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青黎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我们不要因为前行， 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自从电影《小武》叩开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大门之后，贾樟柯身上就始终带有一种鲜明的反叛精神，他沉默冷静，从不做单纯的道德评判，热衷于探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的细枝末节，又懂得在冷酷现实中保持温暖基调。对他来讲，做任何事都不必刻意为之，只需追随天性。人生就像一艘无意识远航的船，在哪一站起航哪一站停泊，皆靠天注定。

拍“我们的事”，守望小世界里的艰辛与迷茫

青春记忆、悲悯情怀和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贾樟柯电影中最常见的元素，也是贾樟柯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彼时的他还是流连在山西县城的小混混，终日游荡在街头，靠打架、看录像、打台球消磨时光。但游手好闲的生活没有磨损他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愫，一个又一个梦想接连在贾樟柯脑中生根发芽，他曾渴望学跳舞、做诗人，甚至加入黑社会，后来又计划着报考美术学院。一个偶然的机会，贾樟柯看了一部叫《黄土地》的电影，当他从这部陈凯歌的电影里俯瞰支离破碎、苍茫浩荡的黄土高原时，感官能力瞬间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年，却不懂得换个角度来看我的家乡？为什么我难以打开奔腾的想象力？”也就是这部电影，终结了贾樟柯漫无目的的青春岁月，让他当导演的梦想尘埃落定。

带着对电影的向往，贾樟柯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那时学校每周都会有两节国产电影欣赏课，有一部电影贾樟柯至今印象深刻：一个小县城的局长和老婆吃早饭，餐桌上摆放着橙汁、牛奶、吐司和果酱，两人铺着餐巾吃得慢条斯理。这让贾樟柯觉得无法忍受：哪个县城局长一大早不是喝稀饭吃咸菜？中国电影怎么虚假到了可以篡改县城小干部的食谱？也就是从那时起，贾樟柯暗暗决定：将来自己做电影，必须敬畏现实。

看了上百部国产电影后，贾樟柯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国产片要么是抗战片，要么是改革片，总之讲的都是特别大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事没人拍呢？那种每天游荡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彷徨、关在小格局里的坚信和迷茫，怎么就无法在电影里找到与之对应的状态？“既然没人拍，那就自己去拍吧”，这是贾樟柯最原始最朴素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小武》《站台》《世界》和《二十四城记》，他也因此成为了沉闷文化中的一抹亮色，被电影评论家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虽然国际评论家一直对贾樟柯不吝赞美，但批评声也一直伴随着他，其中最犀利的声音就是：贾樟柯老在拍灰糊糊的山西，把贫穷贩卖到国际上换奖杯，“为什么不拍拍上海和深圳，总是拿山西来说事？”人们这样质疑他。

“我就爱拍灰糊糊的山西，那儿承载了我太多记忆。中国文化应当包容那些不愉快的电影，而不是用华丽的底色掩盖它们。当然，我不会局限自己，像福克纳一样一辈子只写一个地方，但只要有好的题材，我还会围绕山西小县城讲故事。”贾樟柯的态度依然笃定。

拍电影，最重要的还是因缘

每次贾樟柯一有新作出炉，媒体都会将关注点放在影片类型上，去探究他是否在转型，又或者延续了既定风格。但贾樟柯并不在意这些。他喜欢将自己置于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坐标上，去挖掘世俗生活背后的时光流程，关注普通人的喜悦与伤痛，至于形式，则不必拘泥。

虽然不做规划，但贾樟柯渴望一种寂静甚至寂寞的创作状态，一旦开始构思新题材，他就变得六亲不认，常过家门而不入，避免不必要地耗费精力：“我渴望万籁俱寂的创作状态，就像道家崇尚的心斋、坐忘，收视反听，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随缘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拍电影，最重要的还是因缘，什么时间遇上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碰到什么样的景，然后才能成就一部电影。至于拍摄手法我不担心，我相信自己的能力，遇到好素材就能掀起高潮。”

的确，贾樟柯做事随性随缘，但同时他又很长情。当年去山西师范大学挑演员，他偶然挑中了担任舞蹈老师的赵涛，她不算美，但自然家常，身上有种代表芸芸众生的气质。于是她变成了《站台》里的尹瑞娟、《任逍遥》里的巧巧、《世界》里的赵小桃……这一合作就是十几年，她也从当初的“贾女郎”变成了他的妻子，并在他的戏里修炼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

除了赵涛，贾樟柯电影里还有许多观众熟悉的面孔，比如王宏伟，几乎会在他的每部戏中出现，虽然饰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观众依然能够从他在电影中穿行的轨迹里解读出宿命的意味；还有每部电影中不更名不换姓的三明，作为一个统一的角色始终存在于贾樟柯的人物画廊里，昭示着时光演变中固守原貌的人与事。

不仅人物，贾樟柯还会在电影里重复某些场景，比如城墙，他迷恋上面撒满的光阴气息，故而多次在电影中再现城墙边的故事，就连取景的角度也不愿改变。事实上，他想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人还是那群人，国家还是这个国家，山河草木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事情变了，遭遇变了，故事也要随之改变。

为了更好地展现变革带来的影响，贾樟柯也做过一些电影之外的努力，比如推动实施了“天翼计划”，培植国内有想法的导演。

当世界匆忙赶路时，不要忽视那个被撞倒的人

贾樟柯的早期电影善于表达小人物的无奈，虽然在大众眼中他们不值一提，贾樟柯却能读懂他们琐碎到尘埃里的心事和沁入骨髓的悲凉，因为他也曾是其中的一员。而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这种关注开始逐渐扩大，贾樟柯也将镜头对准了变革带来的副产品——暴力。而这种倾向在他的新片《天注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看过《天注定》的人都会惊讶于影片的野性，以及暴力带来的巨大震慑力。在贾樟柯看来，暴力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瞬间性的宣言，是遭受命运挤压的当事人在告诉这个世界：“我就这么做了，我要让人知道我过得很不好。”而《天注定》里义无反顾选择暴力的几个人，都脱胎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事件：姜武饰演的大海多年来执著于维权，却被所有人当作一个笑料，于是他拿出猎枪，踏上了快意恩仇之路，最终露出了凄凉又满足的笑容；王宝强饰演的杀手在冷漠的亲情和纷杂的社会中无所适从，只觉人生“没意思”，只有枪声响起才让他感觉不无聊，于是他从承受者变成了施暴者；赵涛饰演的桑拿店前台在客人的欺辱中忍无可忍，最终掏出水果刀选择了一条找回尊严最快捷的道路；而罗蓝山饰演的少年被生活里的不如意和单调的工作折磨得身心俱疲，纵身跃下了工厂宿舍的阳台……片中人物决绝的眼神和满身的鲜血都在触摸这个社会的伤疤，但贾樟柯说：“我无意于批判社会，只是想用镜头语言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当一个社会急匆匆赶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前行，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贾樟柯并不支持暴力，甚至对此感到恐惧，但当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会尝试着忽略道德层面的善恶，去挖掘事件背后的深意。在许多人身上，他读到了一种可贵的反叛人格，比如在研究大盗张君的时候，贾樟柯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君每弄到一把新枪，竟会像吻一个女人那样去吻它。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与贾樟柯内在的某种潜质不谋而合，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捕捉它、记录它。事实上，对贾樟柯来讲，做电影也是一种反抗，只不过没那么极端而已。

作为一名独立导演，贾樟柯努力呈现他所看到的真实世界，在电影里运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不溢美、不隐恶，不盲目臆断，也不屈众附和，只让事物呈现出它原本应有的面貌。或许有些残酷，但这世界上本来就不缺乏残酷，此时不刻意遮掩也是一种仁慈。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