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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逸事

2014-09-10韩毓海

南风窗 2014年24期
关键词:三省宰相革新

韩毓海

“五四”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展开的最为重要的讨论,就是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一论战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中国,我们要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问题。解放后,我国学术思想界也发生过诸多争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何时开端”的论争,核心就是要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是中国道路”这个问题。

解放后这场争论,不仅囊括了中国学术界的各位大佬的意见,而且影响源远流长,波及海外,由日本京都史学派所提出的“唐宋之变”的论断,就是从世界史角度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典范,其核心观点是:中国自唐代中期开始,就率先走向“近代”,故“唐宋之变”,是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开端。

我以为今天我们要思考中国道路,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还是要从这里出发。

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思考面向近代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点起步呢?我倾向于,就是选择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这个点。

“永贞革新”要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宰相制度,具体说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权”的官制。而“改革宰相制度”的实质,也就是要对支配中国政治1000多年的贵族制度,发起政治上的攻击。

古今中外,为什么会有“三权”、权力分割这种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贵族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而所谓分权,也就是贵族与国王、皇帝分权,贵族阶级是社会上最大的利益集团,皇帝轮流做,但贵族世家源远流长,他们的地位是不变的。

而这其实就是魏晋以来直到初唐的情况,这也就是“封建”的实质所在,没有贵族权力的保障与保持,也就谈不上封建。

初唐的时候,皇帝的权力有时并不比郡望大姓更大,以至于皇帝希望与贵族郡望联姻,也常被拒绝,而初唐所实行的,便是皇权与贵族郡望的联合执政,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皇帝要依靠“三省”施政。三省,理论上说是以4个宰相(左右仆射、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首组成的“贵族院”构成。

唐在晋祠起兵问鼎天下,晋祠太宗诏令碑前有一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里说的是:马上固然能够得天下,而治天下却要靠掌握着文章大权的贵族集团。

但唐代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随着帝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度支、盐铁、屯田、马政等治国理政的专门化知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开始逐渐压倒了治经和律令。这样,一批来自基层,特别是经济发展很快的苏吴地方的官员,便开始运用他们的经济知识,挑战朝廷里掌握着经书和律令的贵族集团。

公元805年,技术官僚在中央的代言人,团结起来向着贵族把持的“三省”展开攻击,这就是历史上的“永贞革新”。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即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和程异。

“永贞革新”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或者这场改革大戏的第一场矛盾冲突,就是王叔文闯“宰相会食”这件事。

王叔文,“永贞革新”的领袖,当时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翰林学士,负责帝国的财政工作,而他的改革盟友韦执谊,时任尚书左丞、同平章事,是执掌尚书省的宰相之一。唐制,宰相高居百官之上,地位身份与朝廷官员有天壤之别,其中就包括,宰相吃饭的地方在中书省,宰相吃饭的时候,朝廷官员是不能进入的。而朝廷官员议事的地方叫作“阁”,那地方也是宰相不能去的,如果跑错了地方,那就是乱了身份,也乱了王法。

某日,王叔文有急事找韦执谊商量汇报,就犯了这个大忌。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曰:

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良语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郢、佑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独珣瑜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王叔文吃饭跑错了门,韦执谊开会跑错了地方,这犯了大忌,所谓大忌,就是犯了宰相制度的忌讳。而技术官僚集团与宰相制度之间的矛盾,就此变得不可調和了。

自宋代以来,宰相被虚位,贵族制度被最终消灭,而要寻找它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说,中国面向近代的第一场政治改革,就是“永贞革新”,因为它的目标,就是要打倒贵族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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