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秋白囚室怀想

●张梦阳

囚室

长汀博物馆曾经是长汀试院，红色的墙壁，圆形的墙檐，坐南朝北，大门两边是两座长汀特有的瘦长石狮。走进拱形的红色大门，桂花香气扑鼻而来，大院里一棵老樟树后面，立着株巨伞也似的四季桂，开满浅黄色的小花，有如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闪射异彩，清香醉人。桂树下也洒了一地金黄的“花魂”，至死要将余香吐尽。

桂花树旁边是一双柏树，直矗云天，据说此“双柏”植于唐代大历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树下是清代大学者纪晓岚的塑像，他曾在试院做过监考。

沿着古树间的甬道往前走，是一座翘着黑色尖檐的大殿，殿内布置成当年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场。进殿往里，从左后门出去，右拐，进里院，又见两株四季桂，喷吐着桂花香气，只是比大院中的小些。

出里院左门，右拐，往南走过一条狭长的小道，再右拐，沿殿堂后窗和大院红色后墙间的过廊西行，就见砌筑齐整的灰色砖墙和一扇拱形的小门。出门右拐，又是一狭长过廊，西面墙上钉着一块牌子，赫然令人心惊，匾上刻着这样的字：

瞿秋白同志被囚处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等在长汀县濯田梅迳村被国民党保安团捕获。5月9日，从上杭城转押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于此。瞿秋白立场坚定，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劝降与高官诱惑，他坚持真理，严于解剖自己，写出了著名的自传体文章《多余的话》。6月18日，在西门罗汉岭从容就义。

原来这长汀试院，当年曾是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早年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读过瞿秋白的文章；进黄埔军校后，又听过瞿秋白的演讲，仰慕瞿秋白的学问和人品，且愿为蒋介石立软化瞿秋白之功，令部下给予“优裕生活”：放置书桌，供给纸笔砚墨，古诗词文集；新买白布裤褂两套，布鞋一双；按三十六师官长伙食标准供食，需烟酒时另备；每天允许在囚室外的天井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生活和医疗，囚室门前，白天不设武装看守；自他本人以下，一律称瞿秋白为先生，禁用镣铐和刑罚。

从牌左侧的小门进去，是一座小院。院内北面是高耸的黑檐白墙，南面是两间陈旧的小屋。墙、屋之间是鹅卵石铺地的狭窄院落。走进东边的小屋，迎面是瞿秋白的白色塑像。秋白跟照片里一样，戴着眼镜，身穿西服，清俊、潇洒。像座刻着——

瞿秋白

（1899—1935）

从隔断小门进到里屋，见南墙边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白色被单，床东头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青白薄被，西头放着枕头。床边东墙立着木制脸盆架，西墙靠着两张原木色的旧椅，一把有扶手，一把没有，北边玻璃窗下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是青瓷笔洗、笔架。架上有一大—小两杆毛笔和两支篆刻刀。一台圆砚压着一沓中式信纸。桌前是一把旧式的椅子。桌右是屋门，可以出门来到院落。

好几位画家作过秋白在囚室的画像，我以为属靳尚谊先生画得最传神：秋白坐在床边，黑色上衣，白色裤子，脸色苍白，戴着眼镜，左手扶腿，右手支床，压着一页稿纸。陷入深深的沉思，像是酝酿着诗篇……

据说1933年深冬，秋白和爱妻之华在上海分别奔赴江西苏区时，曾将十册黑漆布面英文练习本分成两半，说道：“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专家据史料考证，《多余的话》就是用蓝黑墨水钢笔写在这种黑漆布面本子上的。

秋白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擅书画、篆刻，字写得清雅、俊秀，作文从来不打草稿，酝酿成熟后，下笔千言，如瀑布流泻，迅捷而委婉。据秋白好友、著名作家丁玲回忆：“读过他写的稿子，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秋白从1935年5月17日开始写《多余的话》。当天，写成《何必说——代序》。20日写完《“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四章。22日写完《“文人”》、《告别》两章，以及附录《记忆中的日期》。全文共七章，近两万字，完成于六天之间。

望着这窄狭、简陋的囚室，我不禁怀想起秋白当年在这里写作《多余的话》的情景：他时而坐在床边沉思，时而在小屋里踱步，时而伏在书桌上疾书，时而点燃一支烟，朝窗外凝视，浮想联翩，心潮汹涌，自己的一生像演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真实、婉美地书写在本子上。面对死亡，表现得如此从容，充满诗意，该是多么令人景仰又让人感念的精神高境啊！

石榴树

囚室外的高墙东侧有一长方门洞，从门洞望去，可以看到一棵郁郁苍苍的石榴树，好像竖挂在墙上的画幅。走进去，是天井，四围黑檐白墙，高达数丈，只能看见一小片天宇和墙檐上樟树的翠绿枝梢，惟一值得端详的是这株老石榴树，仿佛一幅古画，百看不厌——

虬曲盘旋的树干向上坚韧地崛挺着，像要蹿出高墙，直上云天。树皮苍老、粗粝，好似饱经沧桑、历尽忧患的老人；枝叶却青葱、鲜嫩，仿佛刚刚出生的婴儿，又如少女长长的青丝，一派浓浓的新绿，与一线蓝天遥相辉映。蓝、绿互衬，煞是玄美。而蓝、绿之间倏忽冒出两三枝黄红灿烂的石榴花，令人想起“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那石榴花虽不能出墙，而花魂早上了云天……曹雪芹门前的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滋润过《红楼梦》的笔墨，这石榴树和石榴花也一定润色过《多余的话》的文辞诗境。

尤其吸引眼球的是石榴树粗干上的苍苔，墨绿中透发青白，宛如“巴山夜雨”过后，清晨闪烁着雨水、露珠的青霜，凄美而爽润，凝望后心中留下难忘的印痕。秋白名“霜”，他本拟在《多余的话》之后，还要写《读者言》和《痕迹》，形成“三部曲”，可惜死期已到，未能如愿，只留下了《未成稿目录》。《痕迹》是长篇回忆录，从目录看，有写儿时的“环溪”，写家庭的“父亲的画”、“娘娘”、“宁姐”，写妻女的“生命的伴侣”、“独伊”，写战友的“丁玲和他”、“忆太雷”、“真君潭(雪峰)”，直到写囚室生活的“得其放心矣”，共三十一节。仅从篇名品味，就饱含着浓郁的诗情。“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部《痕迹》，是秋白生命的印痕，可以称之为《霜痕》。

是的。此时的秋白，纵然身居囚室，失去自由，而他的心灵却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如他的狱中诗所言“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再不必按照别人的意旨进行诠释了。

存在论解读

由此，我又不禁发出了许多人发过的疑问：秋白既然可以自由抒写，不再受外力的驱使，为什么从容就义前偏偏要写这篇招致身后灾难的《多余的话》呢？

这的确令人费解！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他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尽管曾经犯过错误，也绝对不会有人把“叛徒”这盆污水扣到他头上，致使身后遭砸碑掘坟，爱妻爱女以至亲友被残酷迫害。

所以他的之华至死认为《多余的话》是敌人伪作或者篡改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得到了平反昭雪，经过众多学养有素的专家多方考证，《多余的话》肯定出自他的亲笔，不是“叛徒”的自白，而是—篇严于解剖自己的优美散文，是不朽的杰作。但是我以为，瞿秋白研究进行多年，虽然成果丰硕，但仍然没有讲透秋白何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这篇看来多余的“话”。

这确是千古疑问！

闸坝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是减少工程安全隐患的重要内容，通过技术控制、质量管理手段，可从整体上把握混凝土工程质量，使闸坝工程安全系数、应用寿命均会有所提高，不会影响到闸坝的正常运行。水电站闸坝由引水系统、溢流坝段组成，在施工之前以科学的设计方案为基础，结合招投标编制的工程量清单，能够为工程质量控制提供保障。

至交刘再复先生有一篇长文《〈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刊于2012年《读书》第7期。我细读多遍，深受启发，试以存在论的视角解读《多余的话》。

什么是存在论？再复归结为“自己如何可能”六个字，也就是“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即康德所说的“认识如何可能”、“人类如何可能”的根柢性问题。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根本的宗旨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略。

其实，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一个民族的思想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正是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现代存在论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未知死，焉知生。”只有在死神面前，人的存在才能充分敞开。瞿秋白正是在坦然面对死亡的时刻，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路的根柢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不仅在反省自己，更重要的是反思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的错误，提醒自己的同志寻觅适应中国国情的正确之路，这正是传达给自己深爱的民族和人类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珍贵的诤言，所以才在死前“不怕人家责备，归罪”，“倒怕人家钦佩”，“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这是何等的无私！何等的大爱！何等的智慧！却被一些头脑简单、僵化、永远不知自省、反思甚至别有所图、一意孤行的人，诬为“叛徒”，也可见这个世界的污秽、邪恶的另一面！

悖论

恰恰是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真相”，所以我们在《多余的活》中看到的瞿秋白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战士、革命家，而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一个“半吊子‘文人’”。但这样的人，竟然“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

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悖论！

而他一生的经历，也充满了“历史的误会”。“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结果是为了生活进了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开始学俄文，又被《晨报》派到莫斯科做通讯记者；本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他觉得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而文学正是“自己的家”。但事与愿违，他居然一步步地违背着“自己的生活”，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还成了“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如他家乡的俗话“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终归做不成！

那么，会有人质疑瞿秋白卷入这种“历史的误会”，是不是出于升官发财的私心呢？我认为不是。同许多参加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样，他是出自“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和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劳苦大众的一片仁爱之心。

读到的两段文字是有力的佐证。

一段是秋白的同乡、挚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中谈他少年同情穷苦人的话：

秋白少年时上街，每每碰到乞丐喊着“少爷”，伸手要钱，他总是和蔼地看着对方年龄大的说：“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随即把金太夫人给他的零用钱，铜元一枚，放在他的手里。有一次，他随母亲到北门外贤庄去，秋白出去玩了后，母亲见他身上穿的褂子没有了，几经追问，他才说：“看到村上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风里发抖，脱下给他了。”母亲听后无丝毫其他的想法，淡淡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此事十年后，我们在上海与杨之华闲谈时，提起此事，秋白犹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可见他少年时，对穷苦人是十分同情的。

另一段是秋白就义时一位亲临现场的记者，写的报道《毕命前之一刹那》：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闻瞿之末日已临，笔者随往狱中视之，及至其卧室，见瞿正在挥毫，书写绝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流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毕而毕命之令已下，遂解至中山公园。瞿信步行至亭前，见珍馔一席，美酒一瓮，列于亭之中央，乃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军士押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犹回顾视，似有所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态度仍极从容，枪声一鸣，瞿遂长辞人世。忆其在狱时，常以文墨自遣，所作“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消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这两段文字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别处，而是秋白少年在家乡常州施舍乞丐和就义前在长汀回视瞎眼乞丐。这两处关于乞丐的细节分明表现了秋白的大爱。正是这种大爱，促使他觅渡，觅渡，寻觅着，求索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终于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有兴趣”。以为这就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走上了为此奋斗之路。

鲁迅、秋白——20世纪中国的两大“苦魂”

由此，我想起了秋白的知己——鲁迅。

鲁迅也是自小充满仁爱之心。8岁时，刚刚10个月的妹妹端姑生天花去世了。他在屋隅暗泣，母亲问他为什么哭，他答：“为妹妹啦！”后来在小说《兔和猫》中对两只小白兔性命的丧失，“觉得凄凉”。于是记起住在绍兴会馆时，鸽子“膏于鹰吻”了，“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西四牌楼一只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使他为生命的断送感到悲恸。他的挚友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引用了这些描述，认为鲁迅的创作是“以其仁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等，不就是鲁迅付以大爱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群众吗？因为仁爱，所以“重正义”，主张“除恶务尽”，以使此后的青年少花费“气力和生命”。鲁迅之所以一步步倾向“左翼”，也正是因为当权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从“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学生的惨死，到“四·一二”大屠杀中毕磊等青年的遇难，再到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杨杏佛的被暗杀，直到知己瞿秋白的就义，怎能不使他感到被“层层淤积起来”的“青年的血”“埋得不能呼吸”；对杀人者充满憎恨；对被杀者满怀同情。2002 年9月，我和湖南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颜雄先生住在一屋，彻夜长谈，当谈到蒋介石为什么失败时，颜先生愤怒地说道：“当时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蔡元培等人提出瞿秋白是有才气的文学家，应当留下。蒋介石等却坚决反对，非杀不可。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也一定要杀掉！除了杀人之外，思想文化上已经无计可施，政治经济上又腐败透顶，怎能不失败呢？”颜雄先生逝世整整十年了，他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在蒋介石与瞿秋白的对阵中，看来是身居高位、手握重兵的蒋一纸密令就剥夺了身陷囹圄、手无寸铁的瞿的生命，但实质是秋白把存在论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推向了极致，将人之死诗化了，从容地击溃了缺乏文化的蒋介石，赢得了人心。思想是杀不掉的，看来虚空无有的思想能够击碎钢制的屠刀。这又是一个悖论！

抱以“仁爱”之心，对“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无比憎恶，向往“无阶级社会”的到来。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呢？秋白早在20世纪20年代去苏联写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时，就已经以为“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鲁迅则是在30年代才因为“苏联的存在和成功”，“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但是他们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悖论：当他们朝着终极目标真诚地奋斗着的时候，不仅遭遇敌方的残酷镇压和现实的重重阻力，显现出自己的追求有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还受到自己营垒内部“借革命以营私”的人从阴沟里射来的“冷枪”与“暗箭”。这该是何种的“苦境”！鲁迅1935年4 月23日在致萧军萧红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把这种“苦境”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秋白多次惨遭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被拒随队长征，终于身陷敌人囚室，情绪怎能不有些许沉郁呢？秋白和鲁迅的身世、境遇真是太相似了！难怪成为知己！但他们的性格与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秋白是沉浸在压抑而哀婉的诗情中，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内省；鲁迅则是“一个都不宽恕”式的决绝！从存在论视角去看，都是在“人类如何可能”、“自己如何可能”的根柢性问题上产生了困惑与反省。

再复在《〈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中将《红楼梦》人物细分为十类，第一类是“意识到自己又敢于成为自己但最后还是不能实现自己，如贾宝玉、林黛玉、妙玉”。

如果借再复之论分析鲁迅、秋白的话，那么，他们就属于第一类，只有升华到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意识到自己又敢于成为自己”的灵性之人，才可能达到这一层次。他们“最后还是不能实现自己”，因而感到最深的灵魂苦痛，鲁迅、秋白是20世纪中国两大“苦魂”。

纵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适，但是我对那些无限忠诚于信仰并无私献身的仁人志士仍然充满了景仰，而对“借革命以营私”的小人、奸徒永远憎恶！

（原载《随笔》2013年第6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