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章体政论文作家，他的很多风靡一时的政论文，既吸收了最新的外来文化成果，又往往带有中国文学传统的诗化特征。这种特点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结合这篇文章探讨梁氏报章体政论文诗化特征的形成因素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报刊政论文的写作与编辑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少年中国说》的诗化特征

《少年中国说》一文之诗化特征得以最终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作者创作时所运用的直觉思维方式以及他对意境的精心构建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一）直觉为主的思维方式

直觉作为一种非逻辑认知形式，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是中国古代诗人创作时的基本思维方式。直觉语词则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在诗中，诗人们往往需要借助于具体可感的意象去描述直觉语词，诗从而便具有了形象性和多义性。《少年中国说》全文虽不乏逻辑思维的痕迹，但主要还是运用了直觉的思维方式，这就导致了直觉语词的大量出现以及相应意象的大量产生，于是文章便不可避免地洋溢着诗性的色彩。

1.直觉思维的整体性和模糊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的智慧是推理式的，人类的知识是零散的，是一步一步前进的。上帝的思维则是直觉的，他于瞬息之间明察一切，明察其整体。”[1]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直觉思维的整体性特点。《少年中国说》全文就是以人和事物的整体性为着眼点展开论述的，如文章开头为了说明“老年人”之劣与“少年人”之优，先后下了三组判断：

第一组：“老年人常思既往”→“生留恋心”→“保守”→“永旧”“惟知照例”；“少年人常思将来”→“生希望心”→“进取”→“日新”“常敢破格”；

第二组：“老年人常多忧虑”→“灰心”→“怯懦”→“苟且”→“能灭世界”；“少年人常好行乐”→“盛气”→“豪壮”→“冒险”→“能造世界”；

第三组：“老年人常厌事”→“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少年人常喜事”→“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显然，作者在描述“老年人”和“少年人”的思想性格时，既没有给这两类人作必要的概念界定，又没有判断、推理的深入分析过程，只是将他们简单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宏观的描述，如此描述的结果注定是笼统模糊的。

2.直觉语词意象描述的形象性和多义性

直觉语词是直觉思维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的产物。这些词汇，虽然来自现实生活经验，但其内涵由于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并且缺乏严密的逻辑界定而使人难以精确把握。如上文中“保守”、“永旧”、“进取”、“日新”、“灰心”、“怯懦”、“苟且”、“盛气”、“豪壮”、“冒险”、“无可为者”、“无不可为者”等就是这样。为此，作者不惜通过大量具体可感的意象引导读者体会这些直觉语词的内涵：“老年人如夕照，……如瘠牛，……如僧，……如字典，……如鸦片烟，……如别行星之陨石，……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如秋后之柳，……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朝阳；……如乳虎；……如侠；……如戏文；……如泼兰地酒；……如大洋海之珊瑚岛；……如西伯利亚之铁路；……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

上述意象的出现，一方面给读者带来了形象性的美的感受，另一方面，读者由于各自的自然、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阅历的差异，对这些意象的解读结果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形象性和多义性，而这正好是诗歌的根本特点之一。周春生先生曾指出：“某一诗中的美感意象可以由直觉语词作概略性的勾勒；而直觉语词的含义也只能由诗的美感意象来复现。”[2]其实，运用了直觉思维的散文作品亦可如此，《庄子》一书就是这种现象的经典证明，《少年中国说》中缘于直觉思维的意象群的出现也同样使作品的阅读生发了诗歌一般的效果。

（二）精心构建的意境

意象与作家内在情感的有机组合构成诗歌的意境，对意境的精心构建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本质性要求。在《少年中国说》中，作者精心构建出了大量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特点的意境，从而使整篇文章焕发出诗性的光辉。

1.意境的选择与描摹

《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的意境，虚虚实实，涵盖古今中外，既表现了作者选择意境时的宽阔文化视野，又能够激起读者无限的新奇感和广阔的联想、想象空间。这些意境，既有源自中国古代诗歌《琵琶行》的：“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又有源自中国近代官场真实现状的：“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

作者在描摹这些意境时，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其一是写意，即对人物和景物简笔勾勒以得其神韵。例如作者对“琵琶妇”在萧瑟寒夜里追忆已逝青春的画面的简洁描摹，就成功运用了写意法，整个意境显得如梦似幻，笼罩着惆怅与凄清的氛围。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论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时说：“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此语用来评价此处描摹的“琵琶妇”意境似乎也不为过。其二是讲究句式整齐，并密集运用对比、对偶、排比、夸张和比喻等修辞方法。例如作者在描摹拿破仑和阿剌飞时，先用一组对偶句引入人物，然后用一组四言为主的句式刻画两人少年与老年之时的不同风采；而且为了渲染人物风采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作者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运用了对比、排比和夸张等修辞方法。梁启超在论及新诗创作经验时曾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3]所谓“古人之风格”，自然包括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事实证明，他的散文也明显融入了这种风格，显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4]、令人回味悠长。

2.意境的强烈情感性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是情与景的有机统一，意境中必然含有作者的主观之“情”，只是“情”可显可隐、可浓可淡罢了。《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的意境，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之所以如此，首先自然与梁启超身为启蒙主义思想家所特有的“先锋队的热情”有关。面对着祖国“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的深重危机，他忧心如焚，积极呼吁“开民智”。这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是由先锋队的热情完成的，因为群众是自发地半自觉地跟着它们走的。”[5]其次还与他创作时沉浸于直觉思维活动之中有关。因为直觉“是作家或艺术家在长期的生活和创作体验中形成、并且积淀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理和情感资源”[6]。

《少年中国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具体表现为对“少年人”以及“少年中国”的无比的爱，对“老年人”以及“老年中国”的无比的憎。这种爱憎分明、一气贯穿的情感在意境中的主要体现方式，就是对比基础上的极端化描述。

对比的运用可以说贯穿于整篇文章，作者在对比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极端化的描述，从而使感情得以痛快淋漓的宣泄。例如作者描述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老朽之人”时写道：“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一组排比句极端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些人之所以老朽以及身在这样的官场必定老朽的道理，显得极有气势和说服力，同时作者的厌恶之情也溢于言表。相反，对于前途无量的“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作者则用诗性的语言不遗余力、饱含深情地歌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种对比基础上的极端化描述可谓泾渭分明、力透纸背，给读者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现实启示

如上所述，直觉思维的运用与意境的精心建构是《少年中国说》一文富于诗化特征的两个根本因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产物，同时也是作者主观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梁启超的其他报章体政论文也多多少少具备这样的特点。正确总结梁氏报章体政论文创作中所包含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现在从事相关的工作肯定是有启示的。

（一）必须切实避免直觉思维的片面性缺陷

直觉思维属于非逻辑思维，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在《少年中国说》中时有表现，例如作者关于“老年人”之劣的三组判断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难道“老年人常思既往”就一定会导致“保守”？岂不知世间也有不少老人豪情满怀，时时“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难道“老年人常多忧虑”就一定会导致“灰心”与“怯懦”？岂不知古代圣贤曾经教诲我们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难道“老年人常厌事，……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就是普遍规律？岂不知世间仍有不少老人积极奋发，如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总之，包括《少年中国说》在内的梁启超的一些政论文，尽管确实富于艺术感染力，但还是明显存在缺乏严密逻辑性的弊端。

当然，政论文缺乏严密逻辑性的弊端也不是不可以谅解，但前提必须是作者处于非常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民大众迫切要求出现一个能使他们内心深处共同情感得以完全宣泄的载体，只要该载体能够真实、充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全无”的普遍情感，那么即使它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梁启超的大多数政论文就恰好出现在中华民族极其渴求“新变”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尽管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却依然“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7]。

（二）注意合理发挥直觉思维的形象性和情感性优势

卡普拉指出：“我们概念思维的抽象系统永远无法完整地描述和理解这个实在的世界。”[8]康德亦云：“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9]诚然，形象性的说理不仅仅是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特定情况下它确实能够比逻辑论述表达出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此外，基于直觉思维而必然产生的内在情感不仅可以使作家（主体）与外物（客体）得到统一，还能使作家的认识较之运用纯粹的逻辑思维时更加丰富和生动，从而更容易打动读者，因为“没有情感和意志基础的理性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与人的整体生命血肉相连的理性，才是有力量的”[10]。政论文写作必须注意合理发挥直觉思维的形象性和情感性优势，这方面毛泽东的政论文中就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作者形象而深情地描述了一幅中国革命的美好前景：“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读后使人精神振奋，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可见，在政论文的写作中，我们必须以逻辑思维为主导，但也不能完全局限于逻辑思维，否则，作品很容易显得机械、生硬，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和鼓动性。这就需要我们在尊重逻辑思维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自觉将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前者形象性和情感性的优势。

[1]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夏威夷游记、清代学术概论童秉国.梁启超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4]郭绍虞.诗品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金元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美)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贾泽林.康德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