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　王元力

何干之（1906—1969）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党史专家，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大军，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根据地从事理论教育，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新中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奠基人。“胡风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生在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它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开场，以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为高潮，以知识界的一个重大错案而落幕，给党的文化建设事业留下沉重教训。

同为党内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何干之和胡风相识于1930年代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并没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同胡风共有8次碰面，他既关心胡风的工作安排，又同胡风的文艺观点有一些共鸣；“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因其名字出现在胡风日记中险遭逮捕，幸赖人民大学党委的保护得以有惊无险地渡过这一劫难。何干之在“胡风事件”中的境遇，堪称这场运动中的“另类样本”。

从相知到交往

何干之和胡风都是从朴素的爱国救亡情怀出发，逐渐走上左翼文化运动道路的进步青年，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共性。何干之和年长自己4岁的胡风，都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都有着留学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背景，也都有在家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经历。日本侵华激发出他们的爱国情感，两人逐渐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健将，积极参加了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何干之和胡风共同的赴日留学经历，成为日后他们在上海革命文化战线并肩战斗的基础。1929年，两人先后到日本东京，何干之入早稻田大学专修科、明治大学经济科，胡风入庆应大学英文科，从事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和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干之因参加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银座大街+的罢课游行，抗议日本侵占东北而被日方遣送回国；1933年，胡风也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出境。

回国后的何干之先在广州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发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

（“广州文总”），当其遭到广州当局镇压后，于1934年2月由粤来沪寻找党组织，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先后在社联党团、文总宣传部工作。归国后的胡风则选择到左翼文化的大本营——上海，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宣传部长、书记。此后，两人成为左翼文化战线的战友。

除了留学日本的经历外，何干之和胡风还有一个情感的交集点——“鲁迅情结”。胡风在周扬的介绍下认识鲁迅，鲁迅欣赏胡风的人品和才华，两人常有来往并且关系密切。胡风一时之间成为鲁迅倾力扶植的文学后进，成为鲁迅文学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何干之与鲁迅没有直接交往，但也是鲁迅及其文学思想的崇拜者。他原名谭秀峰，之所以取名“何干之”，就是受到鲁迅笔名“何家干”、“何干之”的影响，他甚至更号为“鲁裔”（属谭氏宗族“裔”字辈），并以鲁迅用过的几个笔名为儿子们取名。可以说，崇拜鲁迅，学习鲁迅文风，研究鲁迅思想，是何干之和胡风共有的“鲁迅情结”，构成他们相知的思想纽带。

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发起一场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一方主张前者，胡风一方主张后者，时在日本东京第二次留学的何干之亦卷入其中。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小林（林为樑）派”与“任白戈派”，围绕如何选择剧本、演员与公演地点等问题发生争论。“两个口号”的论争传到东京后，进一步加剧了留日学生的思想分歧。林为棵、欧阳凡海、林林等人拥护周扬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何干之认同“小林派”的观点，但很快就回国不再参与其中。

这一时期，何干之主要从事新社会科学的研究，1937年奉中共中央调令到延安陕北公学任教后长期在根据地工作，而胡风一直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这种研究领域和社会活动空间的差异，使两人从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前并无交往。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50年底，何干之共与胡风接触过8次。首次碰面是在1949年10月18日清华大学举行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何干之、李何林、胡风等人受到邀请去作报告。经李广田介绍，两人在清华大学招待所见面。胡风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清华，何干之、李何林也来了。”“夜，纪念晚会，讲了话。何干之：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到马列主义者——受广州反动和香港利用封建文化的实际感受，深深认识了阶级。”以后几次见面，胡风都在日记中简略地写上几笔。

在第2次到第7次的交往中，谢韬是他们交往的桥梁和中介，也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何干之时任华北大学二部主任，谢韬是华北大学二部哲学教员，属于上下级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关系。1949年4月，谢韬随华北大学二部进入北平后，开始与胡风有了交往。谢韬赞同胡风的文艺思想并同情胡风的遭遇，胡风支持谢韬一篇批评艾思奇文章的观点，两人逐渐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11月1日，胡风去华北大学铁1号宿舍看望谢韬，谢韬介绍说何干之也在这儿，遂领胡风去看何干之，3人到东来顺饭店吃饭，闲谈至晚10时。第3次见面是谢韬同何干之一起去文化部宿舍看望胡风，但时间不详。11月14日，两人又在华北大学谢韬住处见面，后3人和何洛一起到地安门附近的湖南饭馆喝酒。1950年1月28日，何干之与谢韬夫妇、胡风一起到东安市场喝酒闲谈，是为第5次接触。第6次会面是何干之夫妇、谢韬去人民日报社宿舍看望胡风，胡风送给何干之自己写的3本小册子。是年11月12日，何干之夫妇、谢韬、胡风又在东安市场广东饭馆“小小酒家”吃饭，闲谈至下午3时。最后1次见面是在王府井大街盛锡福鞋店里，何干之和胡风偶然遇见，并未交谈。何干之属于延安来的老干部，工资待遇高，上述几次碰面喝酒，都是他请客。

到1950年冬，何干之受邀去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课后向该所副秘书长康濯问及文化界对胡风的观感如何。康濯提到胡风自私，闹宗派，坚持错误，大家都对他不满，等等。这让何干之起了戒备之心，从此自觉中断了同胡风的来往。endprint

同情与共鸣

何干之在与胡风几次见面中，主要听胡风谈对于文艺界的意见，也表达了自己对胡凤个人遭遇和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胡风和周扬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关于胡风的工作安排，即胡风在北京工作，还是在上海工作？在北京又干什么？何干之认为，胡风是“左联”的重要人物，和鲁迅有过往来，竟然弄到连工作也定不下来的地步，因此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他主张胡风留在北京，接受周扬分配给他的文学杂志编委职务，而胡风表示不想干，说要干就干主编，否则他就办同人杂志。何干之劝说他不要和周扬闹别扭，对抗不是办法，周扬是代表党组织的，办同人杂志在上海时期是可以的，解放后是不允许的，是脱离党的领导。

其次，关于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何干之谈得最多，说：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代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创造社代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创造社注重自我表现，鲁迅对它的批评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在鲁迅活着的时候，特别是1928年—1930年，创造社攻击鲁迅，给他戴上了封建余孽、有闲阶级、康自庚（买办）、法西斯蒂（Fascist）等帽子。但鲁迅一死，创造社又说鲁迅是父族的杰作、不朽的光辉。他认为，创造社在“左联”成立前对鲁迅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做法。对于这些观点，胡风既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

关于文学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他们曾经谈论徐懋庸为什么写信给鲁迅，胡风认为有人授意，何干之同意他的观点，由此谈到了鲁迅之死。1936年初，鲁迅大病一场，本来可到苏联休养，也可到日本休养，但鲁迅表示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他哪儿都没去。这里的“敌人”所指为何，他们交流了看法。

再就是关于党的文艺政策。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什么”和“怎样为”的问题，胡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作家不一定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作品，不熟悉工农兵就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五四以来，真正有几个写工农兵的作家？茅盾的《子夜》，主题就是资产阶级，一样有全国的影响。又说作家不下乡下厂，不和工农接触，改造世界观，也可以写暴露小说。关于文艺理论问题，胡风说文艺家最懂，政治家管政治，文艺家管文艺，党要向文艺家请教文艺问题。由此，又谈了向中央写信的问题，胡风当时情绪非常激动，说：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有周扬无我，有我无周扬，或者党中央信任周扬，那我就更倒霉，处境从此更差，从此抬不起头来，或者中央相信我，那是我出头的日子了。他还说：“我写过一首诗《时间开始了》，在中央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我不一定完全孤立，从此一蹶不振。”对此，何干之觉得胡风敢于说话，也同意他的一些文艺观点，同时又觉得胡风公开冒出头来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及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太冒险了，要吃大亏，因此极力阻止，劝说胡风千万不可写信，先接受工作，什么也不要谈，埋头苦干几年，取得信任再说。

此外，何干之还对胡风谈到自己写书的计划。胡风当面称赞他的（《鲁迅思想研究》，对《鲁迅传》和从古典小说来看中国社会的写作计划也很赞成，嘱咐他一定要完成。胡风说：“学校的领导工作可以不干，书不可不写。写一本书有全国影响，比当一个部主任的作用不知大多少倍。”另外，还谈到茅盾问题，文化遗产的问题，等等。

从谈话内容来看，他们在文艺观点、文艺政策以至文艺运动一些问题上是有思想共鸣的。对鲁迅和五四启蒙运动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对胡风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观点，何干之不完全赞同，但也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当谢韬为胡风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问题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查找资料时，曾就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统治阶级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理论问题向何干之请教。不过，何干之对文艺理论并无深入研究，也就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

风暴来袭

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曾经召开会议，《文艺报》也曾发表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54年7月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后，对胡风的批判，借助对胡适思想批判的凌厉声势，进一步升级。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一场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其文网之密，令知识界惶恐不安。

1955年5月13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公开发表了从书信中摘编的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开始组织北京高校师生开展反胡风学习。7月—12月，高校结合反胡风斗争，开展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依据胡风的通信，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中与胡风有过通信的人，被主观上推断为“胡风分子”。中国人民大学同胡风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谢韬、教员俞明仁、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何干之身陷其中，在劫难逃。

《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1批材料后，何干之惊诧以私人信件定罪，惴惴不安。5月17日，谢韬被公安部逮捕后，他更是不由联想到自己与胡风也有过接触，会不会也出问题呢？《人民日报》公布第2批、第3批材料后，他更加惊恐不安。5月24日，他为了争取主动向党委写了一份材料，简单交待了自己同胡风、谢韬的交往，表示要坚决同“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提高政治嗅觉。形势日趋紧张，他还宽慰妻子刘炼说：“我们和胡风的谈话可见天日，我劝他接受党安排的工作，听从党的领导，有什么不对呢？你只是跟我见了他一面，毫无瓜葛。但是一定要写材料的，也会有人找你，你如实写好了。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孰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已经向他袭来。

当《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2批材料后，在杭州休假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预感到这是一场可能会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风暴，当他看到有胡风写给谢韬的信时，立即让恰好在杭州出差的学校教务部副部长李新赶回北京了解情况，尽可能保护谢韬。李新回京返校后，立即到党委办公室，几位公安部的干部正神态严肃地同胡锡奎、邹鲁风两位副校长谈逮捕何干之的事宜。李新问为何要抓捕何干之，公安部干部回答说胡风日记提到同何干之数次会面的事情，可以认定何干之和胡风关系密切，是“胡风分子”。李新追问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对方回答只记有会面数次，无谈话内容，多次一起吃饭。李新坚持先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强调这么大一件事情，人民大学党组开会研究才能决定！公安部来人见此只好松了口，说那就先让何干之写交待材料，他们回去向上级汇报后再作决定。这样，当时就没有逮捕何干之。

后来，人民大学党组开会讨论时，李培之、李新等大多数人反对公安部拘留审查何干之，认为他和胡风1930年代没有直接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和胡风、谢韬等人只是在一起吃饭聊天，不曾有组织活动，不一定是胡风分子，只是谢韬同胡风接触较多，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谢韬转来后，请俞明仁抄写的。一向爱护干部的吴玉章参加了这次会议，很关心何干之、谢韬的安危，会后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打电话希望组织能够慎重一些。吴玉章是罗瑞卿的入党介绍人，他说了不应拘捕何干之的理由，还说谢韬是他看着长大的，很了解，不是“反革命”。罗瑞卿同意不拘捕何干之，也承认抓错谢韬了，但无奈地向德高望重的吴玉章表示这是上边定下来的，没有办法释放谢韬。

虽然何干之没有被逮捕，但人民大学宣布对他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责令反省交待问题。从6月8日至7月21日，他多次写材料检讨自己与胡风、谢韬关系的前前后后。7月31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根据他的交待情况，向校党委提出专案处理的意见。1955年下半年，人民大学开展内部肃反，他又因此被列为审查对象。到1956年3月21日，经过审查后，人民大学肃反办公室作出“何干之和胡风属于一般来往，不给予处分”的结论。3月31日，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副书记宋硕批示同意人民大学对其不予处分的意见。

据统计，1955年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共触及2100余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谢韬因直接参与了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的活动（对理论部分的稿子提过意见，并提供列宁、斯大林论民主、国家、文化等方面的一些资料），被认定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由公安部门逮捕后，一度得到吴玉章的保护，在东四六条39号院吴玉章住所的东厢房接受公安部人员的审问，直到1957年11月才转到集中关押北京“胡风分子”的公安部干部宿舍院。与他们相比，何干之是幸运的，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运动。（编辑 杨琳）

（作者耿化敏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王元力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