，当时尚没有完备的城垣沟池设施，这便是后来辽朝上京的雏形[8]。

任爱君提出“楼”不应该是指楼阁建筑，应是契丹语的汉字音译，而四楼也不可能是因楼阁类建筑而得名，应该是汉语方位词，加上了契丹语的称谓[9]。其后的几篇相关论文都以此观点为出发点，进行探讨，明确提出从匈奴人的瓯脱——鲜卑人的楼(又称“阿计头”)——回纥人的楼(或依史之称“楼居”)——契丹人的楼(斡鲁朵)——蒙古汗国的“斡耳朵”[10]，这样一条演变的轨迹。杨军先生则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楼是龙或龙城的不同音译。西楼则因其在龙廷之西，所以称西龙廷，转称西楼，相对而言原可汗龙廷被称为东楼。即可汗牙帐所在之地。

四、关于四楼的存在时间与功能等问题的探讨

在认定契丹四楼确实存在的基础上，任爱君推定其建立的时间应当不晚于太祖建置龙眉宫和明王楼的年代，即908年。杨军则认为阿保机时代存在两种四楼,前期是以辽上京为西楼、龙化州为东楼、木叶山以南的永州为南楼、山北的唐州为北楼;后期是以祖州为西楼、降圣州为东楼、永州为南楼、庆州为北楼。

关于四楼的功能，傅乐焕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首先提出“楼即捺钵”[11]这一观点，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任爱君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四楼”的创建，同时具有维系四边的重要用途，与其政治、军事意图等相辅相成。阿保机时代的“四楼”与契丹族的社会风俗及神权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同时亦与契丹人的始祖或先代名王的活动地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王树民也同意建置四楼是阿保机巩固其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而杨军先生更认为四楼的宗教职能更为强烈。

五、笔者的几点看法

（一）史料本身的问题存疑

通过对完整记载契丹四楼的几条史料的对比可知：

第一,《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中对四楼方位的记载与《虏廷杂记》一致，但是多出了“北楼之地，后立唐州”之语，说明《国志》的著者的确参考了当时的其他记载。

第二，比较《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与卷23《宫室制度》对于契丹“四楼”两种详略不等的记载，可知二者的来源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4次上进，可知其成书在此之前。虽然《契丹国志》的成书年代尚有争议，但其书中多有抄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情况，故可知其成书当时晚于《长编》。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出现的“四楼”史料应该是李焘对当时所能见到几种史料的综合总结，而且其中的一种史料很有可能被《契丹国志·太祖纪》所抄录。史料出的越晚，契丹“四楼”的记载越是完整、明确，可见其确实存在整理、加工的痕迹。

第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1041)八月乙未条: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赐绯衣、银带及钱五万,更名至忠。至忠尝为契丹中书舍人,得罪宗真,挺身来归,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所以赵志忠的《虏廷杂记》成书当至少在1041年之后，与《武经总要》的成书年代相近。但两者的记载差异颇多，如《虏廷杂记》中记大部落之地先称西楼，今谓之上京，其余东南北3楼均以西楼为方向参照物；而《武经总要》中称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北楼以木叶山为方向参照物，东楼又以大部落为方向参照物，可知其史料的来源是不一致的。

第四，比较各家记载，可知西楼地位显要，是四楼之中最早建立的。《虏廷杂记》的记载比较完整且逻辑性较强，仅就史料本身来看，东南北3楼的方位是以大部落为参照物的，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一点，东南北3楼是因“西楼”得名，“西楼”之名的由来应与方位关系不大。

（二）当前研究的困惑

自从契丹“四楼”问题提出开始，四楼是否真实存在是摆在中外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陈述先生虽然否认四楼的说法，但是也认为西楼和东楼（东府）是确实存在的。王树民先生虽在肯定四楼真实存在的基础上，指出太祖逐步建立四楼是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但是并未对四楼营建的确切时间、地点以及因何以“楼”为名提出无可争议的结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开始试图在史籍中寻求史料去证实自己已经设定的答案。

任爱君曾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希望解决契丹“四楼”因何以“楼”为名的问题，将契丹的“楼”向上追溯到了回鹘时代的“楼居”，提出“楼”系“斡鲁朵”一词的音译。但是葛华廷先生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对契丹民族学习、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接受新事物的主动性、开放性估计过低，而对契丹民族坚守民族传统的惯性又估计过高[12]，“楼”只不过是与“斡鲁朵”的发音相近，并不能说明音译问题。“楼”就是汉语语境中的意思，并提出“西楼”即“明王楼”、“东楼”即“金玲阁”的看法。2010年杨军先生撰文将匈奴祀龙习俗与契丹的“楼”联系起来，提出四楼名称之中的楼是“龙”或“龙庭”的不同译音，并且提出西楼得名是因为其地处“龙庭”之西，而龙庭所在之地“东楼”则是因其在西楼之东而得名。刘一在其硕士论文中虽未专篇讨论四楼问题，但是对西楼的得名提出其源于突厥语词这一新的观点。

除此，就“四楼”是一地之名还是一个地域范围的名称；阿保机时期的四楼与史料中整理的四楼是否为同一事物；四楼与捺钵、斡鲁朵、汉式五京哪个关系更为密切；阿保机建四楼的目的是维系四边还是宗教祭祀，抑或二者兼有之等等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三）关于“西楼”

西楼是一个契丹词汇的音译还是意译。在探讨契丹四楼问题的时候，关于四楼为何名为“楼”，学者多以西楼为例，一方面是因为西楼见诸史籍的次数最多，另一方面是西楼于四楼之中地位最显。那么解决了西楼为何称“楼”似乎成为解决四楼名称问题的关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解释“西楼”得名原因时，将其分开，单独讨论“楼”字是否是音译还是意译，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对“西”字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西”在汉语语境中作为一个方位词，是应该有其参照物的，如西方，是相对于一个中心点而言的西方。那么“西楼”是以什么为中心点的“西方”呢？四楼四方的参照物是不同的，足以说明四楼既非同一时间建立，也不是由同一套理论所构建。如此看来，把“西楼”作为一个词汇来讨论似乎更合常理，也更具有说服力。

西楼应是大部落驻扎地的称呼。而且五代时期称西楼的地域范围要比皇都或上京更为广阔，包含了祖州一带阿保机部族始兴之地。后来随着皇都、上京的营建，阿保机政治中心渐趋向中心地带集中，西楼之名才被上京所取代。而作为阿保机早期统治基础的龙化州一带，在其肇建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西楼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地。耿延毅墓志亦称其“肇国辽东”，又因其在西楼之东，所以称为东府或东楼，应是合理的。契丹人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和记载。因为有西楼跟东府，有鉴于阿保机对四边的维系，所以又衍生出南楼跟北楼的建置。这南北二地对于阿保机来说亦是十分重要的地区，但是很有可能当时并没有南楼与北楼的具体称呼，只是后世修史之时将阿保机时代存在的“不齐全”的一次补齐。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契丹四楼问题的探讨，既存在观点的分歧，同时也有一致的观点，即学界基本同意“西楼”的存在。那么西楼就成为四楼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弄清了契丹西楼，所谓四楼的相关问题应该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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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平岛贵义.关于辽初历史的几个问题（之二）——太祖四楼.东洋史学，1951，（3号）.

〔2〕村田治郎.西楼小记.收书月报，1942，（82，83号）.

〔3〕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附录.三联书店，1963.

〔4〕王树民.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文史.第16辑，1980.99-103.

〔5〕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2010,(4):171-179.

〔6〕〔9〕任爱君.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3):1-8.

〔7〕〔12〕葛华廷.辽代四楼研究.北方文物，2008,(4):92-99，99.

〔8〕田广林.辽上京的营建及其划时代意义.寻根，2001，(5):42.

〔10〕任爱君.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6):35-49；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2):138—145.

〔1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89.（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search Commentary on the “SiLou” of the Khitan

Li Yuexin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Khitan fourth build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has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ing of formation of Khitan in the early 10 th century and its early regime. Since 1960s,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fourth building"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Liao” history academic community until today. Scholar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Khitan fourth building" and relevant issu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building” research.

Key words: Khitan; the fourth building; West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