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本刊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苏共错失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是卫国战争胜利带来的改革开放契机。

法西斯德国的疯狂入侵，使全盘集体化及“大清洗”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在以斯大林为统帅的苏联国防委员会领导下，人们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保卫苏维埃祖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经历四年浴血奋战后，苏军转败为胜，不仅把侵略者赶出了国境，还横扫了半个欧洲，攻占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而让联共（布）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为了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而长期关紧的国门，也在无意中打开了。战前由于限制一般群众出国，人们只能从本国的报纸和广播了解西方人民是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世界革命如何一触即发。可随着苏军将士走出国门，踏上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土地，官兵们在歼灭残敌的同时，也意外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自己一直听到的那样。这些国家尽管饱受战火蹂躏，但居民特别是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比苏联要好。

大量事实显示，早在战争后期，在苏联军民特别是“前线军人”中，就出现了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潮流。

这时的农村状况，确实让人非常不满。首先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愈来愈大。这种政策，使农民完全丧失了在集体土地上的劳动兴趣，大多靠经营自己那点自留地生活。联共（布）中央认为，集体经营土地的生产效率低下，罪魁祸首看来是自留地。于是在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两次做出强化集体农庄管理体制、限制家庭自留地的决定，使本来就半饥半饱的农民雪上加霜。

在农业破产的严峻形势和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下，一些自发的改革尝试在有些地方出现了。1947年春天，乌克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库尔斯克州委决定大面积地实行包产到组，在其背后暗中支持的是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年乌克兰农业就获得好收成。1948年收成更好，全年粮食收购任务提前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大幅度增长。“包产”前后的巨大变化，在主管农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也夫的提议下，l949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集体农庄组织，提高生产率以及调整劳动报酬的措施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做法。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沃兹涅先斯基也提出，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主张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利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些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在1951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上，很多经济学者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价值规律应用范围，增加消费品生产，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应该说，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改革的内外部环境、主客观条件都最好的时段。如果苏共能够抓住这个改革契机，以后的苏联就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然而，这些改革试验和建议，却触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底线。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不仅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必须实行集体劳动，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劳动组织规模越大越好，而包产到组是变相地朝集体化之前的小农经济回归。因此，包产到组仅实行了一年，就遭到严厉批判。

同样，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也是对立的，主张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进资本主义因素，不是消费服从生产，而是生产要服从消费，这就是让“市场需要”也就是“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斯大林当时有句口头禅：“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他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已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而目前这些主张都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我们知道，唯一比犯错误更糟糕的，是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误。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理拥有绝对解释权，悲剧也就无可避免了。结果，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包产到组被废止，对农业体制的有限改革被压制下去。苏联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改革机遇就这样错失了。被卫国战争的胜利打开的人们接触外部世界的一条缝，也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的来临，重新被“铁幕”合上了。特别是东西方的“冷战”开始后，斯大林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苏联离开西方国家照样能够发展。（责任编辑/吴文仙）

黄苇町，本刊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苏共错失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是卫国战争胜利带来的改革开放契机。

法西斯德国的疯狂入侵，使全盘集体化及“大清洗”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在以斯大林为统帅的苏联国防委员会领导下，人们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保卫苏维埃祖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经历四年浴血奋战后，苏军转败为胜，不仅把侵略者赶出了国境，还横扫了半个欧洲，攻占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而让联共（布）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为了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而长期关紧的国门，也在无意中打开了。战前由于限制一般群众出国，人们只能从本国的报纸和广播了解西方人民是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世界革命如何一触即发。可随着苏军将士走出国门，踏上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土地，官兵们在歼灭残敌的同时，也意外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自己一直听到的那样。这些国家尽管饱受战火蹂躏，但居民特别是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比苏联要好。

大量事实显示，早在战争后期，在苏联军民特别是“前线军人”中，就出现了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潮流。

这时的农村状况，确实让人非常不满。首先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愈来愈大。这种政策，使农民完全丧失了在集体土地上的劳动兴趣，大多靠经营自己那点自留地生活。联共（布）中央认为，集体经营土地的生产效率低下，罪魁祸首看来是自留地。于是在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两次做出强化集体农庄管理体制、限制家庭自留地的决定，使本来就半饥半饱的农民雪上加霜。

在农业破产的严峻形势和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下，一些自发的改革尝试在有些地方出现了。1947年春天，乌克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库尔斯克州委决定大面积地实行包产到组，在其背后暗中支持的是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年乌克兰农业就获得好收成。1948年收成更好，全年粮食收购任务提前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大幅度增长。“包产”前后的巨大变化，在主管农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也夫的提议下，l949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集体农庄组织，提高生产率以及调整劳动报酬的措施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做法。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沃兹涅先斯基也提出，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主张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利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些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在1951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上，很多经济学者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价值规律应用范围，增加消费品生产，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应该说，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改革的内外部环境、主客观条件都最好的时段。如果苏共能够抓住这个改革契机，以后的苏联就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然而，这些改革试验和建议，却触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底线。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不仅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必须实行集体劳动，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劳动组织规模越大越好，而包产到组是变相地朝集体化之前的小农经济回归。因此，包产到组仅实行了一年，就遭到严厉批判。

同样，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也是对立的，主张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进资本主义因素，不是消费服从生产，而是生产要服从消费，这就是让“市场需要”也就是“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斯大林当时有句口头禅：“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他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已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而目前这些主张都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我们知道，唯一比犯错误更糟糕的，是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误。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理拥有绝对解释权，悲剧也就无可避免了。结果，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包产到组被废止，对农业体制的有限改革被压制下去。苏联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改革机遇就这样错失了。被卫国战争的胜利打开的人们接触外部世界的一条缝，也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的来临，重新被“铁幕”合上了。特别是东西方的“冷战”开始后，斯大林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苏联离开西方国家照样能够发展。（责任编辑/吴文仙）

黄苇町，本刊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苏共错失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是卫国战争胜利带来的改革开放契机。

法西斯德国的疯狂入侵，使全盘集体化及“大清洗”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在以斯大林为统帅的苏联国防委员会领导下，人们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保卫苏维埃祖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经历四年浴血奋战后，苏军转败为胜，不仅把侵略者赶出了国境，还横扫了半个欧洲，攻占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而让联共（布）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为了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而长期关紧的国门，也在无意中打开了。战前由于限制一般群众出国，人们只能从本国的报纸和广播了解西方人民是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世界革命如何一触即发。可随着苏军将士走出国门，踏上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土地，官兵们在歼灭残敌的同时，也意外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自己一直听到的那样。这些国家尽管饱受战火蹂躏，但居民特别是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比苏联要好。

大量事实显示，早在战争后期，在苏联军民特别是“前线军人”中，就出现了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潮流。

这时的农村状况，确实让人非常不满。首先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愈来愈大。这种政策，使农民完全丧失了在集体土地上的劳动兴趣，大多靠经营自己那点自留地生活。联共（布）中央认为，集体经营土地的生产效率低下，罪魁祸首看来是自留地。于是在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两次做出强化集体农庄管理体制、限制家庭自留地的决定，使本来就半饥半饱的农民雪上加霜。

在农业破产的严峻形势和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下，一些自发的改革尝试在有些地方出现了。1947年春天，乌克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库尔斯克州委决定大面积地实行包产到组，在其背后暗中支持的是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年乌克兰农业就获得好收成。1948年收成更好，全年粮食收购任务提前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大幅度增长。“包产”前后的巨大变化，在主管农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也夫的提议下，l949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集体农庄组织，提高生产率以及调整劳动报酬的措施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做法。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沃兹涅先斯基也提出，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经济上的浪费，主张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利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些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在1951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上，很多经济学者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价值规律应用范围，增加消费品生产，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应该说，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改革的内外部环境、主客观条件都最好的时段。如果苏共能够抓住这个改革契机，以后的苏联就可能出现崭新的局面。然而，这些改革试验和建议，却触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底线。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不仅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必须实行集体劳动，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劳动组织规模越大越好，而包产到组是变相地朝集体化之前的小农经济回归。因此，包产到组仅实行了一年，就遭到严厉批判。

同样，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也是对立的，主张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引进资本主义因素，不是消费服从生产，而是生产要服从消费，这就是让“市场需要”也就是“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斯大林当时有句口头禅：“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他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已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而目前这些主张都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我们知道，唯一比犯错误更糟糕的，是认为自己不可能犯错误。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理拥有绝对解释权，悲剧也就无可避免了。结果，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包产到组被废止，对农业体制的有限改革被压制下去。苏联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改革机遇就这样错失了。被卫国战争的胜利打开的人们接触外部世界的一条缝，也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的来临，重新被“铁幕”合上了。特别是东西方的“冷战”开始后，斯大林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苏联离开西方国家照样能够发展。（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