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群

我和广州的石牌有两段缘。一段，是在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附中）读书，从1964年9月至1968年2月，将近4年；其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停课，真正在学校住的时间其实只有开始的两年多一点。另一段是14年后，1982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和它仅一墙之隔的华南师范大学读书。

关于华师附中，2001年第10期的《广州文艺》上，曾刊登过我一篇不算短的文章，题目叫《这代人和华附》，里面已经将华附各方面情况的回忆写得较为详细，包括校园布局、环境，校舍、教学楼及附属设施的位置、状况以及那个年代背景下的校园生活，所以这里打算略去不再写了。需要补充说一点的是，发表那篇散文的文学期刊原本不大起眼，后来不知什么人将我的文章放到了网上，看到的人就比较多了。我是很晚才知道的，而且见上面很有一些华附校友的随感跟帖，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心想，也许这篇叙述平实的文章，不小心真的触到了那一代学生内心的真实情感。

石牌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广州，是比沙河还要略显偏远一点的郊区，只是附近集中了不少华南地区的高等院校，才让它远近闻名。它的主要街道，就位于华附侧门的马路对面。有一间很小的邮局，紧挨邮局的，是一栋建筑还算不错的百货商店，只是一、二楼都只辟有半层的面积用于营业。记得一层几乎一半是卖学习用品，一小半卖食品；二层楼梯口处有一间小小的储蓄所，转进去，里面柜台很大部分卖的是体育用品。商店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新建了两排平房。前面一排依次是一间冰室、一间副食品店和碗具店、水果店；后面一排是菜市场。百货商店和这两排房子间有一条通道，走进去是石牌饭店。在这一小片建筑之后，就是农田和村舍了。严格说，石牌街甚至不构成街的概念，尤其在1964年以前。

华附那时招收的基本是寄宿生，学生家远在外省的都有。每周的周日晚上，是学生回校报到时间，周六下午放学回家。从沙河我家到石牌，直线走没有公交车，要绕很远的路。虽然也有火车可乘，但只有一个站的区间，且来往车辆甚少。所以我上学基本是抄近路步行，大约要走一个小时的样子，大半路程是沿瘦狗岭边上的一条沙石公路走。沙石路两旁栽的全是台湾相思树，那条来往车辆很少的铁路恰与它平行。所以我又经常喜欢走铁道，一边数着枕木，有时步子有意跨大些，隔一条枕木迈一步，以此打发路上的枯燥。华侨补习学校那时就在这条路的旁边，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和我们不一样装束的男女学生，骑着外国自行车出入校门。

沙石路尽头是丁字路口，与一条柏油马路相接。往左是去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的路，往右行不远，就可看见华南师范学院校墙与侧门。那条铁路则在原来方向上继续向前延伸。

到柏油马路路段后，两旁都换成了一种叫木麻黄的树，叶子像松叶，树身高直。由于师范学院的校墙和华附的校墙是相连的，因而数百米的距离，就到了华附的一处简易校门，全校学生的食堂就位于门内。再走几步，能看到学校围墙内一座瓦屋顶的学生宿舍，很大，可以容纳差不多一个年级的男生住宿。我在华附的两年多时间，住的就是这座宿舍。

宿舍过去不远，便到与石牌街相通的马路了。沿路再走几分钟，可到华附的正门，它与暨南大学侧门隔路相对。继续前行不远，路的两边分别可见到华南师范学院与暨南大学的正门。

最让我清楚记得的，是入学后第一个周六的下午。放学时天正刮大风、下暴雨，我和其他新入学的同学一样，归家心切，根本顾不得许多，没等雨哪怕小一点便急着往家赶了。我穿的是一件浅蓝色塑料雨衣，风把衣帽吹得用手拉都拉不住，走到那条沙石路上，更感觉吹起的沙石打得腿脚都疼。而平常日子里，我似乎也比其他同学更爱一周中间多回一晚上家。因为第二天要赶早回校，就不得不时常借同学的自行车，那时班上有小部分学生已经有自行车了。一次由于没借到自行车，早上往回赶的时候，怕时间来不及，还是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回的学校。我后来所以对朱自清散文《背影》感觉特别亲切，就是因为自己也有类似的亲身经历。那天清晨，坐在父亲身后的我，感觉他车骑在沙石路上坡道的时候，很有些吃力的样子，于是微微抬起了头，无意间就看到了父亲后脑上的头发，细细曲曲的、软软的，已明显开始稀疏了，又听见他清楚的喘气声，那一刻，我内心突然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就因为自己，累得父亲要一早骑车送我，还要原路再赶回去上班。这种内心愧疚后来很长时间都伴随着我。记得到校门口后，父亲说还有时间，又带我到斜对面的一间小食店吃了早点。那间小食店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叫“利群饭店”。

在我记忆中，这似乎是父亲唯一的一次送我到学校。还有一次是天气突然转冷，他到学校给我送来了御寒的衣服。

从前总认为，我兄弟姊妹多，父亲对我们几个男孩严肃的时间更多一些，加上他工作忙碌，去世得又比较早，所以对人们所说的父爱，自己印象总感觉不那么清晰。可这个背影，却萦绕在我脑海几十年，给了我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也叫我真正懂得了父亲的含义。前不久和家人相聚，听哥哥说，有一次他早上赶回华附，也有和我完全一样的经历与感受。我听了怔怔地好长一会儿时间。

十多年后，当我再次来石牌念书，送我报到的则是母亲。那时，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干部队伍相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广东省决定在广州市内的5所高校内增设大专性质的干部专修科，各地各部门须按副科级职务以上、有培养前途、年龄又有一定限度要求的条件挑选干部，通过组织两个月补习，然后考试择优录取。我申请报考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干部专修科的中文班。

当时我刚刚志愿报名参加完了广州市的首次义务献血，母亲把我叫回到沙河家里，专门照顾我，以便加强我的营养，让我全身心投入复习和准备应考。那时母亲已经66岁了，却精力非常好，很能干。不但如此，就是在她七十多岁以后，还不时带上亲自发面做的包子或其他食品，自己坐公交车从沙河赶到市中心我住的地方，爬6层楼到我家。一想起做儿女的，总以为母亲这样做好像是当然的，却没能在她生前尽到做儿女自己该尽的一切，我的内心十分沉重。

华南师范学院成立于1951年，是次年迁入石牌南方大学原址的。它的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39年改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后来的变化也多，直到1977年才又恢复华南师范学院原名，1982年易名为华南师范大学。

在《这代人和华附》中我也提到了，早在中学时代，因为常到这来，对华师校园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十分熟悉，尤其是学校正门内那座上世纪50年代就建起的苏式课室大楼，很显气派，有5层楼高，如今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课”。

华南师范大学干部专修科，当年新辟在校园的一角，有自己独立的课室楼、宿舍楼和饭堂。宿舍为3人一间，单人床，各配书桌书架，有独立卫生间。我们进校的当天，两座宿舍楼都还在拆脚手架。

华师的干部专修科共设了中文、文教、政治3个班，每班三十来个学员，进修时间两年。可到第二年情况就有些变了，不再要求考生具备副科级以上职务；再到后来，干脆改为了培训一般行政干部的学校。我有很长时间没往石牌那边去了，不知道它现在的情况如何，该是变化更大了吧。2013年是华师大80周年校庆，我很希望能在它的纪念特刊上，找到哪怕一点有关干部专修科的文字，结果却有些失望。

我在班上是学习委员，最后以优秀成绩毕业，除外国文学一门得分89外，其他全部90分以上。不过，更使我感触良多的，还是因为那个时代和年龄段，对什么都有憧憬愿望，敢想敢说。校领导有几次组织我们开座谈会，我曾就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技进步，大学在经济建设热潮到来的时候，有着促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能量的巨大释放空间，社会介入办大学和校董会组织结构，因此也会是即将到来的新的办大学特征，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我认为到现在都还没有过时。

（图片由文仕公司提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