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艺术敏感在被意识形态遮蔽下的现实中寻找真相并予以表现。她以叛逆而激进的姿态书写着世界的荒诞、人性中极端丑恶的存在。她通过对非理性生命状态下的生存境况及可能性的探索，揭示出长期被理性秩序所遮蔽、所压制而导致的扭曲人性。在她尖刻而残酷的叙述中，不仅有对现实的深邃思考，有对人类一些优秀品质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断流失的痛楚，也有对人性的启蒙。

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探究人的本质及生存意义，是每位精神创作者的首要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家在创作中如何选择最适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其最终可以达到的艺术深度。为了保持独立的自我精神立场，拒绝一切外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自身的反抗意识以及对自我独特艺术理想的追求，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所体现出的精神立场一直是与任何大众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现实秩序保持着绝对的警惕和距离。童年的不幸、青年时代的痛苦铸就了耶利内克独立的个性和独特的价值观，并让她拿起手中的笔，坦率而尖刻地揭露国家、社会、人的种种病态和丑恶。从最初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情节的《我们是诱儿》（1970）、充满辩证色彩的《逐爱的女人》（1975），到充斥自残美学的《钢琴教师》（1983）、介于小说与散文间的《情欲》（1989），再到扑朔迷离的“反侦探小说”《贪婪》（2000）。耶利内克总是致力于对传统既定艺术方式的反叛和颠覆，执着于对文学发展走向以及对自己艺术理想表达的需要做各种积极的探索与实验。正是基于此，耶利内克曾表示：“我所追求的并不是客观描写现实。因为根据布莱希特的看法，这样做的人实际上得到的也永远只是一张肤浅的现实的转印画而已。我追求的是一种被夸大、被扭曲变形的现实，以便能够更为透彻地探讨现实，从而将现实变得更加现实。”[1]不难看出，耶利内克并不臣服于既定的现实与艺术，而总是在创作中对那些超越常规和经验常识的叙事表达着高度的热情，对生存的意义和生命价值作各种本质思考。

鲜明的政治立场

1.对国家的不满与反叛

因为在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美丽的奥地利总是被许多人所称颂，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是耶利内克痛恨的地方。她在政治上一直是奥地利右翼势力的敌人，她的海报、她的作品也成为右翼势力公开挑衅与攻击的对象。她在访谈中曾表示：“我父亲的家庭是犹太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小就赋予我一种责任，与所有的权威和我所见的法西斯倾向，特别是种族主义倾向作斗争。这样的责任感使得我以后一直关心政治。”[2]因此，当奥地利政府宣称自己是纳粹的牺牲品，是法西斯的受害者时，耶利内克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由此，触动奥地利痛楚的剧作《城堡剧院》被创作出来，并于1983年上演。在这个剧作中，作者通过讲述城堡剧院当时的著名女演员保拉·卫塞利与纳粹合作的事件来表明奥地利正是罪恶的制造者，借以抨击奥地利对丑恶过去的掩饰，作品中也反映出对历史进行反思的重要性。而后，耶利内克借由歌德所作的叙事诗《魔王》为题创作了《女魔王》，这部剧作可视为《城堡剧院》的续篇。保拉死后，按照城堡剧院的传统要抬其棺木绕剧院走三圈。为此，耶利内克把情景设置为这位女演员坐在棺材里，尖锐的骨块刺出皮肤，时不时地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扔向观众，口中还不停朗诵着为《城堡剧院》所作的结尾，对自己当年在“二战”中自愿投靠权势，利用电影表演为纳粹作宣传的事件进行回忆。整个戏剧场景荒诞恐怖，但又是触及现实的。耶利内克让这位女演员死后说话，正是由于以女演员为代表的思想倾向并没有消失，仍然活着。

对于奥地利，耶利内克曾形容道：“奥地利的灵魂像内心腐烂了的莫扎特巧克力球，外表甜美可爱，内里令人作呕，进入其内心会很苦涩，有时还很危险。”[3]因此，她被冠以了“一直给国家脸上抹黑的国家叛逆”、“祖国的敌人”[4]等称号。通过不合时宜的作品以及激进而尖锐的言论，耶利内克始终在揭露自己祖国的阴暗面，不断地表达着对祖国的不满，即便此番获诺贝尔文学奖令奥地利突然因她而感到无比骄傲时，她依然警觉地与对立立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由于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因此当曾对耶利内克表示过憎恨的奥地利文化部长宣称，这个奖项是对奥地利的肯定，说她“用自己的语言艺术作品为奥地利竖起一面镜子，虽然大家不大在意照这面镜子，但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5]，她则愤怒地答道：“对我进行收纳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我是这个政府坚定的反对者。在欧洲，这个政府首先对极右派打开绿灯并向它敞开参政大门，这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原谅的……我不会允许奥地利昨天还骂我的人来拥抱我……我不会将自己当作这个国家扣眼里的花朵。”[6]

2.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

耶利内克曾表示：“资本主义的胜利使其制度得以在较广的范围里推行，而这一制度维持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续的人欲横流、贪婪无尽，它攫取的利润只能增长，不能减少，而浪费型的经济已将诸多事物破坏殆尽。”[7]耶利内克在创作中把这种浪费和破坏首先表现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啊！荒野》中，资本主义商业化社会和工业文明不仅把人变为商品，把文化变为商品，把自然也变为了商品。作为以旅游为主要收入的奥地利，政客与大资本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相互勾结，以保护自然为名，以发展旅游以及高山滑雪、狩猎、登山等体育事业为手段，对自然进行了无休止地掠夺与侵占。百货大王奸猾贪婪，通过贿赂政客占有森林，成为森林的新主人。为了维护私有财产，他设下“私人”、“禁止通行”的牌子，安置带刺的铁丝栅栏和电子陷阱，“将林间漫步者永远拒之在外，而把主人永远圈在里面。”[8]为了让这片森林产生更多的价值，百货大王不但砍伐树木卖给板材厂、家具公司，还组织“合法”的打猎活动，动物们就是“特地为枪林弹雨而饲养起来，它们毁坏森林并最终使自己受到最终利用。”[9]打猎团伙中女经理总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在林中横冲直撞，并冷酷无情地左右着动物、植物的生死；而女演员则用她的照相机满足地欣赏着大自然被摧残的图景；阴险、伪善的政客在捕杀猎物的同时，不忘利用权势通过变卖自然无尽的财富为自己牟利。小说借这些政客和大资本家来表现当代功利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他们俨然以保护者的姿态去热爱自然，实则变本加厉地破坏自然。作品中少数富翁对自然的掠夺与大多数人盲目地呼吁保护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数百万人所竭力呼吁保护的美丽自然，其实只是属于那些大资本家们。耶利内克在创作中通过人与自然的主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家和政客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伪善和贪婪。

耶利内克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深刻的分析却是反映在其早期作品《美好的美好的时光》中。小说题材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真实案件。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把故事背景放在了20世纪5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时期。索菲出身于大资产阶级的家庭，但物质的享受并不能满足其精神的匮乏，于是，犯罪行为对她来说正是一项最好的娱乐，一种非同寻常的刺激；尽管汉斯的父亲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的，但作为工人阶级子弟的汉斯却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为金钱所左右，失去了反抗斗争的能力；安娜和赖纳则是一双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的孩子，赖纳聪慧，熟读加缪、萨特，喜欢诗歌、哲学；安娜成绩优秀，弹得一手好钢琴。然而，家庭的贫困，在“二战”中致残、粗暴淫秽的父亲，逆来顺受、终日伤悲的母亲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严重影响。赖纳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他爱上索菲却隐藏仇恨，因为他疯狂妒忌索菲所拥有的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切。这群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们，因为没有理想、精神空虚、被社会排斥，自暴自弃，他们在抢劫、谋杀、制造炸弹……面对没有未来的人生，赖纳终于用枪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及妹妹。这些被杀者最终都没有反抗，“对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施暴，没有任何必要……可是，正是因为没必要，所以才最美好。”[10]

耶利内克通过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群青少年的人生悲剧，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正是这个社会扼杀了青年们的生命和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只能感受到无尽的黑暗和冷漠。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未来，又对现实无可奈何，最终陷入悲剧的深渊。“这部作品极具表现力，读起来似乎不是文字，而是作者那种神奇的精神，它渗透进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件、整个作品，揭示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11]而这个阴暗、污浊、可恨的现实正是资本主义繁荣昌盛下所掩盖的真实。

对男权社会的否定

耶利内克在研读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后，从符号学角度对语言及文学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她想要用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方式颠覆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主义，这样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其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得以体现。其代表作《情欲》讲述了一个厂长因为惧怕被传染艾滋病不得不放弃以往放荡的生活方式，将妻子格蒂当作发泄欲望的工具。格蒂作为女性的尊严及个人意识在丈夫一次次的蹂躏中被磨灭，她也因为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放弃反抗，任丈夫随意虐待。而其情人米夏埃尔和格蒂在一起也只是为了得到欲望的满足。小说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厂长对其妻子各种非人性的性虐行为，并把这种日常婚姻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摧残，对女性在生理及心理上的欺凌和侮辱。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愤怒与仇视，很多人都因为其针对男性丑陋的性描写而鄙视她，称其为“艺术和文化的耻辱”、“红色淫秽作家”。[12]耶利内克对作品所引起的争议其实在出版前就预料到了，而后也表示将不再写这样的作品。但这并不表示她放弃自己的立场以迎合世俗的评论，而是她发现世上永远只有从男性视角写成的色情文学。同时，色情文学中的语言都是男性的语言，这类文学中流露和描绘的总是男性欲望的对象，男性玩味女性的躯体和灵魂，而女性只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而存在着。为此，耶利内克表示她开始想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女性的语言，将女性在色情文学中由欲望客体转换为欲望主体，但随后她发现男性已经将色情语言完全霸占了，而她唯一能做的仅是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去将现存秩序进行解构、去粉碎男性话语圈。因此，在作品中，耶利内克总是将色情作为暴力来实现。读者也只能在其作品中读到丑陋的性、残酷的恶、虚伪的美和愚蠢的麻木。其实，小说并没有提供性的欲望，也没有引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美的享受。她所表现的情欲，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构男性社会的语言霸权，揭示社会的扭曲、人性的异化，提供给我们的也只不过是认识社会病态、研究女性创作的一个对象。

结 语

耶利内克以自己的见解和艺术敏感在被意识形态遮蔽下的现实中寻找真相并予以表现。个人的境遇、生命的体验、社会文明的变迁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以叛逆而激进的姿态书写着世界的荒诞、人性中极端丑恶的存在。她创造了无数扭曲变态、形象猥琐的人物，营造了一个个灰暗、浑浊、黯淡的无情世界。然而，正是在这种怵目惊心的黑暗和丑恶之后又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庄严和悲天悯人的呼唤。她通过对非理性生命状态下的生存境况及可能性的探索，揭示出长期被理性秩序所遮蔽、所压制而导致的扭曲的人性存在。她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由理性支撑起来的现代文明秩序。在她尖刻而残酷的叙述中，不仅有对现实的深邃思考，还有对人类一些优秀品质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断流失的痛楚。虽然耶利内克总是声称自己是因为愤怒而写作，但在这种愤怒之下的，正是她作为一位作家所必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耶利内克无愧于“文学良心”[13]的称号，也无愧于世界文坛的顶级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先锋、她的深刻、她的人道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可以绕过众多杰出的作家，却无法绕过一个为体制所不信任的耶利内克。

[1]梁锡江.美丽的表象——解读耶利内克的小说《情人》[J].当代外国文学,2005(3).

[2][10]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美好的美好的时光[M].陈民,刘海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3.

[3][4][12]印芝虹.天使乎？魔鬼乎？——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对立形象初探[J].当代外国文学,2005(1).

[5]袁志英.试读耶利内克[J].德国研究,2005(2).

[6]安娅编译.我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作家——耶利内克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5(2).

[7]宋健飞,黄克琴.文坛女斗士——耶利内克[J].外国文艺,2005(1).

[8][9]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啊！荒野[M].莫光华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15,225.

[11]李靖民.韵律与激情——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及其作品[J].译林,2005(1).

[13]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死亡与少女[M].魏育青,王滨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