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首次提出依宪治国，健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及解释程序机制，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还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追责制等司法改革思路，对推动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司法改革均指向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力图提升司法的独立性，方向正确。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起点，2014年整体上属于方案的制定阶段，司法改革小步前行。在具体改革方面，法官员额制、完善减刑假释制度、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等有所进展;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量刑规范化改革、强化司法监督、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举措有所进步。

不过，目前所见，仍是一个过渡性方案。同时，改革方案的实施还将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利益集团的不配合。

为此，应当直面党与司法的關系。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早在1979年，中央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就已取消党委批案制，明确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早在1954年，《宪法》就明确规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时至今日，至少应当回到54宪法，回到拨乱反正的1979年64号文。党领导依法治国包括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其前提是党带头守法，宪法和法律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党真正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符合党的根本利益。

实际上，依法治国是先前政策的延续。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之后，依法治国在理论上、口头上、政策上从来就没有被改变过。

区别或许是，十八大之后中央释放的法治改革信号更强。即使如此，我们也须清醒地认识到，对法治的强调，并不等于真正推进法治，更不等于实现法治。实践中长期存在普遍的违宪现象，现实中阻碍法治建设的因素还非常多。没有逆转，没有奇迹，不必有一蹴而就的幻想。

尽管司法改革面临重重阻力，迈向法治之路依然漫长，但只要改革方向正确，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司法必将有所进步。权利需要争取，法治更需推动。法治的春天不是“叫”来的，而需要积极行动，直面问题，克服阻碍，点滴推进。

来信

几年前某县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为了一件诉与不诉的案子，书记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检察院负责人表示找不到起诉的法律依据。书记听后厉声质问把这位负责人骂哭了。没多久这位负责人调到市上，也没多久书记也调离，又没多久书记锒铛入狱。曾有人说县委书记权力之大，除了军队与外交什么都不缺。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首先强调党要依宪依法治国。如果一个党委领导随意干预司法，肆意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绝不是坚持党的领导，而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思想。

—水台明月（读第23期《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

在读到周山村故事的前几天，我刚好读到一农村问题研究专家的文章，大意是在很多贫穷封闭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往往居高不下。随着这部分人群进城务工，眼界的开阔和自身价值的重新发掘，女人们变得乐观自信，自杀率大大降低。初读让人震撼。现在看来，与周山村的女人们境遇何其相似。这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必然趋势，更是符合人对爱和幸福追求的天性，已不仅是性别平等这么简单，而对于个体的价值重塑、家庭的和睦幸福、社会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益处巨大。

—斯拉万月（读第23期《小山村的“刺绣革命”》）

撤县建市风波，暴露了政府部门上下级工作的脱节。决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缺乏论证和良性及时的沟通，加之基层对政策、决策精神吃不透，执行起来往往阻力重重乃至南辕北辙。类似撤县建市、市府选址等事，当政者不要拍脑门决策，任何不成熟的意见都不能算决策，而基层更不应肆意揣测，为了开展工作而欺骗百姓。无论利益关系再怎么交错复杂，百姓的利益永远要放在首位。因为无论“市”也好 “县”也罢，老百姓期待看到的绝不是单单由“县”到“市”的变迁，而是生产、生活上的改善，衣食无忧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事情。

—于大伟（读第23期《撤县建市风波背后》）

“强盗公侯”是公侯更是强盗，我国的公侯，有多少敢说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干干净净的？在全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许多有钱的企业老板凭借他们的金钱势力，通过收买官员、专家等，让市场和法律的运作倾向于他们，为他们谋取利益。目前在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强盗公侯”的影子，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不杜绝“强盗公侯”的出现，怎么能保证市场机制的公平，杜绝暗箱操作的出现？严明的商业纪律和政治纪律，并且真正落实好、执行好，才能实现广大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全面的小康，而不是“平均”的小康。

—林盛发（读第23期《小心华人社会的“强盗公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