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霞

摘 要：“新年画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作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新年画运动倡导工笔画与年画的结合，这种新的绘画形式为新中国的画坛带来勃勃生机。本文通过对新工笔的产生及发展的回顾，探究新年画运动对现代工笔绘画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工笔画 新年画 新年画运动 现当代工笔画

工笔画，古称“丹青”，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画”的本体样式。工笔绘画以其用笔设色，工整细致、 富丽堂皇，构图严谨，色彩绚丽，具有有较强的装饰性与自由帅性的水墨绘画成为中国画技法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元代之后，文人水墨画因其占据画坛主流，写意山水因能体现出文人内心的苦闷与没落，抒发出世情怀，从而形成中国画坛数百年间“独尊水墨”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政体需要新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其政治思想，服务其政体理念，工笔画因其通俗易懂、亲近宜人、工整细致的特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而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工笔画艺术作品。在建国前后发起的各种文艺运动中，“新年画运动”无疑对工笔画重新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这一历史阶段以及建国后工笔画发展脉络的梳理，有助于审视当今工笔画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了解工笔画创作的多元格局，从而能够正确分析工笔画的发展格局和学术走向。

一、“新年画运动”的提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重建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所产生地影响无疑远远超越了之前政体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体制的建立也给这种变化和重建带来稳定的政治格局，“新年画运动”既是在此背景中作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并于 27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指示中要求“各地政府文教部门和文艺团体应当发动和组织新美术工作者从事新年画制作，告诉他们这是一项重要的和有广泛效果的艺术工作，反对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这种普及工作的倾向”①。《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布之后，对各地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的创作出版活动的影响上是非常深远的，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布的第一份对美术创作活动的中央性质指导文件，各地的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积极组织新年画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全国各地先后投入到新年画的制作，以年画这种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进行新政权、新意识形态的推广与宣传运动。 既然提到新中国工笔画的发展，那么“新年画运动”与工笔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这还要从“新年画”的创作形式和方法谈起。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中，江丰提出：“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画多吸取民间艺术单线平涂的画法，因为这种较为单纯而又明快的画法，群众以及民间艺人容易学，容易模仿，同时也便于印刷” ②。由于江丰的倡导，“单线平涂”的创作方法成为年画创作的主要艺术方法，而工笔画又成为单线平涂创作方法的最好载体。

图1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林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1

二、工笔画创作形式的改变

在新中国大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新年画运动的倡导引出的工笔画与年画的结合，使得许多工笔重彩画家如徐燕荪、陈之佛、吴光宇、王叔晖等，都积极参与到新年画的创作中。用工笔画的表现形式描绘的新年画③，即不同于以往工笔画的创作思路，亦区别于“旧”年画的创作形式，那么什么样的创作标准符合新中国文艺建设需要？1951年1月3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画刊”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由林岗绘制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图1） ④，作者以古典的精细、严谨、和谐的风格，在内容和绘制方法上把工笔画绘制的新年画推向了一个时代高峰，被认为是“民间年画，延安时代以来的新年画的进一步发展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⑤。

图2 全国各民族大团结 叶浅予 1952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幅作品为日后新年画的创作提供了规范和标准，它所展现的领袖题材的构图方式和人物刻画方法，成为日后很多工笔新年画效仿的对象。与此同时， 1950年和1952年文化部以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联合新华书店举办两次“全国年画展览”，并设置“新年画创作奖金”，又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美术家的创作热情，叶浅予、石鲁、李可染、黄永玉、潘天寿、陆俨少、力群……等大批画家也以工笔画的形式投入到新中国美术的创作中。虽然这些画家来自不同的创作背景，但是从创作形式来讲，通过细致刻画主体人物并追求画面庄严肃穆氛围，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思想以及追随形式发展，成为众多画家创作诉求的主要方式，如叶浅予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1952）（图2），作者采用全景式构图，描绘领袖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举杯祝酒的情景，画面采用单线平涂的工笔重彩方法，反映了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中心突出、结构严谨，是建国初期工笔新年画创作的一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类似作品相继涌现，如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版画家》、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联欢》、邓澍的《保卫和平》等等，都呈现出与以往工笔画作品完全不同风格和创作方法。

除了采用全景式构图表现一定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任务，通过状物精细、艺术语言通俗易懂的特点，表现新生活、描绘新政权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成为工笔画创作的另一转变，如姜燕的作品《考考妈妈》，作者通过描绘家庭生活的瞬间情景，以生动活泼的绘画语言展现女儿考问妈妈的特定情节，丰富的刻画了亲切、朴实、自然的人物情态。表现方式类似的作品还出现在石鲁的《幸福婚姻》、李可染的《黄牛图》、李宏仁的《赶庙会》、杨文秀的《好婆媳》等等作品，这些以工笔形式创作的新年画作品，无一例外的通过对现实生活场景的生动刻画，展现新政权、新体制下人民幸福生活的瞬间情景。

三、新年画运动的影响

1956年2月，在北京美协展览馆举办了“新旧年画、民间玩具展览会”，展览会中除了展出新年画创作的优秀作品之外，之前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月份牌年画、表现神仙道士的民间年画也出现在展览之列。由此之后，对新年画的争议不断涌现，1956年至1958年的《美术》即刊登了十余篇讨论年画创作的文章，这些文章都站在不同立场对新年画以及民间年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年画的讨论虽然并没有改变新年画一枝独秀的垄断地位，但确实为年画创作的多样性局面提供了言论支持。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文艺政策的重新调整以及之前在主流艺术刊物中对“旧”年画艺术价值认识的回归，使得各个画种的新年画画家重新步入到自身的专业创作中，新年画运动也结束了将近十年的全盛时期。60年代之后，随着新中国培养的一批年轻画家的成长，用工笔画创作的新年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韩敏的《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刘文西的《共欢同乐》，蒋采苹的《山花烂漫》等等，虽然这些作品都有完善的技巧表现及极高的艺术价值，但还是没能阻挡新年画式微的趋势，随着文革的结束，拨乱反正新时代的开启，新年画随之退出了那特殊的历史舞台。

即便对新年画运动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50年代初期发起的、以单线平涂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新年画运动，都难以否定它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这场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对工笔画地位的提升。1949年之前的工笔画所描绘的多为神仙道士、才子佳人，或者表现花鸟鱼虫等生活细物，很少触及社会现实生活，也难以承担起中国画的变革和发展的重任。新年画运动使得这一古老画种在新形势、新体制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个画种的画家参与到新年画运动的创作中，在政治激发的创作热情下出现了一大批无论从题材、技法以及笔墨情趣上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对现实生活、历史事件以及时代英雄工谨细致的刻画，使工笔画在现实主义、写实主义题材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其次，新年画运动的开展对丰富工笔画绘画语言、扩展创作题材方面也不可小觑。对民族风情的刻画是新年画创作中的一个主要题材，少数民族服饰的鲜艳、装饰性强的特点，给画家的创作扩展了表现空间，利用工笔画精工细化的特点，通过对罕见风情引发的审美意义，使新年画、工笔画在更为宽阔的领域里表现出独特的社会价值。

再者，新年画运动中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描绘也使得审美再也不仅仅局限在专业领域的小范围之内，至1958年全国发行的新年画已经达到人手一张的数量，可见其发行数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审美普及化，描绘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更为后来艺术创作队伍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影响到后来的美术运动和美术创作。

新年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新体制的建立在艺术创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虽然新年画运动在程式化、政治化、体制化等方面饱受争议，但是对新中国美术审美基础的影响不可小觑。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文艺风向的拨乱反正，新年画运动中对单线平涂绘画方式的推崇，不但在工笔画的创作中凸显出来，同时也影响到其它画种的绘画语言的表现，而这种影响也必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下去，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继续演绎着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发展路线。

注释：

①《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②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P78.

③虽然工笔画是表现新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绘制方法，如线条清晰、色彩鲜明的木刻年画以及上海地区盛行的月份牌擦笔年画，在当时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销售市场。

④江丰.解放区的美术工作[M]，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

⑤何溶.群英会上的赵桂兰[J].载《美术》，1960（1）.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