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照敏

散文的发展与余秋雨散文的产生

散文的定义是无界定的。“文”有“花纹、文采”之意， 《周礼》中记载“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这是最早的“文章”二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文章如果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散文一直是作为文学分类而存在的。每个经历了中学、高中的学业的学生都会耳熟能详地说出文学的分类：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是文学四体之一，除了另外三种文体，其余的都可算是散文。

中国古代就是大散文，经、史、子、集收录的大多数文章是散文，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有章、表、策、论、箴、铭、诔、赞、碑、碣、志、状、记、书等。清代姚鼐曾在《古文辞类纂》把散文分为13大类，75小类，散文的种类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散文对古代散文进行了激烈批判，提倡以“文学革命”换取散文新生，主张摒弃无韵“古文”和有韵“骈文”。尽管借鉴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把“散文”的地位提高到文体的高度上，但是散文仍然难以在范畴上被坚决、彻底地确定下来。散文的定义仍是无界定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全新的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成为主导，过去是意识形态中心的文学，迅速走向边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学领域中各种思潮的活跃应运而生。新散文是当代散文界的一个文学现象。启蒙于20世纪80年代的“杨朔模式”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重新评价的结果是否定的；另一个就是巴金《随想录》的出版，它的意义是被肯定的，引导人们对知识分子精神、责任、使命的重新思考。这两个事件对于散文发展历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作家的心灵自由生长，让作家对生命状态深入反思，让个人话语权利得到保障。

在这中间，散文创作步入另一种歧途。20世纪80年代初，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散文盛行一时，赏月、品茶的清新之风打破了散文界的沉闷，成为散文中佼佼者。于是，盲从跟风的人马上也开始一样的观花、遛鸟，以为这就是散文了，甚至还出现了“小女人”散文。散文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创作题材越来越局限，情感越来越矫揉造作。

1992年，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解放散文创作的拘束，提倡对社会的关注。余秋雨散文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他的散文中交织着深远的历史忧患意识、强烈的文化意识与良知，他的散文的出现消解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的危机，给精神饥渴的人们带来了雨露，因此，余秋雨散文热就不难理解了。

20世纪90年代散文发展的最高峰由余秋雨这样一位非专业作家引发，偶然中孕育着必然。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有与一般散文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他在大学执教，而且在文化史与戏剧理论、文学理论等方面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深厚的艺术理论功底。著有理论专著《戏剧理论史稿》、 《戏剧审美心理学》、 《观众心理学》、 《艺术创造工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创作散文，结集有《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随着余秋雨声名鹊起，他所受到的非议与关注一样多。对于余秋雨散文评论研究的范围不只是散文本体了，而是展开其人品及学术的讨论。余秋雨散文不是学术论文，因而研究余秋雨应该探索其散文的艺术价值，而非旁敲侧击，哗众取宠，乱了散文评论的主旋律。

余秋雨“文化大散文”一度成为当时文坛的风向标，成为“杨朔模式”的终结者，但在这之后，大批“文化大散文”蜂拥而至，历史的感叹、人文的关怀、各种内心情绪的爆发、戏剧语言的表达方式等不断地雷同制造中。当散文成为一种模式被大规模地复制后，心灵被僵化，自然就失去了生命力，这显然成为散文发展的一大障碍，挣脱这种困境，就只有一个结局——终结。“文化大散文”的首创者余秋雨宣布搁笔不写， “文化大散文”热此时似乎也该落下帷幕了。在余秋雨大红大紫之时评论未免有追捧之嫌，现在来反思余秋雨散文，对推动散文未来发展有着更冷静的意义。

思想的“新质”

余秋雨散文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有着异常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这一组熠熠闪光的系列散文中，有两个“新质”尤为引人注目：“无疆”的行走文化和历史遗迹中的废墟文化。

1“无疆”的行走文化

“1985年我开始了我第一次自觉地‘行走，我把它叫作‘田野作业，我希望走向‘文化现场，我认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这种以行走为主体的文化行为最终引发了行走文化。余秋雨的足迹可谓遍及各地名胜，是什么驱使他流连于“苦旅”而乐此不疲呢？那就是山水问蕴藏着巨大文化魅力。余秋雨钟情山水，他更酷爱文化，他在山水和文化之间找到了美学的支点，也在山水和文化之间找到了表达自己生命情感的最佳方式。

从孤独、悲凉的《道士塔》走到轻松、愉悦的《五城圮》，从祖先遗迹《白莲洞》走到现代的《牌坊》，从《寂寞天柱山》、《山峡》走到深情、伤感的《家住龙华》，作者风尘仆仆、行行止止，不只是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更为苦涩的感想，对生命与文化的感悟沉重又艰辛，真可谓是“文化苦旅”。当作者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山川之后，却并未就此打住，反而行走的范围越来越广阔，思索文化的视角也越来越多样。

从1999午9月到2000年1月，应凤凰卫视之邀，余秋雨进行了一次“千禧之旅”，考察了重要的古文明发祥地，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全部重要的文明古国，这是一部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的旅行日记，尽管没有充足的时间和优越的条件去“作”文章，但作者却依然执着于行走时的思索：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埃及文明沉醉于自负的神秘；两河文明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忧伤，坚韧而缺少空间；波斯文明只依靠个人崇拜；印度河恒河文明轻视生命…在荒山、沙漠中的艰难行途中，余秋雨常常是趴在车上或者蹲在路边，坚持每天一篇，确实不愧为又一次的“文化苦旅”。行走于文明的遗迹问的思索，带给读者的有神秘、图腾般的感动，更多的是对文明衰落的悲哀，同时，在离开祖国的情况下，带动读者重新认识遥远的中华文明。

2000年春天，余秋雨再应凤凰卫视之邀，历时数月，走过了欧洲26个国家、96座城市，避开繁华热闹之地，寻找古堡、神殿、陋巷、陵墓，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构思以及推陈出新的题材选择，涉及了欧洲文明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从亚洲走到欧洲，从古老走向现代，余秋雨的眼界越来越宽，脚步越行越健，万千气象纳入胸怀，运谋成篇，一百多万字的考察记述是一个用十余年的艰辛跋涉构筑起来的宏大的文化工程，展现了世纪之交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

可以说余秋雨是在山水问巨大的文化魅力的深深吸引之下，走上了行走文化的不归路。正是在这无边的山水问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使余秋雨得以真正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与历史文化面对面的交流，获得了即便是坐拥书城也无法领悟的人生的真谛。这也使我想起了王充闾的《清风白水》，在山水遗迹问寻找民族精神家园的他与余秋雨一样，都禀赋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山水情怀，而他们的行走又全然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旅游热”中的凡夫俗子，他们都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希冀着在山水问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将之发扬光大。

2历史遗迹中的废墟文化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废墟”一词的定义是“城市、村庄遭受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地方”。也就是说“废墟”是由天灾或人为破坏造成废弃的。与之相似的“遗迹”一词则解释为“古代或旧时代的事物遗留下来的痕迹”。也就是说“遗迹”涵盖的范围更广，“废墟”则是其中更能反映千古兴废、沧海桑田的历史风云的剧烈变幻，更具感情化了的悲剧色彩和沧桑意味的部分，历史蕴含也因而浓度更高，分量更重。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余秋雨在循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轨迹徜徉历史遗迹问的同时，更以史学家般的专注，将一份深沉凝重的人文关怀赋予了“废墟文化”。在他的笔下，那些洞窟、沙漠、边城、故垒就如一部部气势恢宏的历史题材影片，刀光剑影、江山易代、千古风流、终为黄土…余秋雨的散文所抒写的内容多与历史相关，然而却又绝不止于古。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古激情，而是一种复杂的审美。博大的历史含量、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废墟重新焕发青春，断壁残垣问弥漫的苍凉掩不住明辨千古兴废的哲思之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道士塔》中，余秋雨带领我们领略了孤寂、凄凉的洞窟遗迹，中华文化被王道士之流或粉刷掉，或被拱手以极低的价钱卖给外国人，或者被随手偷取，作为自己晋升的礼品。敦煌艺术宝库内珍贵资料大量被外国侵略者所盗，以致中国的敦煌学家为了进行研究，不得不从外国买回文献胶卷，此时，民族的巨大创伤、巨大悲剧深入了我们的骨髓。难得的是敦煌专家们没肯屈服于天命，没有颓废于废墟之中，而是铁板着脸，选择了终身研究敦煌文献。一次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从这一句外国人的话语里，我们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悲壮，也从这种悲壮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废墟带给我们巨大的民族创伤，同时也让我们坚定了民族振兴的信念，看到中国文化新生的希望。

“千禧之旅”的第一站，余秋雨站在欧洲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面前，发出一声感慨：“哀希腊。”尽管希腊现在并未荒凉，可是眼前的景象让作者心头一沉，一直认为很神圣的希腊真正到了眼前却是那样平凡、陈旧、落魄、寒酸，既没有古典的痕迹，也没有现代都市的味道，最后，作者不得不感叹欧洲文明的悲哀，感叹人类的无知。“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屈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

形式的“新质”

具有学者风范的余秋雨把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在散文形式的创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新质”。

1自由与开放，回归散文文本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经历了相当长的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最终走向了衰落，不是曲高和寡，而是因为太多的规矩束缚了创作的灵感和生命的意义。具有自由、开放文体特点的散文却一直在发展着，生生不息。理论家明确指出：“文学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

以往的文学理论中提到散文的“形神”关系时，总结为“形散神不散”。散文之“散”，是形神不散，散而有序，散而有凝。“形散”指散文运笔自如，不拘成法，“神不散”指中心明确。零零散散、信笔所至的描写内容都贯穿在精深的思想盛情的红线上，虽然落笔似不经心，但却紧扣主题。但分析余秋雨的散文，却往往表现出一种“形聚神散”的效果，“在一种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显示中凸现出所写对象宽广、丰富的涵义”。

2散文戏剧化的叙事形态

余秋雨最本真的行当是戏剧研究，在戏剧中浸淫多年，写起散文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戏剧效果。余秋雨散文戏剧化的叙事形态主要表现为结构布局戏剧化，这是余秋雨散文为许多人所喜爱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士塔》在简单交代了莫高窟的地形与形状之后，作者笔锋陡转，在第二段就写道：“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篆！”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散文，那么刚开头便读到这样的句子，大多数读者都会误以为是一篇小说，或者是一出戏剧。

《遥远的绝响》写魏晋历史，充满传奇般色彩的语言使这些叙事文字更加动人心魄。“信马由缰，途穷而哭”的阮籍，“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而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语言此时在余秋雨的笔下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赋予了灵性的色彩，读过之后便会觉得神清气爽。

3“史论式”大散文的格局

余秋雨散文使当代散文彻底走出了杨朔散文的阴影，给当时极不景气的散文界打了一剂兴奋剂。余秋雨独特的“史论式”大散文格局，厚重的历史蕴含，新颖的散文结构，富于戏剧的语言表达，给读者带来了散文全新的感受，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历史、对文化的渴望。

余秋雨构建的大散文格局另一特点便是突破了散文短小精悍的成规，使散文的容量大大提高。古今中外、人文、地理、历史、人物无所不包，而且谈到即广，即广即透。余秋雨用其学者的常识，从多元角度对其所谈事物进行评说，往往一篇散文已达万言。追述我们的文学发展史，也只赋文有过如此宏大的篇幅。但余秋雨作散文显然与赋文拖沓冗长的风格不同。他本人在谈到写散文时，说：“哪篇散文能够写得较长一些，自己也容忍读者有的时候也容忍的长”，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困惑。内在的困惑越大，文章内在的张力就可能越大，那么容忍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余秋雨创作散文真正是有感而发，而且是一发便不可收拾，终成其宏阔大气的“史论式”的大散文格局。

参考文献：

[1]田野作业，走向文化现场——零距离接触余秋雨[J].中国青年报，2001—10—2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6.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