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中林

从一定意义上讲，百年中国的现代化是思想启蒙的现代化。这种启蒙精神，激励着时代的社会变革。

人的觉醒从来都是阶梯式的，它不可能一跃登顶一蹴而就。在民众国民性急需一场精神洗礼的当下中国，重唤启蒙精神并未过时，并且其意义愈显重要。这抑或是莞产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发。

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要叫好又叫座，必然要在思想的高度、内涵的厚度、艺术的深度以及制作表现形式的独特性上达到与众不同的高超境界。以此观之，东莞原创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则接近完美地将以上要素实现了统一。自2013年11月23日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以来，从全国30多家剧院连演60场的强烈反响来看，《王二的长征》作为中国首部以音乐剧表现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专业人士和广大的普通观众。

思想深度：重唤艺术的启蒙精神

从纪念长征80周年的创作初衷出发，音乐剧《王二的长征》不是简单地重拾革命题材的旧瓶，而是通过与以往同类题材不一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再唱长征的正气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重新审视人的价值、完成国民性精神长征的当代启蒙精神。

以往的长征题材的文艺叙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领袖和伟人史传性的长征，而音乐剧《王二的长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王二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故事，以及由王二串起的一个个长征普通战士共同演绎的志士悲歌，演绎和重申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微言大义和作品立场。

舞台叙事中清晰的线性剧情，并没有让观众只顾及追求故事的离奇，倒是流线型的叙事模式比较明白地传达出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追求及理念主张。具体起引线作用的主角王二是个被迫逃离家园的长工，在路上遇到即将病逝的革命者“同志”，“同志”把仅有的一口干粮给了王二，并托付他将遗信交给其不能谋面的孩子。就是沿着这条线索，王二在履行送信的承诺中，无意中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一路上，王二认识了“文工团”“红米饭”“汉阳造”“自由颂”“老革命”，等等，他们教会了王二识字，他们的身世与革命精神让王二从一个大字不识有点“二”的小农民，逐渐成长为一名有一定觉悟的红军战士。

今年“五一”期间，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在北京保利剧院连续展演四场。无论是专业评论家还是普通民众，在媒体的采访和调查中显示，观众感受最多的一个词是“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源于该剧剧情内容的历史厚度，以及其艺术表现力的崇高之美，也来自于作品用一种崭新的艺术视角带给当代人精神层面的祛魅和启蒙。

对于《王二的长征》，评论界的声音可谓见仁见智。许多专家读出了这部舞台艺术作品更深层的价值，争议的声音则更多的围绕其表现形式和剧情设计。概而言之，剧目的赞赏者对其表里皆推崇备至，批评者则诟病于其舞台呈现形式的非常规性。其实，该作的成功之处正是这种秉承艺术精神的多元审美空间，由于其跳出了音乐剧常规的线路，另辟蹊径，以至于容易让观众看到其别开生面的创新面影。

业内部分专业观众首先作如是说。董健，南京大学前副校长、教授，一位近80岁的老人，听说《王二的长征》在业界反响强烈，5月2日专程从南京飞到北京，走进保利剧院观赏该剧。

他的观后感，第一个弹跳出来的词就是“启蒙”。他说，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告诉我们的是“人要活得明白”，对旧的意识，要敢于说“不”。该剧所诠释的是一个人从不明白到明白的意识形成的艰难过程，这就是长征精神。“这部戏倡导的就是要把窗打开，不仅让更多的光进入知识分子层面，像王二这样的人也都要进入，这是人的基本追求。”

王二的精神成长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长征路的过程。董健还指出，启蒙是以理性为核心，人要有理性。王二的成长就是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启蒙就是获得理性，学会提升。

南京大学教授胡星亮，他看到的是一个麻木愚昧的农民精神成长与觉醒。在长征当中，王二从别人的故事中慢慢地认识到革命的意义，长征的意义，人应该怎么活着，最后慢慢地成为真正的人。“他是写人的长征，也是写长征中的人，敢于说‘不，敢于追求光明，敢于追求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它所诠释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人的生命，有人的生存，有情感和精神，还有人文情怀，有高尚的理想等等，这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一种理想和信念。”

艺术向度：颠覆传统的实践创新

在5月2日至3日北京保利剧院关于《王二的长征》的专题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会长、作曲家王祖皆指出，“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之际，东莞推出了一部新颖、独特、具有史诗性集聚震撼力的音乐剧作品 《王二的长征》，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精神萎缩、戏剧性社会现象普遍存在的当下，这部作品的出现显得尤其难得。”

就艺术成就而言，王祖皆认为，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和尊重。一是拓宽了音乐剧的表现内容。《王二的长征》开了先河，通过小人物，且用不同的表现方式表现大情怀，这大大改变了一般人认为音乐剧只擅长表现轻松题材的陈旧观念。音乐剧同样可以表现重大题材，同样可以做到铿锵有力。二是拓展了音乐剧的表现形式。《王二的长征》摒弃了常规的模式，淡化了剧情、突出了人物，用歌、演、咏三种手段，以具有中国特色与精神特质的叙事方式，做出了一部特立独行、别具一格的音乐剧，是之前国内外音乐剧中没有见到的，形式感特别强。三是突显了音乐剧的创新追求。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是依靠创新意识催生出来的一部作品，而且这种创新从创编到舞台表现都是全方位的。

形式承载内容，形式的独特更能让内容引起观众的共鸣。《王二的长征》在戏剧表现方式上，实际上采取了完全颠覆传统的做法，以王二送信识字为线索，表现了立场坚定的王二，从普通的农民成长为真正的红军战士，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找到了长征的意义；另一方面，所记叙的每一位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都充满人性，对王二送信这条线犹如串联珍珠项链，构成英雄群像群谱，自然地不漏痕迹地提炼和深化出全剧所蕴含的信仰和革命这一思想准则。

该剧形式上的创新，让王祖皆感叹音乐剧应该从描红模仿中突围出来，创造出中国真正的本土原创元素，“只有这样才能让音乐剧外来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对于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所作的艺术创新的尝试，中国音乐剧研究会常务理事、总政歌舞团作曲家张卓娅，对该剧的曲作者三宝的求新图变也表示鼓励。她认为，“作曲家要坚持自己的格调和品位，这一点很不容易。”她还主张，艺术家应该是引领时代，创造时代，同时一定要尊重艺术的规律来做艺术。

主题高度：时代意义的价值阐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作为中国人民颇具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漫长淬炼，民族精神由此亮剑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征是“中国梦”的象征。音乐剧《王二的长征》的盛大推出，正是以音乐剧艺术激发的正能量、以艺术的名义向“中国梦”致敬。

由此可见，音乐剧《王二的长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已极大地超越了该剧本身。正如王祖皆所言，由东莞市东城区制作的《王二的长征》就是以红军传统和长征精神回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重整民族精神，重建道德信仰，共筑中国梦的宣传队伍。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的艺术价值，成功地承载，表现了它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巧妙的戏剧结构和鲜活生动的人物设置，都为曲作者三宝的音乐提供了坚实、浪漫的撞击心灵的创作空间。王祖皆说，基于《王二的长征》点燃的中国正义烈焰，激发了蕴藏在广大群众心里无穷的正能量。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是本剧的策划、出品方之一，该局副调研员、东莞原创音乐剧的重要推动者周汉标，在回应王祖皆的评议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甚至一度言语哽咽。他说“王二的长征”和东莞这些年在打造音乐剧上的努力有着同样艰辛的历程，没有几个人知其背后的付出和曾经顶住的非议与压力。因而，当他在听到业界的肯定与鼓励时，禁不住将一腔融“执著、坚毅、收获、期盼”等五味杂陈的感受倾泄出来。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位政府文化部门分管艺术的官员汉子真诚自然地流露出内心最真实且柔软的一面。

对于东莞近年以全新的模式探索性地推出音乐剧《钢的琴》、《王二的长征》等作品的初衷与成效，周汉标用一句很感性的话揭其心声：“其实，我们不能有太狭隘的价值观。我们感觉到，东莞的文化假如能为中国文化多做贡献，我们觉得就值了，至于我们承担骂名或者其他，都不重要。”

刚任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陆世强专程赴京观看了演出，并在研讨会上也感同身受地道出了东莞多年来在原创音乐剧方面的艰辛探索，成功的背后不知充满了多少中国音乐剧人的情和泪。

东莞音乐剧人个性化声音像在诠释一种现象：当艺术遇到能触动内心的知音时，可能表现出女人般的感性。这样的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教授、评论家满新颖，也算是其中一位。

他在谈论音乐剧《王二的长征》时，时常带有几分惯有的激动。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满新颖以“表现主义音乐剧力作”高度评价该剧。他曾为该剧撰写专业评论并刊发于2014年《艺术评论》杂志。他指出，《王二的长征》“其超凡脱俗处就在于：作品以准确、鲜明的思想性、辩证的艺术独创性和饱满的戏剧张力清晰可鉴地敲响了‘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的警世钟。它以国人并不陌生的现代革命历史为题，以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担当意识有智有勇地发出了‘小时代、‘怀疑主义时代的最强音”。

满新颖对编剧关山的尊重和推崇几乎达到敬仰的地步。他曾在一次公开场合谈到，他先是知道《王二的长征》而后才认识关山本人。当一次无意中遇见编剧关山时，满新颖的举动令人惊讶。他对着关山说，“你就是写《王二的长征》的编剧关山？你等着，你站好，我给你鞠三躬。”这就是一位专业歌剧评论家对该剧的态度，“他（关山）哭了，我也哭了。”

满新颖认为，《王二的长征》最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剧作家有着辩证、积极的历史观，他没做被动的接受或编年体式的编撰，更与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划出了界线，用这种史观写戏，其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破壳而出，羽翼丰满，其戏剧精神因此也会更加坚强。

表现维度：两种话语的转换融合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给观众的感受是沉甸甸的，许多人能直接体会出该剧对现代社会及政治的警示和隐喻，让人隐隐约约感到其中的含义是非常深刻丰富，而又意味无穷的。

《王二的长征》讲述的是千千万万底层民众创造的长征史。这部艺术作品渗透了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历史不光是“上面的”领导人物创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才是长征史的创造者和缔造主体。

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主任白云涛说，该剧反映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创造长征史一个缩影，这是一种艺术性的提炼。而这种艺术性的建构正是依托于其历史真实性，同时它也让今天的我们推进了对历史的思考。

历史上真正的不朽传世之作，都是大时代的作品。一部艺术作品，如果将历史、现实、政治、时代完美地结合起来，给现实以隐喻，才是属于这个大时代的作品。以此而论，《王二的长征》这部音乐剧实际上也是历史剧，同时也是带点政治剧成分的剧作。该剧内容上的历史厚重感与主流价值取向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民间视角和大众立场，实现了一次接近完美的联姻结合，它让我们看到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两个话语体系实现了天衣无缝的对接、交织与融合。

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中，政治话语或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一般具有固定的范式和模式，嵌套进非人格化的政治修辞标准，以僵化和刚硬的形态呈现在民间话语面前。在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倡导与传播过程中，或者由官向民的表达过程中，那些非人格化的艺术形态以自上而下的流程进行，会让普通民众有较大的距离感。倒是像《王二的长征》这部音乐剧，以新型的艺术表现形式打破历史伟人、英雄的“高大上”等形象，让当代人以平视的姿态去认识、感悟历史，似乎是无动声色地将国家主流价值精神植入到国民的文化基因里。

关于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两大话语体系的关联，《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徐庆全作了一番阐述。他表示，他很高兴从《王二的长征》中看到两种话语体系交互的东西。剧中保留着主流话语体系中最典型的诸如“汉阳造” “老革命”等革命人物形象，而同时另一个民间话语体系的形象也能看到。当剧目出现第一个“人”字时，“我觉得比较震撼，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我们在重构长征的历史当中，我们讲到‘人了吗？没有，基本上没有讲到‘人。”

徐庆全说，“过去往往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领导人的形象，没有一个一个 具体‘人的形象。而王二，由于他有个体性格的一面，所以他比较真实，这是在这部戏中，对长征另一个话语体系和主流话语体系交会的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我想，这也更容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

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可以说为两种话语体系的融合开辟了一条蹊径。这种融合途径，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审美感受和思想高度的启发呢？在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看来，《王二的长征》是在一种“关系建立”效果下的现实主义，在“关系建立”的包装下一种非常严酷的现实主义。它通过王二这一人物在长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这样一批由各色人等组成的队伍，他们各自呈现不同的精神层面与精神历程。这看起来没有那种豪迈的英雄主义的张扬，但是，它有非常现实的残酷的生活真实性和立体感支撑。

从启蒙精神与当代价值呈现这个层面去解读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实际上也是隐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始终是一部未竟的艺术之旅。正如“文工团”与王二道别时说的一句话，“长征结束了，可路还长着呢，我们得一直走下去。”而这句发人深省的话语，足够我们一直思考玩味下去。

{专家声音}

朱恒夫 上海大学教授：

第一，《王二的长征》艺术成就具有民族性。要扎下根，成为真正的民族艺术，必须民族化。《王二的长征》比之前的探索与实验，有了更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当代性。长征的题材，80年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界、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或宏观或微观的陈述，可没有一部作品像该剧一样，以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视觉来表现这次改变了民族进程的壮举。它表现的是精神层面的长征，这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当代性。大书特书的是一个大大的“人”字，人的平等，人的自尊，人的觉醒，人的责任。

刘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从“人”到 “不”、“火”、“枪”、“路”、“亮”，这些章节，我认为写的是人的意识的觉醒。“红米饭”写的怎么让人站起来，“火”是写希望，王二结识了“红米饭”以后，有了希望燃起了烈火，可以有很多臆想。“枪”是写人的尊严，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人 ，要想站起来，要想有希望，必须得有手段，那就得拿起枪。“路”是写选择，应该怎么走。“亮”是要找到方向，然后再穿插“诗”，“诗”写的是追求，尤其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是另外一种人物，但是他也有追求。“疼”是写战火之间的爱。“老革命”写的是榜样，榜样的力量，对他的思想产生一种触动，我怎么站起来，虽然我的背是佝的，但是人的自尊心是直立的，我不怕权势，你打我、压我，我都要这样干。他是这样的反抗力量。

胡应明 湖北艺术研究所所长：

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形象，需要一个王二的形象，需要一个在接受启蒙的、精神成长的形象，而且它需要一个现代的舞台平台。

长征中的王二，就成了这一个人的长征，尽管它是融入到我们长征的滚滚洪流之中，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人的长征。这是一个具体视觉意义上的长征，但是在其背后，我觉得这既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革命史的延续。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表现出种种无奈的时候，尤其是出现很多反讽、颠覆的想象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由剧中情节联想到人生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