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尔

她是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也是我国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学的创始人。她以成功救治被国外医生判了“死刑”的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闻名海内外。她还救治过许多比刘海若更严重的病人，创造了很多医学奇迹，被誉为“神医”。对于“神医”的赞誉，她坦言世上并无神医，她也曾因为手术失误而内疚，甚至想过不再行医。在长达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她始终抱着“大医精诚，医者当尊重生命”的理念。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忙碌中，她并不缺少对家人的似水柔情。让我们走进大医凌锋的精彩人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初您为什么选择以男性医生为主的神经外科？

凌锋（以下简称凌）：从1973年我正式做医生，到现在已经41年了。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医生的职业是多么崇高。“文革”期间，我入伍当了一名卫生兵，任务是给病人擦澡，接大小便，打水，送饭等。即便是做这些简单的事情也让我感觉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你帮助了别人是一种多大的快乐。当时我唯一痛苦的事情就是对医学知识知道得太少，这也是我学医的最大动力。1970年，我被保送到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现第三军医大学）学习。3年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起初，我被分配当了骨科医生，实习一年后，开始在大外科轮转，最后一科是神经外科。当时的神经外科主任刘承基教授觉得我性格沉稳，心理素质好，是干神经外科的料儿，就有意识地指点、引导我。1977年，我调到解放军301医院，正式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记：早年您赴法国留过学，这个机会怎么得来的？

凌：那时神经外科患者死亡率很高，活下来的患者也大多处于昏迷状态，作为医生却束手无策，我非常难过，平时只有多看书学习。1980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医学院院长乌达尔教授访华，在301医院讲课时，我大胆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得到了乌达尔教授的详细解答。第二天，乌达尔教授又到301医院查房和座谈，查到的患者恰巧是我负责的，患的是脊髓血管畸形。得知我采用的是脊髓血管造影的确诊方法，乌达尔教授很满意。过后我才了解到，脊髓血管造影是乌达尔教授发明的，当时这项技术在国内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因此，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乌达尔教授当场邀请我到法国学习介入神经放射技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这样的留学机会非常珍贵。此后的一年里，我傻傻地等待法国方面的邀请函，却一直没有消息。那时候给国外写信还要通过政治部门，也不知道如何写，只能傻等。但我不甘心错过这次机会，最后在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教授的帮助下才得以成行。在法国学习16个月后，我回到了国内。这次进修让我掌握了世界上神经外科方面的先进治疗方法，也为我取得今天的成绩奠定了基础。

记：您因治愈被国外医生判了“死刑”的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而被称为“神医”，当时对治好她心里有底吗？

凌：首先说明，世上并无神医，我更不是什么神医。救活刘海若，对我来说就是四个字：理念、用心。平时我爱用哲学的理念看问题，这样就不至于钻牛角尖。当年刘海若伤势严重，有人说她脑死亡，很多人束手无策。我看到她并没有脑死亡，原发性损伤不是很重，严重昏迷是继发性损伤，而继发性损伤有一定的可救性。后来又观察到她前几天用药有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辩证地分析她的病情，看到还是有一丝希望的，才下决心把她带回来。后来，朱镕基总理问我：“你是一个人去的？没跟别人商量就敢把她带回来，胆儿够大的。”我对总理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过对刘海若的治疗实践，我感觉哲学是贯穿在医学中通用的理念，在其他领域做事、分析问题，也应该有这个理念和意识。

记：在您从医生涯中，像刘海若这样的危重病患者应该很多吧？

凌：是有很多。有个小伙子得了脊髓血管畸形，我给他做了介入治疗，做完后病人感觉不错。但一天之后，他就感觉越来越不好了，最后双下肢完全瘫痪。一天查房时，那个小伙子对我说：“凌主任，现在我觉得下半身就跟没有了一样。”他的年龄跟我儿子差不多，听了他的话我心都碎了。我几天都没睡好觉，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他是一种特殊的回流系统问题，因为病人的回流系统很差，但是我在做栓塞过程中，可能因为有颗粒过去，把有限的回流系统堵住了。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手术，把他的畸形团全部切掉，这样还是有机会的。做完手术，病人的腿很快就能活动了，他的腿今天能动一个脚指头，明天能动三个，后天能动四个，然后能挪动了，最后慢慢康复。后来，那个小伙子到英国留学，学成后又回国了。现在，那小伙子一天到晚叫我凌妈妈，他的家人也把我当成家里的一分子，有什么困难都来找我，甚至包括孩子找女朋友、结婚等。

记：您救治过很多危重病人，有没有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

凌：有啊。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你把他救活了，还能挽回一个家，这个时候我是最有成就感的。1996年，西安有个10岁的男孩，基底动脉长了一个巨大的动脉瘤，压迫了脑干，走路摇摇晃晃，而且不能吞咽，非常危险。他的父母曾给国外的医院写信求助，人家说可以给他做手术，但孩子可能会死。后来他们把孩子转到我这儿，我给他做了介入治疗，就是把两条供血的血管全部阻断，然后用抗凝治疗，让周围其他的血管供应脑干。那个时候，很多抗凝药还没有，只有最基本的肝素，而且还没有输液泵，检测设备也不是很全，实际用药量多了还是少了，没有一个检验的东西能清楚地显示出来。我在病人旁边守了7天7夜，一直在观察。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进去一摸他身上滚烫。不好，发高烧了！因为脑干受损之后，会有那种脑性的高热，一旦发了高烧很可能产生惊厥，一惊厥缺氧等可能造成全盘崩溃。当时我很紧张，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身上盖的单子撤掉，一只手拿起一瓶酒精洒在他身上，另一只手抓过电风扇就吹。当时测了孩子的体温是40.1℃，用上药过了10分钟，体温就降了1℃，然后慢慢往下降，整个过程非常紧张。

记：患者的父母也很紧张吧？

凌：我们忙得热火朝天，他的父母也在监护室门口坐了7天7夜。孩子生病前，夫妻俩正闹离婚，吵得天翻地覆。孩子一生病，夫妻俩的“战争”也停止了，团结一心救治孩子。孩子的病这么重，两个人就得相互有个依靠，彼此间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治疗了一个星期，小男孩的妈妈找到我说：“凌主任，我看孩子太受罪了，你们也尽力了，就别让他遭罪了，算了，我们放弃了。”我说：“你们是因为钱跟不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倒不是钱的问题，孩子他爸是做生意的。我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再给我一周的时间，如果还不行，就算了。”因为当时我估计一个星期可能会有奇迹发生。小男孩的父母一听医生都没有放弃，他们干吗要放弃啊？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孩子的病就慢慢好转了。

记：18年过去了，您知道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样了？

凌：知道，因为他家人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当时治疗一个月后，孩子是走着出院的。一年后，孩子是踢着足球回来的。过了6年又来复查，孩子的身体完全康复，随后就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又过了6年，他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回国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父母也不再闹离婚了，已经和好如初。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他的父母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吵，因为最困难的时候是两个人相互依靠着走过来的。我还记得那个男孩出院不到一年，有一天我在坐诊，突然来了一个女的，一下子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就哭，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把她扶起来，问她什么事。她说：“凌主任啊，我就是去年您救治的那个小男孩的妈妈，我是特地来感谢您的，我太谢谢您了！孩子现在特别好。”此后，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的状况，还给我寄来孩子的照片。这让我很有成就感：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家。

记：冒昧问一下，您有过那种感觉很挫败的事情吗？

凌：有一件事不但让我有挫败感，甚至有放弃从医的想法。那是一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我给他做手术，当时手术过程很顺利，但是因为有一根血管挡在那个地方，我把那个血管给烧断了。那是一个比较小的血管，没想到那个血管起到了主要的引流作用。手术后，病人大脑肿得厉害，后来这个病人就死了。病人家属为这个事情写了很多信，这是我从医生涯中唯一的一个病人家属写信骂我的。我一点都不恨这家人，因为我的手术导致这个病人的死亡，虽然说病人的死亡原因不是我的手术违反操作规程，也不是因为手术做错了造成的，而是病人个体的一种变异，一般人这个小血管是可以被烧断的，但是碰巧有的人就不能。但这毕竟是我做的手术，直到现在我心里还很愧疚。

记：在您接触的患者或患者家属里面，对于医生的治疗，是理解的多还是不理解的多？

凌：当然是理解的多。我遇到过不理解的患者，你跟他说什么，他就跟完全听不见一样，没有沟通的余地。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是脑干延髓的血管畸形，已经出血了，不治不行，要治就只能做手术。做手术后前几天还挺好的，说明手术本身对他没什么干扰，但是5天后，他又发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他的家人不愿意了，在医院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我办公室的门都踢坏了。虽然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那个时候会感觉心里很受伤。可是医生是不能跟病人置气的，因为病人需要你的帮助，你就不能跟他计较，就跟大人不能跟小孩计较是一样的。

记：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平时您对下属是怎样要求的？

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杀的时候，有医生对我说：“领导，这几天每次路过急诊室，我心里都有些发毛，总想着有没有人突然向我拔刀。”后来我发现很多同事都有这种感觉，路过急诊室都提心吊胆。我给他们的忠告是：“既然是偶然事件，就不可能到处发生，不要自己吓自己，要忠于职守，相信世界还是美好的。”医生的职业是高尚的，但受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人心态浮躁，特别是一些年轻医生想的是赶紧挣钱买房子、买汽车。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要能做到安神定志，把心沉下来。因为我们医治的是人，不是一部电脑、一辆汽车，弄坏了可以拆了重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再者，当医生的要望之俨然，不能蓬头垢面，衣着不整；不得多语调笑，戏谑喧哗。我在科室里要求男医生上班时必须打领带，每天刮胡子，头发必须梳整齐。如果你衣冠不整，病人怎么能信任你？在我们监护室门口有八个大字：健康所系，生命相托。这是我请书法家写的。医生护士每天进来出去，都可以看到这八个字，时刻想到这是责任，这是病人对我们的性命相托，不能懈怠。当然，病人家属看到这八个字心里就会感觉踏实，知道医生护士心里有这份责任，把病人托给他们是有安全感的。

记：聊完事业，再聊聊您的生活，您当医生这么忙，有时间陪家人吗？他们肯定有意见吧？

凌：我父母都是医生，非常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不过，作为一名家庭成员，我需要跟家人经常沟通，所以我尽量回家吃晚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又经常回家很晚，所以，基本上我家吃饭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每次回到家，我爱人都快饿晕了，总是不断地吃点小零食，非要等我一块儿吃晚饭。而且我们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我讲我治好的病人，或者是我治病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情。尤其是我爱人，他不是医生，听什么都感觉新鲜，现在都快成半个专家了。

记：您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参与得多不多？您的孩子学医吗？

凌：我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参与孩子的成长，很多时候都由我丈夫陪着。我丈夫是外交官，平时也很忙，所以我们会相互分配一下时间。另外我的父母对我帮助很大，儿子小的时候都由我父母照顾。我对儿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他结婚的时候我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给儿子的歌》。我自己作词，请朋友帮忙谱曲、演唱，然后亲自制作了演示幻灯片。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我选择、编辑、解说儿子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照片，用一张张幻灯片放出来。当时效果特别好，也特别温暖，把很多来宾都感动哭了，儿子也流着泪感谢我。儿子上高中时，我问他愿不愿意学医，他坚决不学，说当医生太累了，但他很为我这个学医的妈妈感到自豪。从小写作文，只要儿子写妈妈，得分保准高，因为我有太多故事可写了。如今，儿子已成家立业，我也年逾花甲，我要为医学事业再站好最后一班岗。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