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隆文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乌龙集即今天的淮滨县，位于淮河中、上游，明清两代属息县管辖，其地理位置于发展淮河水上运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乌龙集东距淮河上、中游分界处——洪河口14公里，处淮河干流上游之尾，中游之首的位置，因此成为淮河流域黄金水道航运的起点。淮滨县，因地处淮河之滨而得名，是河南省信阳市八县之一，与安徽省临泉、阜南及本省新蔡、潢川、固始、息县毗邻。今天的淮滨县城正是在明清时期淮河流域著名的商业集镇——乌龙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唐代淮盐西输与乌龙集水运的肇始

乌龙集的水运兴起于何时？文献中虽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淮河流域食盐的运销及路线来探讨此问题。

乌龙集原属信阳息县辖境，按嘉庆四年《息县志》所载唐宋两代息县乌龙集周边的食盐情况大体如下：“唐以前息之食盐无定，在价亦无定例，天宝至德间，斗盐十钱。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淮盐每斗增为钱二百一十，后复增六十，民始病。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钱二百五十，民稍便。宋时，两池颗盐最盛，息县隶汝宁府为蔡州所食俱颗盐，每觔自三十四至四十四等。”[1]26也就是说唐朝自天宝元年（742年）至唐朝灭亡的天祐四年（907年）的165年间，包括乌龙集在内的整个息县百姓都是以江淮盐为食。在这165年间，乌龙集一带的盐价先在贞元四年（788年）上涨到每斗二百七十钱，后又降至每斗二百五十钱，致使乌龙集一带盐价上涨的直接原因是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其实陈氏的“病民之举”在贞元四年（788年），此时距安史之乱结束已有26年，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代全国物价已普遍上涨，乌龙集一带的盐价由天宝—至德年间的斗盐十钱到后来的二百七十钱，盐价上涨了27倍。而此时按《息县志》中所言乌龙集一带销售的食盐毫无疑问是溯淮河而来的江淮盐。

今天的淮滨县横跨淮河南北，但唐代的淮滨县域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属淮南道光州辖，淮河以北则属河南道豫州辖，不仅在“汴、滑、唐、蔡之东”，而且在淮盐西输的通道上，是海盐行销区，这一点与嘉庆《息县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按照唐代行政区域来看，唐代乌龙集一带属河南道豫州新息县所辖[2]，新息县即今息县。乌龙集居息县之东隅的淮河左岸，东距息县县治（即今息县城）66公里，而唐代豫州的东邻就是颍州，豫、颍两州的州界就乌龙集之东的汝水（即洪河），乌龙集东距汝河口14公里，而汝水向东不远的颍州境内又有淝水入淮之口，即淝口，因此处淮河干流左岸汝、颍、淝、淮诸水交汇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在唐代淮盐西输的淮河水运通道上，乌龙集处在淮河中、上游水运的核心位置。

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乌龙集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但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各种材料来看，至少在唐宋之际，淮汝交汇的淮河中、上游地区的“水陆传输”促进了这一地区商业集市的兴起，乌龙集应在其中。

二、明清南河盐运与乌龙集水运的繁荣

明清两代的盐法制度“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3]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明代淮盐的运销仍然是沿长江和淮河两条大河溯流而上的，这基本上承袭了唐、元以来的旧制。

明代《一统路程图记·卷五》记载了淮安向西溯淮而上的淮河水运航线大体是由淮安入南海，即经“淮安。十里湖口闸。十里移风闸。十五里清江闸。十五里福兴闸。十里新莊闸。十里淮河口。北去徐州。西南五里马头。六十里洪泽驿。三十里石灰窑。三十里龟山。三十里泗州。六十里旧县。十五里龙窝。三十里山罔。三十里双沟。三十里浮山寺。三十里五河县。三十里小溪湾。三十里三岔。三十里青泥湾。十里凤阳府。三十里十里溜。三十里长淮溜。三十里半步溜。三十里怀远县。北往亳州。二里荆山。禹王庙。廿里马头城。三十里断窑。三十里洛河。三十里石头铺。三十里泥岔。三十里下蔡。三十里寿州河口。三十里焦冈。十五里筍樁河。十五里至正阳。西十里八里躲。六十里颍上县。”[4]245《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记载的这一段水路是“淮安由南河至汴梁水路”的一部分，所谓的南河即淮河。明代称黄河为北河，由淮安向北经徐州至汴梁（今开封）一段的黄河常常“走塞不可测”[4]246，因此南河（即淮河）便发挥了重要的水运通道作用。

从这一段水运的路线来看，江南之盐船先由淮安入运河，再入淮运交口，后向西入洪泽湖，经泗州、五河、凤阳府至怀远县，怀远是涡河入淮之口，由淮入涡可以“北往亳州。”由怀远溯淮河向西经寿州河口、焦冈、筍樁河，再由筍樁河西行十五里即到正阳镇。此处“正阳镇属寿州，商贾聚于河东，曰东正阳，土人聚河之西，曰西正阳，委官收船料，以给凤阳高墙之费”[4]246。这里所说的船料即是按舟船大小、长、宽尺寸，分别收取不同的税额，淮河上的著名榷关为淮上凤阳钞关，凤阳钞关设于明代成化元年（1456年），包括正阳、临淮二关，其正阳关设在正阳镇，位于寿州（今寿县）西60里。[5]156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正阳关在整个淮盐西输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淮船由正阳镇报关后，一路向西北入沙颍河水系，一路继续向西，循淮水而至淮河中、上游一代的固始、息县等地。因此，明代中原地区西部、西南部、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的盐运及其它商业往来都是借助了淮河干流及其沙颍河支流。而息县乌龙集东距颍上县颍河入淮之口108公里，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资料，我们基本可以推断明清时期乌龙集不仅仍以南河水运为淮盐西输的主要通道，而且已逐步发展成为淮河中、上游地区的区域中心城镇。

乾隆二十三年《光州志》中记有“汝宁及开封属陈州、商水、项城、沈丘、西华，南阳府属之舞阳，与今光州所属四县食两淮盐”[6]10。由此看来，淮河中、上游地区的今驻马店、周口、信阳、漯河等地区的食盐运输都是利用了淮河及其支流沙颍河水系，明清之际淮河干流水运对于乌龙集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此，嘉庆四年《息县志》的记载更说明了这一点：“息邑额行淮北纲盐四千三百引，新增加代三百七十五引，盐船至正阳关经乌龙集入境水涸，自临河店陆运抵县，每纲盐一引原额重二百四十觔，雍正四年及乾隆十三年、十六年三次加至六十四觔，两引合并谓之并引，重七百二十八觔。”[1]27息县每年“额行”淮北纲盐四千三百引，后经两次增额共计五千五百引，这些淮北纲盐先至正阳关报关，然后溯淮水而上至乌龙集进入息县境内，运往息县县城的食盐均在临河店卸船，而后经陆运至息县县城。

根据嘉庆《息县志》所载，乌龙集所销之盐应该是在凤阳钞关辖下的东正阳镇报关后，沿淮河而上，过颍淮交汇的古颍口后在向西运到乌龙集的，而这一水运路线正可与《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记颍淮相佐证，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明清之际淮河中、上游地区水运航道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网络。因此，嘉庆四年《息县志》说“盐船至正阳经乌龙集入境。”

因此说淮河中、上游地区的今驻马店、周口、信阳、漯河等地区的食盐运输都是利用了淮河及其支流沙颍河水系，明清之际淮河干流水运对于乌龙集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明清时期作为淮河中、上游水运网络中心的乌龙集

乾隆三十五年高兆煌纂修的《光州志》对于光州盐税与盐运的记载尤为详细：“本州额行淮北纲盐八千七百引，新增加代七百五十八引，又新增加代余盐七百五十八引，共计一万二百一十六引。盐船自淮所至正阳关。经乌龙集小船起驳，由潢河入境，水涸自张庄集陆运抵州。光山县额行淮北纲盐四千引，新增加代一千引，又新增加代余盐一千引，共计六千引。盐船至正阳关经乌龙集小船起驳，由潢河至州城南，用竹簰拽浅抵县。固始县额行淮北纲盐一万引，新增加代八百七十二引，又新增加代余盐八百七十二引，共计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四引。盐船至正阳关小船起驳，经南照、三河尖抵县。息县额行淮北纲盐四千三百引，新增加代三百七十五引，又新增加代余盐三百七十五引，共计五千五十引。盐船至正阳关经乌龙集入境，水涸至临河店陆运抵县。商城县额行淮北纲盐三千四百引，新增加代二百九十七引，又新增加代余盐二百九十七引，共计三千九百九十四引。盐船至正阳关小船起驳，经南照、三河尖至固始堆卸，自固始陆运由瓦庙抵县。”[6]12-13

按照文献所载，光州全州“额行”淮北纲盐一万二百一十六引，清代光州州治在今信阳潢川县，辖光山、固始、商城、息县四县，其中潢川、光山位于乌龙集的西南方向，州治潢川所销之盐沿淮河至正阳关，后在乌龙集分装小船起驳，然后沿潢河入境，先运至张庄集后，再有陆路抵州治潢川。因此，从乌龙集向潢川、光山输盐的水上路线来看，乌龙集西南方向的盐运主要借助了淮河及其支流潢河的水运。

息县位于乌龙集之西，息县所销淮北纲盐五千五百引，盐船自正阳关经乌龙集入息县县境，再向西至临河店后，盐船就不能再继续西行，必须在临河店卸船后经陆路转运至息县县城。

商城、固始位于乌龙集的东南。从乌龙集东南固始、商城两县的盐运路线来看，两地盐运除固始经瓦庙至商城一段为陆运之外，其余盐运仍然是借助乌龙集以东淮河河道及其右岸的史、灌河。

另外，乌龙集南潢河、史河之间的白露河明清两代也是可以通航的。今天的白露河是固始、淮滨两县的界河，河道虽有弯曲，但河床平均宽75米，时至今日木帆船上行还能到淮滨县王店乡北庙集一带，[7]462而其下航线也可到今固始县淮河右岸（南岸）的朱皋镇。[8]乌龙集的东北还有洪河，洪河又称洪汝河、大洪河。清乾隆年间洪河河道经过多次挑浚，河流畅达，利于航运，故《大清一统志》中载：“乾隆二十二年，于新蔡县境内开濬深通，加筑堤堰。二十三年，后于汝阳县之谢家塆，挑濬直沟一道，长一百四十余丈，又于柳家湾濬沟一道，长一百十余丈，至今河流畅达。”[9]据《淮滨县志》载，建国前，洪河航道上行可达舞阳县武功。建国后，因上游修水库，航道能力降低，上行只能到新蔡县练村。[7]4621986年编纂的《淮滨县志》中保存了一张建国初年淮滨县（老乌龙集）周边地区内河通航里程统计表，撮录如下：

表1 内河通航里程统计表[7]462

表中所记载淮滨（乌龙集）为中心的内河航运里程统计表数据显示，淮滨的水运以淮河为主干，自淮滨向东88公里轮船最远可达安徽颍上县的南照集，这与《光州志》中所载淮盐运输的水运路线是一致的。自淮滨向西97公里，木帆船最远可达息县，其他淮河沿岸的重要通航码头包括谷堆、洪河口、往流、老观堂、曹集、望岗、三河尖、张庄、耿埠口、踅子集、长陵等12处。而淮滨向南沿白露河而下木帆船可达白露河口、徐滩、万家沟，最远下行57公里可到淮滨县南王店乡的北庙集。淮滨东北沿洪河而上，经洪河桥、栏杆、方集、固城、赵集、麻里店，木帆船可上行129公里到达今新蔡县城下，而洪河流域正是明清两代汝宁府的辖境，淮北纲盐运船就是自淮河转入洪河后再向西北行到达这一区域。因此，从乌龙集周边的水系构成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水运联系来看，乌龙集地处淮河干流，其东北的淮河左岸有洪河，其南的淮河右岸自西向东有潢河、白露河；更东的方向则有史、灌河，这些大小河流构成了淮河中、上游地区的一套水运网络，乌龙集占据了这套水网的核心位置。经过宋元明三代的不断发展，清朝初年就已经形成为这一区域水运和贸易的中心了。

四、水运与乾隆年间乌龙集行政地位的上升

明清以来，由于水运的不断发展，淮河中、上游地区形成了许多诸如乌龙集等富有活力的中小商业集镇，这些中、小商业集镇在以后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水运条件的不断变化，其行政地位也各有沉浮。

以乌龙集来说，光州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的，其下领光山、固始、息县、商城，州治在今潢川县城。乌龙集由于水运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增多，社会治安问题日益显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河南巡抚图尔公炳阿上奏中央，请求将光州州判官直接移驻息县乌龙集，这次奏议并非采取通常设巡检司的惯例，而是将州署直隶机构直接派驻乌龙集，足见乌龙集在当时淮河中、上游的行政地位已非一般巡检司可比。驻乌龙集的光州州判署不仅辖有“息之东六里村保”，而且“凡窝赌、窝娼、私宰、私杀、斗殴、盗窃之事，皆责成管理”，其职权范围比其下级机构巡检司要大，故“而督州及四属捕务犹如故”，此时的乌龙集在行政地位上仅次于光州直隶州，而这样的治理方式“于地方治理大有裨益矣”。这里所谓的“于地方治理大有裨益矣”可能包括两层涵义：其一州判署设于乌龙集，凡窝赌、窝娼、私宰等社会治安问题确实等到了有效的解决；其二州判署的移驻是乌龙集行政地位上升的必要要求，唯其如此，才能够适应乌龙集的进一步发展。故《光州志·卷十四·秩官制》载：“乾隆二十一年，以息县东界安徽颍、阜，幅延二百里，咨官弹压。抚军图尔公炳阿奏请将判官移驻息县之乌龙集，分息之东六里村保隶焉，凡窝赌、窝娼、私宰、私杀、斗殴、盗窃之事，皆责成管理。而督州及四属捕务犹如故。盖一转移间，官不必另设，而于地方治理大有裨益矣。”[5]20

总之，光州州判署移驻乌龙集既是明清以来乌龙集水运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乌龙集行政地位由普通商业集镇上升为县制的开始，当然行政地位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助推乌龙集在清朝中后期的进一步发展。凭借淮河中、上游水运条件的区域中心优势，1951年7月2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析固始、息县各一部，设置淮滨办事处（县级）；“1952年8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裁撤淮滨办事处，设淮滨县（县人民政府驻乌龙集），划归信阳专区领导；……1962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恢复淮滨县，以合并于息县的原淮滨行政区域和合并与固始县的原淮滨县期思、张庄两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淮滨县的行政区域”[7]48。乌龙集发展为淮滨县，迄今已有六十年了，这一成果应该是淮滨水运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今天的淮滨县城是在明清时期淮河流域著名的商业集镇——乌龙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依托淮滨县城而形成的淮滨港经过明清以来的发展已经成为淮河中、上游流域重要的港口，它不仅是淮河中、上游及其周边地区与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横向经济联系的窗口，而且淮滨港的经济辐射力早已突破淮河中、上游流域的局限，伴随淮河黄金水道水运的延伸达到长江中游、下游三角洲地区及沿海一带。因此，明清乌龙集到淮滨县城的城镇发展过程，不仅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经济地理问题，而且其发展经验对目前中、小城镇的发展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1]刘光辉.息县志·食货志[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嘉庆四年.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0.

[3]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马茂棠.安徽航运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6]高兆煌.光州志·盐法志[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乾隆三十五年.

[7]淮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淮滨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8]固始县志编纂委员会.固始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327.

[9]穆彰阿.大清一统志·汝宁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