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晶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210023)



【教育学研究】

大学文凭与中国社会的分层固化*

徐水晶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210023)

大学文凭；教育期望；社会分层

大学文凭既是个人专业能力与基本素养的凭证，更是获得职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家庭的教育投资回报差异加大，大学的入学和就业出现阶层排斥，社会中下层群体的教育期望值明显下降，不断扩大的教育放弃现象反映了社会的不公状态。大学文凭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合法性依据，逐渐成为社会职业隔离的手段，阻碍了有序的社会流动。因此，政府需要以公正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原则，加大就业制度的宽容性，促进有效的社会流动。

大学应该根据个人天赋、认知能力、努力程度的不同，为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之路，也因此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以增加社会的公正感。我国高等教育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人身份，为促进阶层间的合理流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当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职业身份差距扩大，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异加剧，大学教育所承载的促进社会合理流动的功能正在弱化。个人的希望、期待和目标很大程度与其成长的环境相一致，弱势家庭的子女在主观上对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拥有良好的职位地位的期望就比优势家庭的子女低。加上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教育成本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大学的投资收益率开始明显降低。处于社会结构中下层的普通人希望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开始变得困难。

一、教育放弃中的社会不公

美国联邦政府从1990-2012年跟踪调查美国的精英大学，结果显示，虽然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总人数增加了，但是贫困生的录取率始终低于15%。另据密歇根大学和乔治敦大学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82所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中，只有14%的本科生家庭收入在收入平均线以下。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精英大学开始重视学生的多元化，强调招录时照顾并资助家庭经济有问题的学生。当时的普遍观念认为，增加贫困生的经济补助额度便可一劳永逸。但是，瓦萨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的研究发现，从2001年到2009年，最顶尖的28所私立大学(包括8所常春藤大学)大幅提高了贫困生的补助金额，但数据显示，家庭收入水平40%以下的学生录取比例仅仅从10%提升到了11%。一些名牌大学为了吸引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高调发布经济资助政策，这些政策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调查结果显示最终效果一般，因为贫困家庭仍然根本不知道这些资助信息。西北大学校长莫顿·斯嘉皮洛表示，经济负担是大学入学的障碍，而个人入学观念的淡薄更是一大障碍。“这是心理学、社会学层面的效应，每个人都会考虑上大学值不值。”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安东尼·马克斯说：“假如你家里人或者社区里没人上过名牌大学，那你根本不会知道人生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马克斯曾担任安默斯特学院院长，他表示：“如果家庭贫困学生上大学官网，首先会看学费是多少，然后基本就放弃了。”[1]

教育放弃是指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或个体自身条件的限制，受教育者或其家庭预计不能从接受教育的过程或结果中获得预期收益，而主动做出的放弃获得教育机会的行为。[2]据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农民工的工资呈现接近趋势，很多弱势阶层家庭的家长考虑到大学教育的成本上升和大学毕业后就业收入的降低，便放弃让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

表1 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农民工工资比对[3]

备注：根据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2003-2011》(《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期)绘制。

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五年下降，从2010年开始，大约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递增，弃考率基本稳定在10%左右，2014年弃考人数上升至100多万人。熊丙奇指出，在100万的弃考生中出国留学者不超过20万，其余80多万名弃考生大多选择就业，一小部分选择重读。而80多万名弃考生中，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一般而言，城市弃考生多选择出国留学，而农村弃考生则多为外出打工。[4]中国的教育放弃现象不仅出现在高考的放弃中，大部分则是提前至接受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一些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家庭难以承担高中和大学高额的学费，加上对大学毕业后就业的担忧，即高收费和低就业导致大量的初中毕业生放弃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一方面，教育收益率下降现象产生普遍的不良示范，导致众多农村学生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学生放弃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善生活、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就业中的学历排斥使得弱势阶层进入中上层的通道更加狭窄。因此，不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弱势阶层的后代被迫选择继续停留在社会底层。相反，拥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家庭，无论客观还是主观上都以各种有利的方式，使得子女进入知名高校就读，利用大学文凭顺利的获得社会中上层的职位，继承和保持家庭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大学文凭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合法性依据，进行着特权的延续、边缘群体的淘汰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化分配。

二、大学教育中的阶层排斥

大学的学习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以及专业和职业水平，大学学历是设置在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员之间的一道屏障。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在大量的调研后得出结论，教育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如期的促进社会流动，因为家庭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等在教育中有效的实现了代际传递。

(一)大学入学中的阶层排斥

刘精明认为：秩序的维持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基本任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统治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机制。国家、社会阶层和个人围绕着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权，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模式中展开各种争斗与合作，教育是争夺的一个核心领域。刘教授把大学教育分为两类：一种是为了争取社会地位的名牌大学教育，另一种则是为了获得生存为主的一般大学教育。他认为在高校的扩招期间，社会优势阶层的父辈会为子女创造条件争取优质的、效用更高、地位取向更明确的名牌大学的教育机会，因此，以生存取向为主的部分高等教育机会则被让渡出来，下层阶层的子女获得生存取向的教育机会的概率扩大。[5]该结论与MMI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和EMI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吻合。MMI即“最大限度的维持不平等”理论：麦克尔·豪和拉夫特瑞通过对13个国家的调研得出结论，教育扩招并不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分配平等化，相反，只要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仍然需要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么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将会继续维持。[6]2001年，卢卡斯在MMI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平等的有效维持假设”。他指出：社会优势阶层会利用各种方式确保自身以及子女获得优良的教育机会，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差异，主要争夺具有质量优势的教育机会。[7]MMI理论和EMI假设都坚定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持续，是因为社会优势阶层争夺了新产生的教育机会，尤其是具有优势地位取向的的名牌大学的教育机会，同时在教育领域实施社会排斥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大学文凭的实用性偏向质量高的大学，教育质量的不平等替代了教育数量的不平等。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各个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在大学的入学机会中，厦门大学连续几年在大学生的入学率上做了家庭阶层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一，出身较高阶层的子女比出身较低阶层的子女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基本类似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中的现象，如伯顿·克拉克所述：“虽然大学努力实现入学公平，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学生人数的扩张使得各阶层都从中获益，但获益最多的还是特权阶级。社会底层的学生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按比例来说却仍然很少。”[8]第二，优势阶层子女在名牌大学的比率增加，而弱势家庭的子女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学生在名牌大学的比率不断下降，见表2。第三，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在学科专业的分布上也占据了相对热门的专业，而相对冷门的、就业不佳的专业，贫困家庭子女比例偏多。

表2 2005年34所高校大学生阶层辈出率分布情况[9]

(二)大学生就业中的阶层排斥

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并存。过度教育指拥有高学历的个人却从事低学历要求的工作。达肯和霍弗曼用个人所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所需教育年限来定义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当个人接受的教育年限高于工作所需要的教育年限时，称为“过度教育”；反之，则称为“教育不足”。[10]现有社会同时出现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状况，意味着大学文凭原有的向市场发送的信号作用逐渐失效。

目前中国的大学生过度教育，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学扩招过快，最终毕业生供给超过市场需求所致。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高等教育体系僵化、教育投入不足、专业设置不合理，毕业生质量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但最重要的是，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完善，受政策和制度干扰严重。如人事制度中的户口岐视、所有制岐视、地域岐视和就业保障不公等，增加了大学毕业生流动的成本，抑制了大学毕业生的流动。尤其是主次二元分割严重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薪资高、工作稳定、就业环境良好、社会保障齐全、培训和晋升机会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完全相反，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宁愿选择失业，也不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大量的过度教育无法掩饰同样大量的教育不足状况。与城市的企事业单位“招聘热”相反，我国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以及民营企业中明显出现“招工荒”，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同样，我国大量的农民工也是明显的教育不足的例证。如上所述，农村家庭的子女、城市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逐年下降。

知识失业与关系就业相悖。家庭关系网络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众所皆知的“钱权规则”。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虽然具有知识资源和专业技术，但是不能被社会有效合理的聘用，其中既有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就业歧视导致毕业生的“无业可就”，也有毕业生顾虑到二元劳动力市场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造成的“有业不就”。而另一方面，社会优势阶层既掌握大量的就业招聘信息，也能在具体的就业招聘过程中施加影响，利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优势，帮助拥有大学文凭的后代进入社会优势行业。知识失业与关系就业之间的悖论，恰恰体现了大学文凭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待遇。受教育水平影响个人的职业获得，但是，社会关系网络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帮助更大。社会弱势阶层的子女即使获得了大学文凭，最终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仍然只获得弱势地位的职业，延续了弱势地位的代际传递。

钱民辉指出，教育确实可以促进社会流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成人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就已经形成，教育系统的成层与社会分层是对应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因素。[11]中国高等教育在运行过程中，社会优势阶层利用社会资本占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以及阶层利益的巩固；对弱势阶层则实施了隐形的社会排斥，减少了弱势阶层的应得权利，阻碍了社会流动的功能。[12]

三、大学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

社会中的人都是理性人，会权衡周围的信息做出对自己和家庭最有利的选择，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做出投资的行为决策。[13]

(一)受教育水平对职业获得的影响

众所周知，个人的教育程度对职业和地位的获得每个国家都不一致，但是对个人初职获得的影响力最大的一般都是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在社会职业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布劳-邓肯的路径分析模型影响深远，该模型指出，家庭背景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间接的影响子女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布劳-邓肯模型利用了两个重要概念：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指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自致性因素指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初职和现职。在一个开放的流动畅通的社会中，自致性因素应该占主要的地位。

图1 布劳—邓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路径

由图1路径系数看出，子女的职业地位，主要由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与初职情况决定。在自致性因素里，初职、现职的获得都与本人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几乎70%的个人的教育程度影响了其职业获得。路径图也显示了子女职业虽然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但是影响微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另外30%的人在先赋性影响因素中，反映了父亲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间接影响子女现职。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分层不仅仅是由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同时也受到教育的影响，而教育又受一些先赋性因素如家庭出身等因素所影响。[14]

(二)大学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

布劳—邓肯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型虽然有效的分析了职业获得的因素，但是，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具体怎样影响子女的教育程度没有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教育期望”作为中间变量，扩展为“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来测量家庭的职业、经济等地位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具体影响。教育期望指个人或家庭在权衡了现实社会环境后，分析受教育程度对成就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衡量后作出的教育目标追求。威斯康辛模型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受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并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成就。影响主要通过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求学期望和工作期望发生作用：教育抱负对实际上的教育获得有很强的影响，影响路径显示为45.7%，职业抱负对职业影响微弱，影响路径显示为15.2%。但是，教育获得对职业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影响路径为52.2%。简单的讲，个人的愿望和抱负会直接影响其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其职业成就的获得。

李志峰在2013年通过有效的888份问卷分析后，发现父亲职业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性影响(表3)，其中父亲职业地位越低，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也低，工农业劳动者的子女超过1/3的教育期望是大专以下，而管理人员的子女90%都希望自己获得本科以上的教育。同样，父母的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呈现非常大的差异(表4)。

表3 父亲的职业背景对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

备注：根据李志峰博士论文《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148页)绘制

表4 不同教育背景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备注：根据李志峰博士论文《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149页)绘制

个人教育期望在大学教育获得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作用最强，并构成了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调节机制。在父亲教育背景相同的条件下，少年时期“期望上大学”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概率要高于“未期望上大学”的人，并且随着父亲教育程度的增加，两个群体上大学的概率差越来越大。

青少年时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显著提高，而教育期望与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紧密的相关性[15]175。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的子女，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而弱势阶层的子女，却选择放弃通过教育改变人生，进行着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阶层的封闭循环。

图2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获得大学教育的概率[9]191

四、大学专业分化与职业的社会分流

在学历社会，大学文凭作为接受了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凭证，代表着个人技能和知识广度，预示着工作能力的强弱。大学文凭可以与不同社会资源进行转换，如良好声誉的职业、丰厚的经济收入、隐形的社会关系网络、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文凭身份成为现代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层次学校的文凭代表着不同的教育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资源交换价值。理查德·维德分析：大学是唯一被允许根据智商、努力程度和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把年轻人分类的合法机构。贝尔预测：“登不上教育这座楼梯，就意味着被排斥在社会的特权地位之外”。大学文凭、专业考试证书、专业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16]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中心2005年统计的职业平均月薪中，经理人平均8278元，专业技术人员平均6000元，办事员平均3000元，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平均2000元，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平均1500元，农民工则只有1200元。[17]最高月薪与最低月薪相差7000多元，将近7倍的差距，其中没有包括养老、公积金、医疗、失业保险费等社会福利，实际差别将会更大。同样，即使是企业内部，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很大，尤其是高科技行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根据华信惠悦调查数据显示，高科技行业员工工资最高层与最低层的差距高达13.86倍，最高层级的总经理/组织领导者，其平均年薪(税前现金收入，不包括福利)超过40万元，而最低层级的辅助性/操作人员的平均年薪只有2.8万元。[18]

李春玲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参照布劳-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等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决定人们社会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而收入、权力和就业单位性质基本由职业状况决定。全国职业声望排名表如表5。[19]

表5 全国职业声望排名

大学专业分化是对个人职业预先进行了社会的分流。学校通过专业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教育、考试分级、文凭授予等过程，把一部分聪慧优秀的学生打造为优秀的文化精英，而同时淘汰了大部分的学员使其进入社会下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的证书制度，如律师资格证、会计系列证、计算机等级证、资产评估员证等，这些证书的获得都需要以接受大学教育为基础。国家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等职业声望高的行业对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严格，同样，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非高学历者很难获得提拔。布迪厄在1984年就指出：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等级划分系统的分类者，学校通过教育再生产等级制，各种专业与学科严格的对应社会阶层及其“地位水平”，虽然这些专业与学科表面上中立的反映着学术的等级，但是学术的地位等同于社会的尊卑。在学校里，社会价值自然的转化为个人的价值，正规的学校教育以一种特权的方式提升某些专业或职业而贬低另一些专业或职业。[20]387劳动力市场中的唯文凭论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严重束缚。

五、教育公正与就业宽容促进社会流动

尽管父辈将财富、地位、声望甚至权力传递给子女是人之常情，但前提是不能破坏社会正义。用教育选拔制度代替血统和门第促进社会流动是一种进步。但是，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正向功能，也有强化社会再生产的负向功能。因此，在教育选拔过程中，要采用对所有人都公开而公正的制度。否则，文凭会成为与门第、肤色、种族、宗教一样，成为有损社会公正的“社会屏蔽”机制。当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扩大时，不仅影响个体的人生生涯，而且对社会大众会造成心理伤害，因为绝望的后果比贫穷更为可怕。

(一)教育公正促进社会流动

教育公正要求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尤其涉及教育选拔政策的制度公正，以及制度的控制程度以及实现程度的公正。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固化社会分层问题的解决之道，主要体现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以及对特权阶层造成的社会排斥机制的挑战，打破在不完全竞争下造成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首先，需要保障高等教育的起点公正和程序公正。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规则尤为重要，例如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公正，取消带有歧视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精英取向的分配偏袒。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化的高考录取办法。也体现在追求结果的公正，建立公正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平台，以便社会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获得良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地位。

其次，建立完善的教育救助制度。政府首先应该保证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帮助缺乏资源的贫困地区和缺少先赋性因素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做到倾斜和照顾。改革高校收费制度，扩大教育资助的范围和方式，最大限度的提高弱势阶层获得良好的高等教育机会。

第三，构建高等教育社会公正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公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公正已经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不对小学和中学教育制度进行根本变革，社会公正在高等教育层面的改革会被严重削弱。政府必须把社会公正作为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原则，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最终促进社会的平等。

(二)就业宽容促进社会流动

高等教育的投资成本不低，但是教育收益却出现持续下降，导致了教育放弃和教育致贫现象的发生。分析原因发现，首先，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行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干扰严重。政府应该尽快消除有失公平的政策安排，例如户口岐视、地域岐视，人事制度、就业保障、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等，制度缺陷既抑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同时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

其次是逐步改善严重的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工资待遇高、工作环境好、拥有较多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并且受到各种如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立法等保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制度性保护，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变迁大、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尤其关键的是，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非常小，即使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技能劳动者也很少能流动到主要劳动力市场。

现有社会的劳动力制度严重歧视低教育程度者，高收入职业对低教育程度者的限制严格。在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结构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过分地依赖学历文凭进行选聘，将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过分重视文凭凸显的是社会就业结构的狭窄，以及职业歧视、城乡歧视、身份歧视和地位歧视。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打破上大学成为人生唯一出路的局面，创造一个没有大学文凭也有机会获得成功的社会，确保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向上一层社会流动的畅通渠道。

[1] Richard Perez-Pena.A generation later，poor are still rare at elite colleges[N].NewYork Times News，2014-8-26:1.

[2] 张学敏，郝风亮.教育放弃:部分农村家庭无奈的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6，(9):58.

[3] 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2003-2011[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5.

[4] 吴克明,等.城乡高考弃考现象比较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3，(23):39.

[5] 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25.

[6] Adrian E.Raftery，Michael Hout.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1921-75[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66：41-62.

[7] S.R.Lucas.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6) .

[8]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5.

[9] 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4)：65-66.

[10] Dun Can G J.Hoffman S.The incidence and wage effects of overeducation[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1，(1)：75-86.

[11] 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8.

[12] 徐水晶.中国高考制度隐形社会排斥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3，(9):39.

[13] 阮成武.论教育的利益定位与边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346.

[14] Robert M.Hauser，MinHsiung Huang.Verbal A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Success：A Trend Analysi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1997: 331-376.

[15] 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J].社会，2014，(1).

[16]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414-416.

[17] 王振.上海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0.

[18] 杨波.我国大城市劳动力分割的理论和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8:118.

[19]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3):82-87.

[20]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杨柏岭

CollegeDiplomaandSocialStratification

XU Shui-jing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PostsandTeleconmunications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college diploma;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college diploma as a certification of personal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basic quality, is a key factor to get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returns of personal education investment. There is class rejection in college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of lower group people dramatically declines. The phenomenon about giving up education reflects social injustice. College diploma as legally gist to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ethod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hich hindereds orderly social mobili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education fairness and inclusion of social employ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social mobility.

2014-08-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25)；南京邮电大学教育规划课题(GJS-XKT1203)；江苏省教育规划项目(B-a/2013/01/028)

徐水晶(1976-)，女，江苏常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徐水晶.大学文凭与中国社会的分层固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762-769.

C912；G40-052

： A

： 1001-2435(2014)06-07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