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默琳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早期小说中蕴含的“成长”主题，表现出作家对父母与孩子乃至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在未成年人通往成人世界的艰难历程中，“家庭”代表着秩序与规范。然而，成长的道路注定布满荆棘，家庭的扭曲失衡、父母的缺失变形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自我身份的确立。在这种境况下，个体逐渐丧失自我，陷入成长的困惑与迷雾中。

伊恩·麦克尤恩是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英国著名作家，与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齐名，被公认为当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各个时期风格和题材均有着很大不同，尤其是前期作品较多反映人性阴暗面，主题较为灰暗极端，充斥着暴力、死亡、乱伦、易装等荒诞不经的内容，极大挑战和颠覆了传统道德观念，被批评界称为“恐怖伊恩”，对其作品也是褒贬不一，但即便如此，其作品仍然广受关注。麦克尤恩特有的诗意化行文，简洁流畅的笔墨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挖掘，常常使其在日常生活的最细微处洞见不易察觉的人性之恶，这种对人性的探讨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英国当代小说界的“黑色魔术师”。

成长“引路人”的缺失

家庭，尤其是健全的家庭，对孩子个体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担负着抚慰身体及心灵的双重职责，而母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更显得尤为重要。但在麦克尤恩笔下，这一传统的思维逻辑被瞬间打破，母亲的角色被重新定位，而所谓大团圆的结局也注定不是麦克尤恩的风格。

短篇小说集中的《夏日里的最后一天》营造了一种温暖的氛围，少了很多其他作品所充斥的骇人情节，但故事的结尾仍然逃不开注定的悲剧命运，忧伤怅惘的情绪悄然弥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家庭是孩子产生原始的自我感觉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动机、价值和信念的背景。”说中家庭的缺失是造成主人公自我迷失的根源。麦克尤恩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这个短篇：“之所以这是夏日的最后一天，是因为第二天那孩子的船就要被搁置，九月一到他就要去上学了。直到30岁之后，我才明白这故事写的其实就是我11岁时被送往寄宿学校的经历。在船上的女性显然就是我的母亲，而那孩子就是我自己。沉船事故其实就是我母亲的死，以及童年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孩子，被送往寄宿学校给了我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便渗入了我的小说。”显然，珍妮的形象就是母亲形象的隐喻，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却让主人公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疏离感。从一定意义上说，以珍妮为象征的母亲（家庭）是阻挡主人公自我成长意义上的障碍，在“母亲”死亡的背后蕴含着自我的丧失，这种丧失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和抗拒感卷入对未来世界的迷惑中。

如果说《夏日里的最后一天》某种程度上象征了母亲（家庭）在主人公成长道路上带来的阻碍，那么， 《与橱中人的对话》则是另一部关于母性角色异化变形的作品，讲述了一种心理创伤的体验以及在妄想冷漠的母亲近乎强迫症的管制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童年时期就这样在母亲强力的统治和抑制下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麦克尤恩的许多作品中父亲是始终缺席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家庭的象征。这篇小说的创作仍然存留有其他作家的影子，在伊恩·汉密尔顿1978年题为Points 0f Departure的访谈中，麦克尤恩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家庭制造》是对亨利·米勒的有效戏仿的话，那么，这篇小说则借鉴了作家约翰·福尔斯的Thecollector（1963），麦克尤思想在作品中发出The collector里那种角色的声音——一种劝诱的、自怜的中产阶级下层的声音。那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当然最后创作出来的是作家阅读过的作品和个人经验的混合”。

叙述者在迟钝愚笨和拥有自我意识之间犹豫徘徊，让读者想知道这个目不识丁、没有受过教育、饱受惊吓并时刻寻求回归子宫护佑手淫的孩子，面对风格和结构如此难以掌握的作品能否很好地去叙述这个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又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主人公意识到身份缺失后的痛苦境遇，故事中的“我”没见过父亲，由母亲一个人带大，“她努力阻止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做到了。……我到18岁才学会正常说话。……她不让我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甚至不让我整得干净点。没她我简直动不了，她却以此为乐，那个婊子”。就这样，一直被母亲关在家里“精心”呵护的“我”，终于在17岁那一年遭遇了平生最大的危机——母亲重新找到了爱情，而“我”则被当作累赘弃置一旁，不得不独自面对危险冷酷的社会。这种空前的不适感让人阵阵发冷，结果即变为对母亲短暂的厌恶和反感，她那种压制性的养育最终使“我”被残忍地分开了。以致在被“脓包脸”第二次关进烤炉后，内心深处竟然产生一种想被关起来的感觉。就这样，在母亲的畸形压制下，主人公不仅在心理上丧失了自我，甚至已经由一种被动退化逐渐转变为一种习惯性的“主动”接受，而这种意义上的自我迷失则带有更大的讽刺性和悲剧性。

可以看出，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中，引路人的角色长久以来处于缺失状态，他们往往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关爱，反而陷入父母家庭纷争的旋涡，被迫充当了某一方畸形的附属品。而更糟糕的是，外部世界造成的这种自我迷失已经习惯性地潜居在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注定是一种充满悲剧意味的幻灭结局。

小说《蝴蝶》同样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就像《立体几何》一样，巧妙、诡异、不动声色，麦克尤恩运用娴熟的技巧“引诱”读者跟随着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作案者），不由自主被带入规定的情景中，但当故事结束，大幕落下的时候，恍然大悟，仿若隔世。故事的主角——一个孤独自卑、没有吸引力并常被恶作剧无情戏弄和嘲笑的对象，尽管也渴望友情和关爱，但却从不沉浸于自我怜悯，他是一个可怜的被抛弃的人，一个世界的局外人，唯一的交流就是那个路边的修车工查理，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极其冷静地杀死了一个小女孩儿。“我”的这种冷漠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家庭和爱的缺失。母亲当年的死也并未在主人公心里激起任何波澜，长久以来生活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主人公往往变得孤独、不自信，他们不能像同龄孩子一样得到父母的关注，在通往成人世界的道路上迷茫困惑，举步维艰，慢慢丧失了自我。他们在原本应该建立正确价值取向或目标偶像的时候被家庭弃置一旁，父母包括周围的人并未在未成年人成长的道路上发挥任何积极作用，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消极，找不到人生的支点和自我存在的价值，继而变得孤寂甚至冷漠。

与前面两篇小说相似，在《化装》中，麦克尤恩灵活而恰当地颠覆了《蝴蝶》中的情节，让读者通过一个受到姨母心灵和性伤害的孤独少年的眼睛观察到一个相似的情境。这两个故事都是成功的，因为人物形象可触可感并都痛苦地活着，也因为他们的感知传达出一种读者能接受的准确和证明——少年被欺骗和利用了。麦克尤恩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集子中很少使用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在这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中，读者并没有感到作者就站在身边进行解读，也并没有针对主人公产生带有“嘲讽”意味的判断。相反，通过十岁的“亨利”与姨母敏娜及同学琳达的三角关系，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被压制状态下个体寻求身份认同的艰难跋涉和痛苦挣扎。从另一角度而言， 《化装》又同时传达出姨母这一母性角色的隐喻象征对孩子身份的干涉，如同《与橱中人的对话》里那个被母亲压制得扭曲变形永远长不大的“我”。在这种扭曲失衡的特殊关系中，主人公亨利迷失在成人的世界中，他甚至不清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单纯地将青春少年的天真无邪套用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结果只能迷失在通往成人世界的路途中。

“新旧家长”的重叠变形

继《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与《床第之间》两部短篇小说集之后，《水泥花园》这部被评论界公认的“小型杰作”一经出版就在文坛上引起轰动，是麦克尤恩最受赞誉，也是受到最多评论和阐释的作品之一。对于很多评论家而言，这部作品是其短篇小说的继续，它以惊世骇俗却又合乎情理的故事让人再一次领略了“恐怖伊恩”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分两部分，故事情节非常单纯，叙述者少年杰克，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出场时14岁。小说开篇就以那种惯常的冷静甚至冷漠为我们展示了杰克与父亲的关系，述说了狂躁的父亲想要把家里的花园用水泥浇筑凝固，而杰克身上潜在的“俄狄浦斯情结”也最终得以实现——父亲在浇筑花园的过程中死于心脏病突发，几个月后母亲也在一种未知疾病的消耗下慢慢死亡。小说伴着德里克——朱莉男朋友的闯入而慢慢走向结束，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下，杰克和姐姐朱莉真正合二为一，在“乱伦”的高潮中完成了身份的蜕变——“新的父母”。这座苦苦守护的孤岛也终将在所谓社会权威的大举进攻下土崩瓦解。这个看似荒诞而恐怖的故事，读罢让人不免心酸，小说的译者冯涛说： “‘恐怖伊恩从来不惮于发掘骇人听闻的黑暗中心，从不忌讳所谓的变态和禁忌，……他的文字简洁而且优雅，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和挖掘使他笔下经常是‘不洁的题材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深度。”

“家庭”在青少年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家庭这一维度下，父母或充当“正面的引路人”，或充当“反面的引路人”甚至作为“缺席的引路人”出现。《水泥花园》这部小说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通过杰克传达给读者的，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并不被人喜爱也并不可爱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严酷和顽固，孩子们在表面顺从的背后，只能通过小小不言的玩笑释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反抗，这种不可撼动的秩序感在孩子们心中形成了固有的范式。父亲死后，母亲按照既定的方式管理着这个家庭，孩子们也在义上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段话表明了“家庭”在母亲心中具有特殊的意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这一点，如果说父亲用水泥花园将整个家庭包裹住这一事实只是在客观上造成影响，母亲临终前的话则在孩子们心中筑起一座更加坚固的精神上的“水泥花园”。

由此，“家庭”这一承载了诸多文化意蕴的概念在此失去效力，孩子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变得愈加困惑和迷茫，逐渐丧失了自我，他们甚至已不去考虑父母死去的事实本身，转而关注在这个家庭内部重塑“父亲母亲”的必要和急迫。表面上这部小说与之前几部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形式上的存在和一定时期家庭的完整，甚至包括父母之间貌似和谐的婚姻状态。但实际上，透过表面和谐的外衣，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父母，尤其是母亲带给孩子的这种爱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范畴，继而变得狭小、不安和让人恐惧。在这样的一种封闭状态下，孩子们彻底迷失其中，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终将无法回头。

参考文献：

[1]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H]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