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兵

[提要]《边城》表现了一种美好、单纯、朴实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性美是以翠翠这一形象为载体，通过她美丽、动人及忧伤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点为自然、优美、健康，体现在真、善、美的统一，旨在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

[关键词]沈从文；翠翠；人性美；真善美；野性

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的那部分人大都未受“现代都市文明”的熏染，有着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生命形式。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浑浊不堪的世俗社会中，沈从文始终坚守着湘西这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坚持用一支温情的笔来赞美这种优美、健康的“人生的形式”。其作品大多寄托了这种理想。

一、健康、自然、优美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自小生活在一个边疆辟地小城——湘西凤凰，15岁离开这片生养他的热土后，大部分时间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湘西凤凰在其文学创作中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边城》近10万字，向来被视为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翠翠的一段美丽而又忧伤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对农村少女爱情心理变化细致入微的描写，以及对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的安排，把湘西世界的景物、风俗融入其中，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本文以翠翠这一形象为例，谈谈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性美。

翠翠原是个浑事不解的乖巧少女，她在青山绿水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纯粹是个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女孩。她那纯洁而略带忧伤的气质与那美得令人发愁的茶峒山水融为一体，组成一幅牧歌情调般的风景画。翠翠的爱情几经波折，充满种种恩怨纠葛，在这过程中，她所具有的健全人性的形态之一——顺应自然的特点也就显露出来。翠翠没有大喜大悲，虽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驰骋她那颗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的睡眠了”。在沈从文看来，“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一切人事皆有渊源。其中固然含着一定的宿命论思想，有消极的成分，但在人们面对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遭遇失败时，暂时他平静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许比不分析具体的情况作鲁莽的冲撞要好得多。翠翠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优美的。听祖父说些城里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用竖笛为爷爷伴奏，替他人渡船，和黄狗说话。在听到别人说欺侮她的话时，轻轻地骂一声：“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虽是误会，也见出她的善良与单纯。即便知道二老天保生了他们祖孙俩的气，“只是老的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翠翠依然对他与爱情抱有强烈的憧憬。“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翠翠的行为吻合少女初恋时的甜蜜神态，合乎自然，顺乎人情。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翠翠在爱情中的言行表现出人性的贫困和简陋，而非健全的人性，贫困就贫困在她没有主动去追求爱情。笔者认为，任何个体的主导行为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其主导行为不可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能要求翠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去勇敢地追求爱情，从而实现她所梦寐以求的爱情，当时的湘西，是尚未被外界世俗文明侵袭的一方土地。女性美的范畴，涵盖了矜持、含蓄与内敛、羞涩，与现代部分人认同的“女追男，也无妨”大相径庭。因而，翠翠的行为是符合其时的主流审美意识的。

二、人性美的体现：真、善、美的统一

在谈到《边城》的美学理想时，沈从文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翠翠便是他在作品中要说明的具有“爱”的主人公。翠翠的“爱”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是人性美的体现。

真。“真是从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自身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现象，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着的真实现象、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的领域不仅涉及科学、理论知识，而且包括人类的情感思维。追求“真”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之一。表现在翠翠身上，便是纯朴、天真的个性及对自己感情所持的真实态度，在翠翠隐约萌生了一种新的意念——这或许还不是爱情时，她守住心中关于人生的全部美丽梦幻。但是，爱情的真谛并不仅仅在此，傩送走了，祖父死了，可怜的翠翠开始了孤独的对情人的痴心等待，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对爱情的追求与坚持如果只是等待，或许显得稚嫩与被动，但它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对那份爱的忠贞与决心。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表面上看，是诗人暗下决心欲向世人宣告，从明天起，我要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事实上，这几句诗正是表现了诗人与现实世界的无法磨合，体现了诗人对积极入世的绝望。因为他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不是从今天、从现在起，今天有明天，明天还有明天。所以，“明天”是个模糊的概念，是永远难以企及的未来。翠翠等待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明天。她对爱情的痴心等待也就在生活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意义，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追求“真”。现实生活中，翠翠爱的是傩送，而并非天保，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翠翠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着的真实现象、内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她听说来说媒的是大老而不是二老时，“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对待二老，翠翠完全是另一种心态，即使他对自己有了误会，甚至走了，她依然等待着他。从翠翠对待大老、二老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可以看出，在爱情上，翠翠是不苟且的，是追求真实，尊重自己的情感的。

善。翠翠自幼与祖父和一条黄狗相伴，为过河人渡船，奉赠烟草、茶叶，助人为乐。这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利、有益、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也就是善行。“善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对他人、对社会的有益性。”翠翠的善已不仅仅停留在心地善良的层面，“从不想到残忍事情”，它已经走出内心，跨入了行为领域，是与人为善，由小乘之善步人大乘之善。“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虽然都为人称颂，但两者的境界却有天壤之别。从个人利益出发，“独善其身”显然是明哲保身的代名词，为人所不齿。如果有人能“兼济天下”，从社会利益出发，其便超脱了自我的樊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和气度。翠翠的言行虽不能算得上兼济天下，但其本质是无二致的，考虑到翠翠个人的能力、境况，她所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罢了。

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边城》中写道：“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正说明了，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边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边民们的生活并非碌碌无为、了无生机，并非没有追求。翠翠活泼机敏、体贴祖父的苦心，一旦在梦中被那青年的歌声将灵魂轻轻托起之后，就一改初衷，充满了对它的渴望与追求。这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是合乎人性的。美的实质在于合乎情感。翠翠的生活，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合乎人们的情感，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创造了美。

“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们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湘西这方宁静、安详、朴实的净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翠翠。正是这弓背般的溪流、弓弦般的山路、静静的河水养育了她们，使得她们淳朴、能干、优美、健康。她们不虚伪、不怯弱、不庸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一丝的喧嚣与浮躁。是她们创造了湘西世界，去掉了雕饰与矫揉，延续了代代相传的美好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等。

平静而又清澈的绿水，融化了湘西人好勇斗狠的个性，消解了他们还来不及染上的世俗气息。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习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供奉“人性”的小庙并非天生具有，也并非沈从文一手独创，而是翠翠们自己的杰作，她们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同时又是“剧作者”。一方面她们身处剧中，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她们的生存环境，是剧中人物；另一方面，她们将“构成人类生活和人类世界基本轮廓的真、善、美”高度统一起来，表现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显示着人性美。

三、用原始的人性美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

在沈从文笔下，像翠翠、萧萧、三三这些人物身上闪现的人性美，并不是完全理想化的，它具有特定环境中的特性——没被“现代都市文明”过滤掉的“野性”。这种野性，并不是指粗鲁、凶残，而是指一种自然状态，其中还带着倔强的成分。它是健康、淳朴的，它属于自然、优美的“人生的形式”的一部分，并不带任何贬义的味道。《边城》中，翠翠身上充满了野性，这是一种人性的不加任何雕饰，生于自然、死于自然的形态；对美好爱情的坚守，她甚至愿意用一辈子来等待，倔强的性格因子突显无疑，而沈从文就喜欢这种东西，人性的东西。

其实，沈从文自身就带有这种野性。首先，他的这种野性带有自负的成分。1934年1月18日，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此信中，沈从文表现得很自负，认为自己的作品确实比其他作家的要强。后来这种预言“奇迹”般地得以实现，其《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次，沈从文的这种野性还带有倔强的成分，这通过他与鲁迅的关系就能表现出来。有一次，鲁迅因误会出言讽刺了休芸芸（沈从文创作初期所用笔名），还在一些作品中以尖酸、刻薄之语对其进行挖苦、嘲讽，而倔强的沈从文“当时在文章中是这么写的：‘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俩人都熟习。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是左联的，跟鲁迅编左联的刊物叫《萌芽》。”总的来说，若沈从文生来就是城市人，没有乡下人的这种野性，没有自负与倔强的性格，便难以写出《边城》、《八骏图》、《长河》等极富个性的小说，也就难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足。

沈从文不仅身体力行，还用大量的作品来发掘这种原始、淳朴的人性美，目的就在于他想用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来改造虚伪、孱弱的国民性，从而探寻生命的庄严和本真，进而重塑民族品德，重铸民族灵魂。这点在文学批评家苏雪林那里得到了印证——在《沈从文论》中，苏雪林不再那么简单地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比较欣赏地认为沈从文“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总体而言，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以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感知方式，通过对人性扭曲的批判，努力于充满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发现、捕捉人性的闪光点——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从而达到他使那些遭到压抑和歪扭了的人性获得解放，使民族品德的重造和国家社会的振兴成为可能之目的。沈从文瞄准自己熟悉的故土——湘西，讴歌其地健全的“人生的形式”。细心阅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创作在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两者的融合，他始终热情地呼唤美好人性，作品中贯穿着的一个总的思想基调，就是对美好人生的寻求和对人性复归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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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