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就有很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由此形成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 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

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就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当然做不到，但也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我们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才能入仕。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