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英

古代“士”的感恩情结

●石 英

他们都生活于封建社会，所受的影响无法完全跳出封建道德的范畴。因此他们的行为轨迹中也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烙印。

这里所说的“士”，不单指读书人，而是凡与庶民相对的有相当地位者，无论文武均囊括于内。一般而言，他们中总的倾向是提倡和推崇感恩，所谓“有恩不报非君子”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当然，历史上的有地位者包括“士族”“士宦”之类，也有知恩不报的“白眼狼”。

我首先列举的是明初人称“正学先生”侍讲学士的方孝孺，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后，方因拒绝为其起草登基诏书而被杀，并祸灭十族，被诛杀达八百七十余人。后世的许多慨叹主要是说此公过于狷介耿直，甚至“迂”（迂腐）“愚”（愚忠）兼备而付出了如此惨重代价。人家朱家闹家务纠纷，干你甚事？不是自讨无趣吗？

从表面上看，好像这位方大作家就是死维护一个“正统”的名分，但细究之，事情并不可作此简单的理解。因为自古以来，还有另外一些天经地义的说法：天下，有德者居之。而朱棣不是别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太祖血脉，由他来取代皇位，也是说得过去的，在明朝之前，也有类似的先例。唐代李建成虽尚未继位，但已名正言顺地被立为太子，只是因为乃父李渊尚未“驾崩”而暂未就位；其弟李世民（后来的“英主”、“天可汗”）不是就趁机抢先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其弟元吉并迫其父李渊下台了吗？而在这个流血大事件中，世民的亲信干将尉迟恭等人不是一马当先挥鞭亮锤毫不含糊吗？他们并没有因为建成是老皇钦定的正牌太子而稍为手软。后来的戏曲舞台上的建成、元吉之流都扮成了“三花脸”，那是“败者寇”的处理方式。而在这以后，当事人哪个也没有自愧为“非正统”（当然，事件中的急先锋尉迟恭晚年笃信方术，闭门不出，不知与早年的参与活动有无关系）。毕生“读万卷书”的大知识分子方孝孺肯定不会不熟知前人类似的种种。如果他援引这些完全说得过去的取向时，自然是绝对有先例可循的。

然而他没有，他还是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已经接管了大明江山的朱棣！为什么？除了上述所谓“名分”问题不足以构成方孝孺的决绝态度之外，还与他的性格或者说是个性有关。这里我不想以文绉绉的“狷介”“耿直”这类字眼加以形容，觉得还不如用“倔”和“拧”（读去声）以状其脾气更易理解。生活中（尤其是在古代）有些人在高压之下偏偏更能激起内心的“抗体”而不屈从于强暴。而且，这类人往往还有一个“特性”，即相对而言反而同情乃至倾向较柔弱的一方。当时的情势是：建文帝朱允炆虽为皇帝，但较为文弱，是否够得上仁厚且不去说，至少没有他叔父朱棣那么强悍而富于暴力；尽管他在一些谋臣的推助下志在削藩，而其真正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相比之下来自燕京的所谓“靖难”大军朱棣所部经过了多年精心准备，可谓虎狼之师，应属强悍的一方。对那强势压来，咄咄逼人，且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方，方孝孺这样自命为正直的“倔”性子是难以臣服的。这样说，绝不仅仅出于推测，即以方之文章进行剖解，就是很靠谱的依据。在他的一些慷慨陈词、痛快淋漓的文章中，或隐或显地对统治者翻云覆雨、指鹿为马诬害无辜的行为，表示出无可抑止的愤激。如在《蚊对》中对“人类同类相残更甚于蚊虫”的行径表示深恶而痛绝之。他鞭笞那种形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白昼俨然乘其同类而陵之”；而善良的生灵“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从中可以清楚地见出他的善恶观和爱憎倾向。

但与此紧密相连的，也是最具体最核心的一点是方孝孺骨子里的“感恩”情结。有根据证明：当年的老皇朱元璋尤其是现时的朱允炆对他都是很不错的。而建文帝对他还够得上相当尊重。可以想见，愈是这种倔性子的家伙对于相对尊重他的人就愈是感动于心而绝少更移也。据说现代血型学发现：某种血型的人性子比较倔犟，他认为不合于理者纵然已成为现实也不肯轻易俯就。这种说法，不知在多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当然，六百多年前尚未发现血型学，而今天则无法得知方孝孺是何血型，只能就其性格表现进行分析。至少他对建文帝是比较买账的；以现今的说法，也可以说在“气场”上是比较对路的。方从建文皇帝那里感受到的，必是相对而言要真诚些，温暖些，仅此，身处在封建时代的臣子对君王就要感激涕零了。而在燕王朱棣那里，纵然也可能得到封赏的许诺，他也不会有起码的信赖感。因为，真正的“士”是绝不会以浅近的功利主义论价的。像方孝孺这样的“士”，将真诚与尊重者看得很重，一旦“恩泽”沁入肺腑，纵是为之效死也可能是甘心情愿的。在这方面，或许不只是个“忠”字，也还有“义”的成分在。那么，既然这样的恩义已被其深深地认定，付出的代价再大恐亦难以顾及了。无疑，方的感恩情结在这一惨剧中是占有很重的成份的。

几乎与方同时的还有铁铉之案例。铁铉（1366—1402），河南邓州人，三十出头即为山东参政。燕王朱棣率大军南下，势拔济南。铁铉以棣为不义战，组织全城军民死守，浩气凛然，不唯忠君，亦带有抗暴性质。朱棣久攻不克，只好绕城南下。铁铉守城有功，升授兵部尚书之职，年仅36岁，愈发感建文帝厚恩。朱棣攻破南京后，旋复北攻铁铉，铉被执后誓死不屈。此时建文帝已被推翻，或被焚或化妆远遁。然铁铉既不“识时务为俊杰”，亦未走“良禽择木而栖”的道路，终被剁成肉酱，又以油锅烹之。铁铉是又一例不畏强暴和感恩情结的典型。为此，英年赴死，无反顾也。

由此我不禁联想起近期参观的一处与明成祖朱棣有关的遗迹，也许主办方为了刺激旅游业，也或许是过度的皇权意识使然，在碑刻上标以极其醒目的提示语，说朱棣在中国历史上的“功业最高，贡献最大，无人能及”。当然，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该朱的“功业”诸如北狩靖边、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遣郑和六下西洋、大修《四库全书》以利文化建设等等，在他的履历表上都是应该大书一笔的。然而他为人之暴戾、嗜杀，还是很有几分他老子的“遗传基因”的。而且，当时代已推进至十五世纪的近古节段，他仍将古代的殉葬制推行至狂热。这位永乐皇帝死时，竟然令六十多名嫔妃宫女“自愿”吊死为其陪葬。事实上，就是地地道道的杀殉，这也正是方孝孺、铁铉之辈本能地“嗅”出这位美其名为“靖难”而恃强逞暴不可接受的内在原因，并非只是维护“正统”的表层解释。当人一腔激愤充斥的非常关头，要求该人预见这位未来皇帝的雄才与“业绩”，恐怕是太不实际了吧？

还有一个“感恩派”人士情况比较个别而特殊，他就是自方孝孺和铁铉时代再上溯一千二百年左右的东汉末年的蔡邕（字伯喈），为当时的文学家、书法家，拥有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但一生命运多舛，始被诬陷，遭流放。后因为宦官所怨恨，亡命江湖达十余载。而当董卓专政时，被见用，为侍御史，官至左中郎将。未几，董卓被诛，邕亦受株连被当时掌权者王允所捕。一个重要情节是：卓暴尸于市时邕曾伏尸恸哭，此举与众人无不欢庆相悖，因而允不容之。邕乞求，伏罪并申辩，《三国演义》中邕云：“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恩，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肘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事，邕之幸也”。众官员亦怜邕之才，无不为之说情，允皆不准，坚持将邕在狱中缢死，“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固之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曾见一些评论者言当日蔡邕接受董卓之“任命”，纯然是迫不得已之举。此说固有道理，也未必全是。须知蔡邕早年仅为“议郎”，还常因触忤上意而遭斥，可谓压抑半生，偶得见用，虽主子并非正类，但出手“价码”不算悭吝，在半推半就状态下接受了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人与人之间的印象问题往往相当微妙，董卓虽非善者，但面对蔡邕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并不一定绝对逆反，何况给个一官半职也只是上下嘴唇一吧唧的事儿，说不定尚可以这样一个大学问家装点一下门面，有何大不了的。可在被赐予的一方，也许是一桩意外的惊喜。其实蔡邕再迂，何尝不知“董太师”是啥样货色，但毕竟当时权倾朝野，久旱将枯之时得此雨润也便有了某种感动。像蔡邕这样的正经八百的读书人，绝无独立支撑之术，毫不依附焉有他途。以上他对王允之答辩虽是小说家言，亦甚合常理：“只因一时知遇之恩，不觉为之一哭。”“一时”，自知非根本也；“不觉”，善良心地之人的真性情也。他想得比较单纯，哭上一顿，也算回报了死者之恩，未必还始终念念不忘。何况，也未曾著文称颂“董公之德”。谁知这小小的报恩之举，竟导致他“死定了”。不过，也创下了一个知其非明主而权且一哭以求心理平衡的特殊报恩的典型案例。

与此相似却又有所不同的是陈宫这个人物。早年的曹操刺杀董卓未成逃跑途中受到陈宫的保护；随后陈又因操枉杀吕伯奢全家别操而去，投奔了吕布为谋士，布败，陈宫也一同被操俘获。操劝其降，陈宫宁死不从。操问他为何弃他而去。宫答：“汝心术不正。”操又说：“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独事吕布？”宫答：“布虽无谋，不似你诡诈奸险。”这就是陈宫的价值观和善恶观。以他的头脑，他何尝不知吕布并非能成大事业之人，也不是对他能够言听计从之人，但暂时无处可去，无以施展，也只能权宜而为。小说中那句“布虽无谋”之语，倒也耐人寻味，说不定主子无谋也是他的一种选择。纵然不能完全“实现自我价值”，至少可以栖身，最低限度也能确保“饭碗”。而况吕布也并非完全不拿他当回事，起码不会时时地暗算他。他只能说是对布深表遗憾，还不能说是心存怨怼。这种复杂的心态是否多少夹杂一点感念的成分呢？值得后人去细细品咂。

以上的“士”境遇不同，感恩程度与具体情由也各有差异。但他们都生活于封建社会，所受的影响无法完全跳出封建道德的范畴。因此他们的行为轨迹中也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烙印。然而，他们也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就以上所举的几位——方孝孺、铁铉、蔡邕和陈宫，从骨子里说都应属于正直之士，从其本性上说当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类。不是所有的“士”都具有这种本性，但他们偏偏是具备的。因此，无论其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