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假设有这样两个人：其中一个看上去萎靡不振，没有希望;他的小伙伴呢？表情扭曲，情绪不稳定……

哦，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体制内，不是他们的小伙伴，这个人习惯性地对老百姓打着官腔，擅长的本事不是做事，而是整人……

“存在是一种显示”，以上3位这副样子，到底显示了什么呢？

弗洛伊德会这样说：他们在心理上生病了，遭到了压抑。马克思会指出，他们是跟自己和他人相“异化”了的人。而弗洛姆则会沉痛宣告，他们的生命已失去了活力，事实上已经死了。

想象一下，如果以上3类人充斥于一个社会，或者说，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把很多人弄成这3副样子，会有什么后果？

1978年12月，邓小平对中共有过一次著名的警告：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意思很清楚，如果政治机制压抑了党、国家、民族的生命活力，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要走出后“文革”时代那种沉闷、压抑的氛围，就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事实证明，它们极大地激发、解放了中国社会的活力，释放出来的热情和创造力异常惊人。仅仅36年时间，中国就已经变了一个样子，站在了更高的历史平台上。

然而无法吃老本，也不够吃了。在这个新的历史平台上，我们还要实现这样的伟大抱负—“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任务可谓艰巨，阻力也不可谓不多。

但社会活力还在吗？

只要稍有社会经验，一个人就会感觉到，中国社会已然“未富先老”。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来了，一到夜晚，似乎城里总能看见跳广场舞的老人，农村更是只有老弱病残在留守。另一方面，社会在创富热情上也已有暮气，财富分配的机制已然不利于实体。而阶层的固化，更是使社会流动相对“凝固”—无论是财富的分配，还是“阶层地位”的分配，流动性不强是谈不上什么活力的。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无疑问。

保守心态也早已出现。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现实是，思想解放步伐已经放缓，甚至有倒退迹象。是多年来的利益结构已形成、固化导致了这样吗？似乎并不尽然。在背后，有一种氛圍和机制，使思想解放的动力衰退。

这已经让人担忧了。而在中央的强力反腐下，无论是基于自保的本能，还是基于和中央博弈的策略，很多官员开始变得“不作为”，消极应付，蔓延开去，影响到了整个政治结构的活力。这样一个只能应付权力机器运转的政治结构，能承担“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梦”的使命吗？当然不能。

有些官员可能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自我压抑”。但民间没有释放出充分的活力，是遭到了压抑。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宏图大业，本来是需要全民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的，需要民众舆论场的宽松“配套”，但近来，很多人感觉到这种氛围正逐渐失去。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力量支持的一种“抽离”。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只能以身体，以被动的客体的身份去参与，热情和创造性难以释放。换句话说，缺失全民主体参与的社会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是不牢固的。

中国亟待激发社会活力的背景，作为一种挑战，形成了执政高层的“问题意识”。

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培育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把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而在去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习近平在所作的报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也提到了“社会活力”—而且是“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一个社会要有活力，本来是常识，就像人活着要吃饭一样，属于“应该是的正常状态”。高层一再强调，显然是背后一定有什么超出常识的东西，让社会的活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或者，压抑机制较坚固，活力难以被激发、解放出来，需要全社会努力来解除压抑。

缺失全民主体参与的社会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是不牢固的。

什么是“社会活力”呢？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有活力，社会中的人得有活力。但正因为人不是活在荒岛上，而是活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舆论结构”等构成的“社会”里，他不可能自由自在，而是要遭到前述各个“结构”所形成的社会机制的制约、压抑。所以，人是否有活力，就成了一个问题，就不是简单地由他选择的了。禅学心灵鸡汤所说的“心自由，人就自由”只是用来审美和催眠的，小心被人扣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哦。

列一个简单的公式，社会活力=人有活力+社会机制有活力。描述一下，就是公正，民主，流动性强，有序竞争，人们富有热情，有希望，有独立思考，感受到自由，有创造性。

说一句废话：只要没有压抑，人就一定有活力。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活力，相反，很可能导致无序、混乱和社会的“失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以及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文明”的被毁灭，都是假设，如果没有压抑，人类会有这些后果。

所以，不可能没有压抑，也不是一点都不应该压抑。问题只在于，像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你为了文明的秩序，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为了他人的权利，压抑人的一些生理欲望、攻击冲动、牟利冲动没有问题，这个属于“基本压抑”。

但是，你不能把人自由地说话，把人对官员的监督，把人的怀疑，把人独立的思考之类都给压抑了，这样干，就属于“过度压抑”了，是为了某些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文明和社会公共秩序才这样干的。这种“过度压抑”，就是对人自由自发的生命活力的压抑，必然导致人在心理上受挫，因此也就没有活力。

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3位，他们那副样子不过是生命活力受压抑写在脸上、身上的症状。而在内心里，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已经没了。

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存在“过度压抑”的社会。压抑导致人健全的智力结构和心理结构被破坏，其结果就是人的生产性无法发挥出来，只会有破坏性，不是破坏自己，就是破坏别人。人们不是志在创造财富，而是热衷于掠夺财富;不是愿意去改革，去解放思想，而是固执地保守，自我束缚和束缚别人。

这是我们要避免的。

要激发社会活力，对症下药，我们显然应该解除一些存在“过度压抑”的社会机制，无论它来自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还是舆论结构。否则，很多东西只是在空谈。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开始重大改革，要实现宏大的政治社会目标，预先都要做一番艰难的思想解放，避免一些僵化思想的干扰，并给社会足够的宽松空间，而不是相反，通过思想保守，挤压社会空间来推进重大改革，实现宏大政治目标。1978年是如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如此，现在也当如此。

中國的现实情况是，在“社会”这一庞大的抽象空间内，政治结构相对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对后者可以支配和控制，三者在结构上是失衡的。

这意味着，如果政治结构内思想僵化，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过度挤压，社会就不可能有什么活力，经济发展、社会发育的后劲都不足，曾经所焕发出的活力也会耗尽。因此，关于思想解放，关于激发社会活力，邓小平无论是在1978年，还是1992年，首先都是对党内喊话，对整个政治结构喊话。

社会怎么样，经济怎么样，很大程度是看政治结构怎么样，它怎样界定自身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舆论结构的关系。这算是中国特色。

当然，和当初不同，中国的政治结构已有了很大变化，对应或可以影响到的利益格局也不一样，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一放就乱”的担忧是客观存在的。要整合、重构政治结构和利益格局，策略上当然会有所收紧。但是，通过强力反腐等，我们有在新的历史平台上推动中国前进的政治权威。而一个没有活力的政治结构，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不符合政治结构的长远需要的。

所以，在高层接下来的布局中，很可能会有一些激发政治结构，以及整个社会活力的动作。

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不符合政治结构的长远需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社会活力，存在着，或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些压抑机制：一些地方政府有管制冲动而缺少服务意识;一些僵化的思想仍在束缚着政治结构;对表征着社会活力，且在服务社会上是政府的一个补充的社会组织仍没有放开太多;阶层固化难以打破;官—商利益格局仍须继续打破;贫富悬殊背后的财富分配游戏规则不公平;仍须实现所有国民在权利上的平等……这些压抑机制，恰恰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或者应该解决，从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问题。

激发社会活力应该坚定这样的宏观思路：进一步对社会、经济领域放权;进一步解放思想;让人民能够更多地参与政治结构，能够有制度渠道对权力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