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本刊顾问，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及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

要科学总结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不仅要深刻认识党所经历的曲折，还要深入揭示这过程对党员心灵的影响。

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这个组织的力量在于：第一，它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第二，它有一支忠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队伍；第三，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所以伟大，就在于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为认识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为改造世界。共产党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毕生为建立一个世界上不曾存在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正是心怀这一理想，布尔什维克党能在饥饿和疫病包围中战胜了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进攻，在战后极为困难的形势下创造了国家工业化的奇迹。特别当卫国战争作为一场新的民族危机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危机出现时，联共（布）党员们再次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些被羁押而尚未遭杀害的指挥员，刚走出政治保卫局的监狱，顾不上见家人，就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为什么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跨越发展阶段的“急性病”都是共产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因为他们本身就活在理想中，并从理想中汲取最大的力量。同样，在为理想社会奋斗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无数挫折和苦难，也使思想文化素养较低的党员群众，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能够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革命领袖身上，这也是形成“个人崇拜”和过度集权的党内思想基础。

而“大清洗”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一种空前的“自残”，不仅吞噬了大批久经考验、富有经验的卓越的党的领导者，造成冤狱遍于国中，也严重地毒化了党内风气，给党造成严重的“内伤”。

时至今日，关于苏共和苏联垮台，是源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祸根，中国思想界一直争论不休。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大清洗”即使不是苏联兴衰的转折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矛头，是一致地指向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指向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共产党人要同外国干涉军作战，同白卫军作战，还要镇压那些一心复辟的旧贵族、地主富农和上层哥萨克分子的阴谋暴乱和反抗，敌我阵线分明。“大清洗”开始后，这个原本分明的阵线变得模糊、诡异，甚至颠倒了。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而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革命斗争，变成了领导者为争夺权力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消灭敌人”也变成了杀戮同志。

由于“大清洗”开创了肉体消灭党内持反对意见者的恶劣先例，不仅使不同意见销声匿迹，原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党内民主讨论气氛，变成了察颜观色、唯唯诺诺的气氛；本来坦诚相待的同志关系，也变成相互提防、警惕的关系。

还有，因为革命时期生活资料的匮乏，要求首先保证负重要责任者的供应，从列宁时期，就建立了对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制度。从表面看，生产资料公有，人们的工资差距也很小。但领导干部按职务级别享受的生活待遇，和普通群众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斯大林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把这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向上爬”、掌握更大权力，担任更高职务。便成为一些怀着不纯目的入党者的目标。为扫除升迁障碍，他们的利益便和“大清洗”绑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告密和揭发文化。有的人通过诬陷别人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通过出卖灵魂来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因此，“大清洗”毁灭了大批忠诚正直的党员干部的生命，也毁灭了很多受到权欲煎熬的“告密者”和“操刀者”们的道德和人格。

“大清洗”对苏共干部队伍带来最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是道德水准和思想水平下降和从众心理的增长。很多党员干部不愿再思考问题，也不敢再思考问题。

党内关系与党群关系一样，都是检验一个党是否真正有力量的重要指数之一。

“大清洗”的出现，反映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被忽视的理论问题，就是政治腐败。人们一谈腐败，往往就是指经济上的以权谋私，指贪污受贿、道德败坏。而没有看到，领导者滥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以阶级斗争名义去消灭党内潜在的竞争者，剥夺同志的生命和践踏法治，是一种最大的腐败。这种政治腐败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并不逊于经济腐败。（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