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图书馆学研究应摆脱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破除科学性的迷思，走向开放的研究。它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放弃独断而青睐多元的方法论，注意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理论研究 反本质主义 开放的研究 方法论

分类号 G250.13

Library Science：An Open Study

Jiang Guaijun

Abstract O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it should get rid of the ingrained essentialism idea， break the myth of scientificity，and turn to an open research. It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narrow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ut keen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which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t gives up the arbitrary method， agrees with the multiple theor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complex situation happened when the foreign theory meeting the Chinese problem.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ti-essentialism. Open study. Methodology.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中国“图书馆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迄今为止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在完成其学科建制与赢得学科认同的期间，图书馆学的现状也经常遭人非议，认为其地位尴尬者有之；认为其危机重重者有之；认为其陷入困境者亦有之，而危机的根源在论者看来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与解构[1]。实际上，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打破了固有疆界，带来的是新的视野、生机与活力，导致图书馆学自身焦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

1 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神话

人们对如下的言论应该并不陌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工作，包括基础性的与服务性的；就是研究图书馆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学者们提出的图书馆本质不下几十种，譬如“阶级性”“社会性”“工具性”“收藏、借阅性”“组织管理、利用图书馆资源”“中介性”“文献的存储性”“流通性”“公共知识中心说”“最大限度地追求知识的社会性”等等[2]。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变的。直到现在，上述本质主义思想在我们的教科书与相关学术论文之中依然十分流行。依靠挖掘出来的明艳本质，学者们建立了图书馆学的元叙事，树立了种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理论流派。不过，也正是它们所构成的本质主义结构圈住了学者们所能腾挪的学术区域。检索一下图书馆学的文献便可发现，它们执着于定量分析而忽视质性研究，热衷于技术化而漠视学理探讨，沦陷于狭窄的图书馆业务工作主题中而无视与图书馆学互相交织的其他学科或主题。如此等等。另外，试想一下，任何理论学说如果不能积极回应社会变化，其结局会是怎样。事实上，晚清以来，无论是1911-1949从日本转向美国、1949-1979以苏联为主、1980-2010以美国为主，还是与之相伴而生的名实变迁——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再到“信息管理学”，都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兀自岿然不动[3]。

2 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性”神话

另一个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它是一门科学，必须坚持科学的逻辑才能走出困境与危机。这种“科学性”的神话与本质主义的神话常常携手同行。值得追问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值得某学科亦步亦趋的“科学性”？众所周知，通过合理性——非理性、科学的——神秘的二元对立，科学把自己推上了人类精神生活等级系统的宝座之上。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它语言游戏合法。”[4]换句话说，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连科学自身的合法化也危机四伏，又如何奢谈为其他学科提供信誓旦旦的保证呢？诸种不同学科的评判应该以各自内部的学科标准为准绳，它们并没有跨学科、非历史、非文化的标准可以分享。而且，“一个学科如果以追随其他学科的创造活动为己任，它本身便丢弃了其创作作用。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伴随邻科的运动，而是致力于自身的运动。”[5]图书馆学并没有必要仰科学之鼻息，一味以科学的标准裁量自己的言行举止，否则，削足适履的事情就在所难免。如果回到科学历史的话，科学性的神话会更加直观而易解。斯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远非中立的。而克莱曼的研究更为细致，他指出：科学没有什么不变的本性，因为“综观历史可以看到，对科学的定义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如果科学有其固有的本性，或者说它不具有社会性的话，在什么应该算作是科学的问题上，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了。”[6]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也逐渐揭开了科学神秘的面纱，其基本问题有二：一是“科学是如何开始发展起来的”，二是“一旦科学在文化和制度上确立起来后，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7]。具体而言，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跟社会中其他社会与文学亚系统相关联的亚系统——譬如政治权威、职业体系、社会等级结构、文化理想及价值等等紧密勾连。科学本身就是处于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即何谓科学决定于共时的结构中其他诸多关系因素。总之，流动的科学性奉劝人们，权威的科学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纯洁无暇——价值无涉、政治中立，相反，科学既有社会性，也有政治性，它无法充当不证自明的先验基础，无法毫无争议地出任论争的最后仲裁。

3 图书馆学：开放的研究

3.1 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跨学科研究

近些年来，反本质主义思潮迅速席卷了人文社科诸领域，刷新了研究者的视域，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开放的图书馆学研究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随着现代、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人类所面对的问题，譬如资源、环境、气候、人口等等，与过去比较更为复杂，也并非某一两个学科所能胜任。因此，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跨学科研究更是图书馆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与很多学科在研究对象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譬如，它与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文献学等都可谓有同族关系。具体说来，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工作跟档案工作几乎融为一体，而目录学则是图书馆业务中最先发展并逐步完善的重要工作。近代以来，目录学与图书馆学一直携手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情报学与图书馆学都必须处理大量的文献资料，所以，两者在具体工作中亲如姊妹。搜集、整理、分析文献是图书馆学、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的基础，文献学的方法自然可以为其所用。除此以外，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等也有密切关联。在跨学科的交叉领域中，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富有启迪的成果。譬如，美国学者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就致力于考察莎士比亚戏剧传播媒介的变迁——从剧场到印刷厂、从四开本到对开本、从抄本到电脑，探求作品的物质形式如何影响作品的意义生成、影响人们的阅读感受，从而生动地描绘出莎士比亚是怎样实现从一个剧院的合作者到文学作者、经典作家的华丽蜕变。与卡斯顿着眼传播学、文学角度来讨论图书的历史不同，巴特尔斯的《图书馆的故事》则着眼历史，引领读者参观从经典古籍到中古世纪修道院、从梵蒂冈到英国图书馆、从社会主义者的书坊到现代信息时代的家庭图书室，在它们的故事中展示图书馆经久不衰的魅力。与他们的著作类似的还有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等，在书籍史、阅读史、文化史与社会史框架内，紧紧围绕作者、文本、书籍、读者四个中心，探讨这段时间内书写文字如何分门别类、编目归档，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印刷作坊和图书馆等因素如何共同塑造文化与社会。毫无疑问，上述跨学科的研究样本都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也将这项研究从枯燥乏味的单纯技术性分析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了原本生龙活虎的共时文化结构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也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3.2 多元方法及问题意识

21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实证研究一时间蔚然成风，实证方法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非实证的方法则常常遭人白眼。应该说，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不仅无过错，对于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图书馆学而言还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一方法唯我独尊，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沼中还怡然自得。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知识类型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方法论的多元为理所当然之事。如果太过偏重实证研究的定量分析而忽视定性分析，甚至将非实证研究搁置一旁，那么，结果必然会极大地束缚图书馆学界的创新潜力，从而导致研究成果千篇一律，而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来说，过度推崇实证研究而缺乏应有的反思批判也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建设。至少，在科学性神话已然破灭的情况下，应该对实证研究执迷科学思维的单行道思维方式保持应有的清醒认识，并以人文思维与之相互调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只要从方法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研究过程中严格地区分使用的是哪一个学科的方法就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判断使用什么方法好与不好的标准是看它究竟能否带来富有新意的研究结果。正因如此，一方面需要增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问题与解决方法之间的关系。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包括对图书馆现实问题的挖掘和对图书馆学自身问题的反思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后者涉及图书馆学对图书馆实践的影响力。解释力和影响力是问题意识两大指标。”[8]任何研究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而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方法。即是说，问题与方法密不可分，问题可以决定方法，因为问题的出现既激起了研究者解决的热情，也引发了用以解决的方法。方法也可以对问题产生反作用，特别是在某种方法长期垄断的情形下，新的方法必定会带来新的视域，凸显过去所未能发现的新问题。在重大的范式转换之际，甚至男男女女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变得问题重重。理顺了方法与问题的辩证关系，图书馆学才会少一些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多一些有问题、有剖析、有想法的成果。

3.3 妥善处理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研究还须超越图书馆学“本土化”论争中的种种误解，妥善处理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图书馆学是一门从域外引入的学科，因此，有学者大力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强调在吸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前提下，立足本土社会实际， 最终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从而在国际学术界扬我国威。还有学者断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应客观反映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而研究对象要“本土化”的观点则主张研究对象的多样性，这有违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是一个伪命题。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都值得商榷。实际上，本土化争论所关涉的是怎样协调好域外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援引西方图书馆学界先行者的成果时，缺少本土的视野与问题，很容易陷入鹦鹉学舌的陷阱。引进是为了适应当下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建设事业。如果说需要本土化，这才是其根本目的，而非透着浮躁情绪的名分之争。

4 结语

图书馆学研究应摆脱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观念，破除科学性的迷思，走向开放的研究。它具体表现为不再受限于狭隘的学科限制，倾心于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放弃独断而青睐多元的方法论，注意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

参考文献：

[ 1 ] 储流杰.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当代困境与危机[J].图书馆，2013（3）：12-17，29.

[ 2 ] 白清礼.图书馆本质属性新论[J].现代情报，2010（1）：30-32.

[ 3 ] 宋凯.百年来图书馆学译著出版情况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3）：97-101.

[ 4 ]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赵一凡，译.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67.

[ 5 ]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1.

[ 6 ] [美]李·克莱曼.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从生物技术到互联网[M].张敦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18.

[ 7 ]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1.

[ 8 ] 白君礼.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问题域、问题意识概念[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6）：21-22.

姜乖俊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馆员。福建福州，350001。

（收稿日期：2014-03-27 编校：方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