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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十大特点及其政策含义

2014-09-14研究员

国际贸易 2014年12期
关键词:跨国公司价值链贸易

赵 瑾 研究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决定当代及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十大特点及其政策含义对于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新格局中创造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价值链是分工链

跨国公司将产品内不同的工序、任务、环节在空间分割,组成了价值增值的不同链条,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应由关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向针对具体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国际分工已经由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转变成产品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生产过程在空间分割为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以及最终消费品和回收处理等不同环节,自身专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资本运作等高附加价值环节,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诀窍,将比较劣势、低附加价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剥离出去,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形成类似美国总部、中国工厂、印度呼叫中心、美国和西欧零售店的国际产品分工链。如IBM将PC业务出售给联想,专注于企业核心竞争力信息服务(如技术支持服务、战略与设计咨询服务、企业IT安全服务)、行业解决方案(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慧城市、企业营销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等。耐克专注于品牌,通过全球供应商网络生产鞋。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产品分工体系中,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和服务。而最终产品所体现的也不是一国制造,而是Made in World(世界制造)。这意味着现代企业竞争已经由最终产品竞争转化为生产过程不同工序、任务和环节的价值链竞争。一国价值增值或竞争优势已经不体现在最终产品,而体现在价值链的中间产品。为此,一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本国产业竞争的新优势,必须改变致力于最终产品的传统产业政策,制定目的在于提高“片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的附加价值,针对具体价值链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的国际分工体制下,以产业政策见长的日本将产业政策的着力点置于最终产品。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将重化工业作为优先发展产业,在全套自给型国际分工体制下,分别制定了促进钢铁、煤炭、石化、机械等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在当代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产品分工体制下,日本开始实行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通过税收、补贴、金融等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干预生产要素的分配,以技术创新实现最优产业配置。进入21世纪,日本又制定了21世纪技术创新的IT基本战略,即e-Japan战略。

适应全球价值链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我国应制定直接指向更高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环节的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如技术创新政策等,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由成本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只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方面,对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我国应制定有利于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在高新技术和尖端产业生产中构筑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二、全球价值链是生产链

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运营,并针对具体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和模式确立其关键性区位决定因素,政府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应根据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环节转向提供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关键性因素。

全球价值链是生产链,不是消费链。企业作为生产的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主导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2010年美国商品进出口的大约2/3是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内完成的。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的93%与跨国公司有关。

目前随着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细化,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已经超越了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稳定性,以及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一般性因素,而是依据跨国公司采取的治理模式和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寻求关键性因素。

1. 跨国公司实行FDI还是NEM(非股权方式),其对区位选择的具体考量各有不同。实行FDI,其区位决定因素是市场准入、国际投资协定、私有化政策,以及其他投资促进和投资激励等;实行NEM,如表1所示,其区位决定因素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稳定的商业法规与合同执行情况,以及旨在提升本地企业技术能力的便利化措施等。

2. 跨国公司针对其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采取不同的区位选择考量。如表2所示,在价值链的上游——知识创造环节,国家创新体制、知识产权制度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中游——主要运营环节,产业园区、低成本熟练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等是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下游——销售和服务环节,服务贸易限制和促进政策、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表1 各类NEM活动的主要区位决定因素

表2 全球价值链任务和活动的主要区位决定因素

为此,政府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应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即在确立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环节的基础上,应根据跨国公司针对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和模式选择所确立的关键性区位因素的新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吸引外资政策。如要吸引跨国公司的非股权投资方式,特别是NEM广泛运用的特定行业(如电子、汽车零部件、医药、服装、鞋类、玩具等合同制造),以及IT服务和业务加工外包等,政府应在知识产权保护、管理NEM合同的专门法律保护、提供各种便利化措施(如起步阶段的补贴、财政激励等)上实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措施,提高对跨国公司的区位吸引力。而要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环节,由低端进入高端(如知识创新),政府应建立国家创新体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科技园区、实行投资激励等措施。

三、全球价值链是增值链

其增值大小取决于不同产业、不同NEM模式,以及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产业的关联,政府应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产业集聚提升国内生产能力,提高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增值比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跨国公司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全球布局区段生产。跨国公司所处价值增值的区段不同、选择的模式不同、与当地产业的联系不同,则其增值也不同。

1. 产业增值:产品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值高于制造业。微笑曲线显示了居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状态。如图1所示,2010年在贸易总出口中,虽然制造业占总出口的71%,服务业占总出口的22%,服务业出口占比不足制造业的1/3,但按照新的增值贸易统计方法,在贸易增加值的创造上,服务业(46%)大大高于制造业(43%),贸易增加值的几乎一半(46%)来自服务业。

2. 跨国公司NEM:合同制造和服务外包在NEM中增值创造最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NEM每年直接带来的增加值约4000亿~5000亿美元。其中,合同制造与服务外包创造的价值最大,超过2000亿美元。而在合同制造中,汽车零部件贴牌生产与服装制造在增加值中占比最大。

图1 2010年全球总出口、贸易附加值和IFDI存量的产业构成

3. 国内增值与国际增值:外国子公司产生的国内附加值占出口的份额高于国内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增值小于国外增值。在全球价值链增值创造的跨国转移中,发展中国家在当地获得的价值多少取决于进口品投入、外国子公司在附加值创造中的作用,以及跨国公司利润汇出和转移定价相关的政策。UNCTAD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外国附加值平均占比只有25%,国内附加值占比高达75%,但在75%的国内附加值中,25%~35%属于外国子公司创造,事实上只有40%~50%价值增值由本国企业创造,发展中国家国内附加值占出口份额平均值大约在40%左右。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目的是提高国内增值比率,促进GDP增长,创造就业。根据全球价值链增值特点,为了实现全球价值链参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贸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贸易以中间投入物化在制造业中,它占据全球价值链增值的高端,并在全球贸易的出口中高于制造业。为此,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有利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比率。

第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如上所述,合同制造与服务外包在NEM中创造的增值最大。影响服务外包的政策因素主要是对服务贸易的限制、税收政策、管理服务外包合同的法律,以及通过教育、科技竞争力支持技能培养的政策等,因此,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除了建立服务外包基地外,应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外包人才培养。

第三,通过产业集群,促进本地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链接,扩大全球价值链对国内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内增值比率。分工是报酬递增的源泉,集聚是使分工实现报酬递增的空间组织形态。产业集聚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交易费用,而且会使企业获得创新、市场的外部性。经验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促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得经济利益,并扩大产业集群内当地企业获得收益的机会(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四、全球价值链是利益链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要提高在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政府应实施技术创新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完善竞争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参与价值链不同工序、任务和环节的企业,都会产生价值增值。但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

1. 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低端,获利较少。在微笑曲线中我们看到,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获利高,处于微笑曲线中端的获利最低。发达国家以技术和品牌优势控制着价值增值创造的高端,获利较多,而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的优势处于价值制造和组装的低端,获利较少。如在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制造的中国在售价321美元的增值中只占1.2%,处于高端研发、技术、分销和零售环节的Apple公司收益占比高达64.2%。同样,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服装全球价值链生产中,从事制造的人口占全球价值链生产的90%,但他们从产品售价中的获利不足10%。

2.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附加值中的公平份额,使其在有限的得利中获利更少。转移定价是发达国家转移利润常用的手段,全球价值链为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获取更大利润创造了便利。其主要原因,一是全球价值链将生产分割、分工细化,扩大了国际生产网络,拓宽了跨国公司定价的控制范围,为跨国公司操纵商品和服务的转移定价提供了更多的跨境渠道和机会。二是服务业定价与制造业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无法通过公平交易标准进行交易,而服务业在出口增值中的占比又较高。

3. 跨国公司通过系统整合进行全球价值链治理,在提高自身获利能力的同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风险。如表3所示,跨国公司通过契约手段和强有力的议价能力对全球价值链进行管理和控制,设置技术进入壁垒,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价值链制造低端。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以精益思想改变供应链,随时调整供货商,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就业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国际分工进入产品内国际分工,虽然不同分工形式下的贸易利益来源及其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特殊禀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机遇,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要打破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发展中国家必须突破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通过实行技术创新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由低端进入高端。同时,为了打破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应进一步完善竞争政策,加强竞争执法。

五、全球价值链是融合链

全球价值链将不同产业、不同国家融合在同一产品生产中,贸易—投资—服务—技术诀窍的紧密联系要求各国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确保贸易投资技术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表3 跨国公司的契约化工具与议价能力来源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革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产业、企业、技术、国家高度融合的时代。全球价值链通过生产区段的跨国生产,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融合经济时代的缩影。从这种意义上讲,全球价值链也是一个融合链。

1. 产业融合。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融合性首先体现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从微笑曲线中我们看到,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服务(如能源、运输、通信、保险、会计、设计、软件和其他技术知识等)被物化在农产品和制成品中,全球供应链整合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他们通过运输、信息和金融平台相互联系,形成网络。如图2所示,如果将国内出口附加值来源分解为来自出口行业的附加值和来自其他业务活动的附加值,则在菲律宾半导体国内出口附加值55%中,制造业提供的增加值为14%,服务业提供的增加值为41%。

2. 经济体融合。全球价值链通过供应链和生产链将不同类型国家的生产与服务融入同一产品生产中。不同类型国家的企业以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中,Made in World 的最终产品凝结了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和服务。如图3所示,2010年,全球一半以上(57%)的国家加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其中,发达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59%,发展中经济体为52%,转型经济体为52%,最不发达国家为45%。

3. 贸易—投资—服务—技术诀窍的密切联系。根据OECD、WTO和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全球价值链已经产生了“贸易—投资—服务—技术诀窍的密切联系”(WTO、OECD、World Bank,2014)。例如,NEM既不是通过股权进行控制的FDI,也不是不通过股权控制的贸易方式,而是介于FDI和贸易之间,与FDI与贸易融合的新形式。在全球价值链中,FDI、NEM和贸易紧密融合在一起,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政策,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阻碍外向型投资,而全球价值链中的投资措施,如市场准入限制、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限制等也会削弱出口竞争力,影响贸易。

融合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协调。全球价值链所体现的产业、国家,特别是贸易—投资—服务—技术诀窍的融合要求各国应实行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并确保贸易、投资和技术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因为如果进口作为价值链增值的一个生产环节是为了出口,则一国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会影响其国内价值增值,削弱企业出口竞争力。同样,对急需外国资本或技术以增强本国生产能力的产业实行FDI限制也可能阻碍该国进入全球价值链,最终影响出口附加值。

六、全球价值链是合作链

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最终产品凝结了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合作,并呈现出区域集聚性特点。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合作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现实选择。

全球价值链是融合链,其最终产品的实现凝聚了全球范围内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国家的合作。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范围的扩张不是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如图4所示,2010年区域价值链流动占全球价值链的份额,北美和中美价值链的联系最强(61%),其次是欧盟(57%)、东亚和东南亚(42%),在此,我们特别强调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合作。

全球价值链的区域集聚性特征,体现了全球价值链产业发展与周边经济体供应基地和市场的紧密联系,凸现了区域价值链的关联性对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应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合作入手。如表4所示,联合国贸发会议要求政策制定者应努力创造贸易和投资政策及机构间的协同效应,并强调这是实现区域合作的关键。2014年5月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批准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合作中,APEC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

图4 2010年区域价值链流动占全球价值链的份额

表4 针对区域价值链的区域产业发展契约

七、全球价值链是国际链

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生产、国际流通、国际消费、国际分配所体现的是跨越国界的国际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为了降低循环成本,加快循环速度,各国应消除供应链壁垒,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联合国数据显示,当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影响全球价值链。如图5所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面临三大主要壁垒:国内基础设施不足、贸易融资限制和标准履行。而运输、IT基础设施、供应链不稳定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障碍。领先企业和供应商也认为运输成本、交货延迟、繁琐的关税手续比关税和许可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WTO,2014)。

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指出,供应链壁垒可导致海关和行政手续效率低下、监管体系复杂、基础设施服务薄弱等很多问题。如巴西处理农产品出口海关文书的时间是欧盟的12倍;由于美国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一家公司为获得进口许可证而导致化学品运输被延误,运输时间增加长达30%,每延误一天产生的成本高达6万美元。研究显示,降低供应链壁垒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要比消除所有进口关税的做法高出6倍。

为了降低循环成本,加快循环速度,各国应消除供应链壁垒,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落实巴厘会议贸易便利化协议,督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在区域协议下,应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消除供应链壁垒。

八、全球价值链是机遇链

加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扩大贸易、就业、GDP增长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实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机遇,国家应明确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有利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推动企业积极参与。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决定当代国际分工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事实表明,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

1. 有利于实现GDP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与该国人均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呈上升趋势(UNCTAD,2013)。

2. 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贸易增加就业,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往往能创造就业,而且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反映出口创造就业的指标——国内附加值中的劳动力成本占比越大。2000—201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较快国家的出口中劳动力的增长速度(14%)快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较慢的国家。

图5 2013年伙伴国和援助国对企业进入价值链主要壁垒的看法

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研究显示,当地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四个渠道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着从工序升级开始,沿着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的发展轨迹(Mike Morris, 2002)。如印度成功从20世纪90年代的软件开发业,发展到今天的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

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和分离,给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推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国家应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创造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第一,建立良好的整体商业政策环境。整体的商业政策环境包括:贸易和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竞争政策、劳动力市场监管、知识产权、土地使用等。其中,竞争政策对于防止跨国公司通过合同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限制竞争实行垄断,提高国内价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产业间国际分工相比,当代国际产品分工下中间产品多次跨境,特别是现代生产方式定制化的特点对供货速度和贸易投资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全球2万亿美元的跨境贸易成本中,2/3来自边境通关手续。推动贸易投资程序自动化,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贸易。 第三,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在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中,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机场、电信、宽带连接)是吸引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关键。对此,政府一方面应建立吸引全球价值链的工业园区以增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连接,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条件。另一方面,针对价值链的区域特点,应加强改善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重新划定出口加工区以适应对区域价值链的需求。

九、全球价值链是风险链

价值链参与国的工人面临工作条件恶劣、工作不稳定的风险,企业和国家面临供应链中断等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降低全球价值链风险,应在跨国公司实行社会责任计划的同时,实施以出口加工区为核心的公共政策。

跨国公司通过FDI和NEM将众多国家和企业纳入到全球一体化生产中。研究表明,从全球经济的层面上看,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增加GDP、创造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经济发展,但从国家层面上看,一国参加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从中获益。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不同,产业介入方式不同,以及全球价值链本身的跨国性和融合性,参与全球价值链也有风险。

1. 工人就业和健康风险。跨国公司受低成本的压力,将工作外包给工作环境恶劣的分包商,工人一方面面临低工资、低福利、低安全保障、高劳动强度等问题(主要体现在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面临跨国公司随时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后带来的工作不稳定风险。

2. 对技术和价值链低端长期依赖的风险。从技术引进与技能培养看,虽然NEM特别是特许经营方式有利于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能发展,但在合同制造的情况下,合作企业容易被长期锁定在低技术和价值链制造的低端,从而形成对国外技术的长期依赖,并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升级。

3. 供应链波动和中断风险。受不同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一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引发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和衰退。此外,战争、自然灾害(地震、台风、海啸等)和政治风波等因素也可能迫使供应链中断,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图6显示了2011年日本地震和泰国洪水对全球汽车供应链生产的影响。

降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需要国际社会、区域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东道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贸发会议倡议,各国政府应以出口加工区为核心,实施公共政策消除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推动出口加工区向可持续商业中心转型。如表6所示,在社会可持续方面,出口加工区应从政策(劳动法,包括最低工资和工时)、服务(解决劳资纠纷机构)到基础设施(劳动监察员)等方面向区域内运营企业提供劳工问题援助,制定员工职业安全及健康政策法规等。在环境可持续方面,制定污染物排放规则,要求企业提供废弃物、污染物及噪音分贝水平报告等。同时,为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国家应建立确保供应链中断后能迅速恢复的弹性供应链,有效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UNCTAD,2013)

十、全球价值链是治理链

跨国公司通过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和不同的治理模式管理全球价值链。各国政府应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变化适时调整贸易投资政策。同时,为消除其对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全球价值链治理。

跨国公司实行内部交易还是外部交易,在外部交易中(通过合同或市场外包)是实行在岸外包还是离岸外包,取决于交易成本、权力关系和外部化的内部风险。供应链管理战略是跨国公司协调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如表6所示,跨国公司的全球治理模式分为直接投资(FDI)、非股权模式(NEM)和市场交易三种形式。治理模式不同,对供应商的影响,以及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影响也不同。从对供应商的影响看,在FDI下的科层制中,在产品复杂,供应商能力很低,且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时,领先企业通常通过FDI采取纵向一体化的内部治理方式;非股权模式(NEM)是在买卖双方的交易导致协调成本上升时跨国公司所采取的治理模式,包括俘获型、模块型和关联型三种形式,其中模块型治理模式具有全球价值链成本最小、选择与更换供应商便利的特点,被广泛运用于电子行业;市场交易模式适合标准化产品,要求具有简单的协调能力。

图6 2011年部分地区汽车产品年度同比百分数变化

表5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

表6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供应商层面

表7 全球价值链中责任投资的国际标准列表

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由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对供应商的影响不同,其战略变化必然对所在国的贸易投资政策选择产生影响,政府应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变化适时调整贸易投资政策。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国际性和融合性,以及全球价值链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如系统性风险、跨国犯罪、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应对由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范围,需要国际组织实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目前国际组织在保护人权、打击犯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已经制定了国际原则和相关标准(见表7)。预计随着TPP、TTIP和TISA全球三大谈判的进展,基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新变化的全球治理新体系将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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