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综合的价值体现。它的辞源学表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有着异常丰富的特定指向。在诸多对现代性的划分中，卡林内斯库认为存在着“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卡林内斯库把后一种现代性称之为“审美现代性”。[1]在“审美现代性”领域，“现代性”的内涵发生了转变：“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反映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2]与启蒙现代性关注制度的安排不同，审美现代性更看重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人自身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成问题”。[3]显而易见，审美现代性是文学作品通过作为客观感受主体的人物形象传递出的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感知，反映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以此勾勒出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任何作家的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反映着作家本人的审美向度，表达着他对时代的认识与诉求。一部作品，无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原因，只要表现了社会生活内容的某种理性或非理性，竞争或技术层面的变革，或者是社会文化内容即人类内在生活实质的精神追求，即使它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领域，它也具有现代性特质。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立足于人的主体性，集中而痴迷地对故乡的人或事，尤其是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挖掘。以自己的鲜活的感受力体察着现实或虚拟社会中无奈的小人物的精神困境。据此，本文将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从刘震云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变异化书写、文本话语的审丑化书写、国民劣根性批判化书写等方面来讨论刘震云小说文本中体现出的现代性审美特征。

生命个体存在的变异化书写

异化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许汝祉先生曾经指出“异化文学曾经是西方各国文坛上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的主题触及“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政治异化等现象”。[4]刘震云的小说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以一种极其冷静甚至冷酷的语言，将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生存现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表现了复杂的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以及精神异化的现实。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及人民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反映了物质及精神的双重贫瘠。《瓜地一夜》中，公社领导可以无偿享用队里公家的几百斤大西瓜，而李三坡却因“偷”自己地里的瓜给病重的老娘吃而受惩罚。《栽花的小楼》也是因为贫穷的挤压丧失了爱人的权利和自尊，最后导致深爱他的红玉自杀。《罪人》中的牛秋更因为贫穷犯下了与嫂嫂通奸的罪孽，在赎罪的幻觉中将自己的手砍下。这些原本善良正直的小人物在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面前丧失了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产生了精神的扭曲和异化。

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以权力等差和人伦等差构建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如果你处于等级的上层，就可以享受各方面的特权，责任和义务反而越少。权力成为各阶层人追逐的焦点。《官人》中因为新部长的上任展开了钩心斗角的角逐，《官场》中的几位县委书记也因为地区副专员的空缺你争我斗。“官场”系列作品，充分展示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有权力者独断专行，蛮横霸道，以巩固自己“专制者”的权威；无权力者，一味地拍马溜须，谄媚巴结，甘心做权力的奴才。所以，无论是权力的拥有者还是权力的实施对象，都被权力异化而不能自拔。权力异化导致人格畸变，人格畸变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人性的丧失以及人的尊严，从而使现代人的生存面临极大困境。在《故乡天下黄花》中，权力对人的灵魂涤荡和扭曲更是发人深省。小小村庄中头人对权力的膜拜直接影响到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孙屎根等人不管是投奔日本人、国民党还是八路军，都是想通过依附于更强大的力量压倒对手，来达到自己对权力、财富等的占有和掠夺的目的。在这里，作者将权力对人的异化进行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照，从国家民族命运的角度予以审视。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刘震云对这一主题的把握可谓深刻，直视人的灵魂深处。

在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中，作者更是以通达的姿态，将文学书写的视野纵深于虚拟的领域和世界，表达了对个体存在的异化，社会的异化甚至政治层面的异化的独特理解，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尴尬与荒诞。《温故一九四二》中，国民党统治者关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胜过关心他的国民，选择放弃三百万人的生命以获取所谓的政治利益。而灾民在生存本能强烈的驱使下甚至帮助日军攻打自己人。作品的纪实性书写让人们不得不惊叹求生本能的强大和爱国情感的卑微。《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借助“狂欢”的形式对历史的各个场面展开荒诞的想象，揭示了人们灵魂的麻木与愚昧，隐喻了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滚滚向前，国民奴性的精神实质也只能在浑浑噩噩中走向历史的终结，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正如刘小枫所言：“审美问题首先出现在哲学家们对终极实在的探索中，出现在诗人们对感性生存的本体论位置的忧虑之中……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审美问题实际定位于哲学家和诗人们面临现代型社会形态的困境时所思虑的种种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态度。哲人和诗人关注的是感性生存的可能性……”[5]

刘震云的文学作品，恰恰体现了他的这种哲学化的思考，面对千百年来精神始终无法被启蒙的芸芸众生，他以手术刀似的锋利的笔端直面人类生存的种种丑态，剖析灵魂深处的变形与异化，探讨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期盼在荒诞的境遇里“诗意地栖居”。

文本话语的审丑化书写

“丑”作为一个美学概念，与“美”相对，指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系。丑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艺术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它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6]新时期文学创作对表现丑陋的热衷直接受西方美学审丑理论的影响，作家借助这种审丑化的文学外形，表达对世界的冷静客观的认识。李书磊这样评说老乡、同学、好友刘震云：“震云身上有种东西在当代作家中是绝对无仅有的，那就是他对这世界比较彻底的无情观。他坚定地认为社会是一个笼，人是一条虫，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像箱笼中虫在蠕动。在他笔下诸如爱情之类形而上的东西都显得子虚乌有，人本质上是低贱而丑恶的，甚至连低贱和丑恶都说不上，因为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高贵与美丽；人就是那么一种无色的存在，亮色或灰色都是一种幻觉。”[7]

《故乡相处流传》以曹丞相的脚气发作作了开篇，脚蹼变得稀烂。黄水在“我” 的手指之间漫延。在权力威压之下的奴性的人们还争相保存这黄水，视之为“甘露”。历史上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如曹操、慈禧等，和普通老百姓并无二样，在历史灾难面前也同样受冤屈，遭驱使，忍饥寒，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才干。反倒是那个平庸的六指，在几十万人的大迁徙途中，表现出惊人之举，把平时无用的肉芽一样的六指变成“一个擎天柱……勾住对岸一棵千年老树，接着使劲一拉……波涛汹涌的黄河，在一寸寸缩小……成了一条小缝”，使大队人马顷刻之间越过了黄河……

在他的另一实验性文本《故乡面和花朵》中，丑陋的事物更成为作家热情关注的对象，被人所不齿的事物如：屁股，粪便，猪尾巴等字眼充斥于字里行间，人性中丑恶因素的表现更为直接和淋漓尽致。作品的重要人物“俺孬舅”是“世界恢复礼仪道德委员会秘书长”，文中的其他人物也无一例外地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作品描绘的是一个礼仪不再、道德沦丧的世界。例如小刘想在同性关系者回故乡运动中攫取私利，为向他的新主子小麻子表忠心，不惜认他作“干爹”……作品中对猥琐、自私、狡诈、恶毒等人性丑陋面的展现，比比皆是。另外，作品中的语言极具特色，作者借助激情四溢、变形夸张的语言来张扬人物的欲望，表现人性中膨胀的种种丑陋，内容的卑俗与语言的华美严重失衡，给人带来外强中干、调侃戏谑的感觉，在这种喜剧闹剧化写作背后，折射的是作者努力想要表达的意图：无论历史和时空如何变迁，流淌在国人身上的依然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实质：当白石头被架在火上烧的时候，他爹白蚂蚁，只能 “考虑自己目前的利益，明哲保身”；“俺娘舅”为了钱不惜把自己的三个亲妹妹卖掉；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脱离了庸俗、世俗、任何低级趣味和一些毫无必要的贵族气息的人”的三舅爷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嫉妒心强”的小人…… 这种文本书写的审丑化并不是一种外在于内容的纯粹的“形式”，它们与刘震云小说内容紧密地融为一体，深化了作者的思想表达，让读者看到了作者在写作经验上与传统艺术经验的不相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对当下现实生存经验的不信任。

人的精神品质的批判性书写

“躲避崇高”的势头在当下的中国文坛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有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静心专治自己“学问”的同时，依然能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和良心道义，执着自己的价值理想，对人的精神品质尤其是对人的劣根性予以辛辣的嘲讽。在国民性批判上，“刘震云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与批判者”。[8]他以自己的创作深刻而又准确地勾画了国民的愚昧本相，显露了国民性的羸弱以及他们做“奴隶的痛苦与耻辱”。在他的本文里，千百年国民们司空见惯的愚昧生存本相让人触目惊心，我们国民的精神，仍然贫瘠荒芜、乏善可陈。

《一地鸡毛》、《单位》的主人公小林，与其说是城市里未被完全同化的知识青年，还不如说是游走在城市边缘，与故乡农村有着无限牵绊的灰色人物。这些表面以写城市生活为主的作品，“其实在内在情感的潜流上，也与故乡或农村有很大联系。因为从思维习惯和观察生活的方式上看，中国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不是太大”。[9]小林们看似生活在城市，但其身份所属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他们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出身农村”这一引起无边自卑根源的灰色尾巴。小林老婆最看不惯的就是乡下亲戚隔三岔五地有求于小林，因为这不仅没有提高他们“城里人”身份的优越感，反而使他们作为“城市底层人”所占据的极其有限的物质空间更加捉襟见肘。乡下老师来北京就医，小林原想好好招待，但其老婆大闹一场，彻底撕掉了遮蔽在他们身上的温情的面纱，撵走了恩师，也割裂了小林们回望乡土的最后一丝留恋。城市小人物无边而琐碎的烦恼，与乡下底层农民沉重的苦难一样，都是刘震云源自乡土的感知世界的文学表现。小林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包围着、纠缠着、裹挟着他（们）的尽是些鸡毛蒜皮之类的窝心事，生活的琐碎消磨了小林们的激情，精神变得麻木而平庸，甚至带了点阿Q的味道。为了入党，他“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和她的狐臭，夏天再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日一日挨着她的身子和她谈心”。对于孩子是因为邻居的施舍进了一家比较理想的幼儿园的现实，他也放弃人格尊严违心接受，毕竟“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这便是普遍意义上的现实的贫困性，刘震云对现代人的这一生存处境有着深刻的体认，诚如他自己所言：“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令人发愁。因为每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我们怕人，于是我们被磨平了……”[10]

结 语

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现代性已不再仅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变革，“而根本上是人自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以期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11]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的刘震云，无论其精神还是艺术上的探索始终都处在当代文坛的前沿地带，与许多文本只关注形式层面的翻巧和弄新不同，形式背后意义的追寻成了他的文本的首要特征。他的作品“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12]

[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4.

[2]成伯清.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59.

[3]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陈泽环,沈国庆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7.

[4]许汝祉.异化文学与两种异化观[J].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3)：28.

[5]刘小枫.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经典美学文选·编者前言[D].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

[6]刘卿丽,徐冉.浅谈“丑的美学”[J].文艺生活,2009(3).

[7]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J].文学自由谈,1993(3).

[8]摩罗.为奴隶的痛苦和耻辱[J].当代作家评论,1998(4)：23.

[9]刘震云.整体的故乡和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3).

[10]刘震云.磨损与丧失[J].中篇小说选刊,1992(2).

[1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9.

[12]DC·米克.论反讽[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