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贫农家庭。少年时入美国教会主办的香港马礼逊学校读书。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随校长布朗赴美留学。咸丰四年（1854），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三十六日南京之行

还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容闳耳闻国内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即深表关注，请求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向他及时提供有关情况。学成归国后，容闳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平军者与地方民众“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人屠肆”之惨景，“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他“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对洪杨起义军深表同情，甚至“几欲而为之响应”。

1860年11月，容闳由两名美籍传教士陪同，离开上海，前往苏州、丹阳、南京等太平军的辖区一游。此行既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素怀同情心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个人意欲有所作为的主观动机使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他们这批人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使我的夙愿得以实现。”

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抵达南京，12月24日持护照离开，共逗留南京三十六日。容闳见到四年前在香港相约“于金陵得再相见”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并通过后者，向太平天国提出七项改革建议：

一、按科学原则组织一支军队；

二、设立一所武备学堂，以训练有能力的军官；

三、为海军建立一个水师学堂；

四、组织一个文官政府，聘用有才干和有经验者为各行政部门的顾问；

五、设立银行，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设立面向民众的学校，将《圣经》列为教科书之一种；

七、设立各类实业学校。

在上述七项建议中，第二、三、六、七项均与教育有关，它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宗旨。尽管见识颇广的洪仁玕对容氏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深知容闳的建议“关系重要”，但洪仁玕名为总理朝政的干王，并无实权，其实际能力也有限，他自己的《资政新篇》于一年前公布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天王洪秀全批准刊行《资政新篇》不久，又下令重印《天朝田亩制度》了。再说，此时此刻的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无论是官样文章《天朝田亩制度》或《资政新篇》，还是容闳的新建议，都已无法挽救天国式微的命运，曾被孙中山称作“洪朝”的太平天国之覆灭不过是迟早的事。

至于容闳在自传中留下的关于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一些认识，值得我们适当关注。他说：“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神志昏聩中，自谓曾至天上，蒙天主授以极重要之职，命其毁灭世界上崇拜之偶像，指引迷途，晓谕世人，使人人咸知天主，信仰耶稣，惮耶稣得为世人赎罪”，“盖昏聩中构成之幻想，乃自信为真。日至客家中，历叙其所遭如是。谓世人必须信仰一己，乃能获上帝之福佑。遂以崇拜上帝之事，蹈狐鸣髯火之嫌，每日瞻礼祈祷，高诵赞美之歌”。乍看起来，容闳的评论充斥着一个正宗基督教徒对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宗教偏见与政治偏见，而实际上，洪秀全大病中的异梦与传教过程的确不乏神秘主义与滑稽色彩，经不起心理学的科学分析。与其说洪秀全1837年落第归乡后的那场大病与“异梦”之于造反大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不如说是表弟冯云山的无私臂助成全了他，帮他圆了这个“异梦”。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证洪秀全是否真像容闳所说的患有“一种神经病”，但洪秀全在创业之初就“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还不曾冲出广西就已拥有十五个妻妾，导演“杨韦事变”、逼走石达开之后，又整天沉湎于他的八十八个妻妾中。朝政大权交给他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两个兄弟，再加一个小孩“幼西王”，形同儿戏，种种迹象表明：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的政治素质的确是很差的。

尽管容闳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印象不佳，但他不惜为太平军辩解，深恶清军的残暴，爱憎分明。他说：“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篙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相，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不]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不过，这并不等于容闳试图为太平军护短。他同时指出：“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

提出幼童留美

容闳本是一个地道的基督教信徒，他在提交洪仁玕的七项建议中，也念念不忘“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但在此之前，在留学大洋彼岸的岁月里，当他所就读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会提出以回国任传教士为条件，资助他继续上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因为在他看来，“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并不仅仅是为了图动物般的生存而含辛茹苦，我曾勤奋不懈使我能受到教育，我感到我应该把我所学到的一点知识作出最大的贡献，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

显然，在容闳的心目中，还有比传教更为重要的人生追求，那就是“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谋求祖国的富强。这一想法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期望。同时，也使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随后不久，容闳幸得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资助，考入耶鲁大学。课余替同屋学友管理饮膳，购买菜肴，又为某藏书楼管理书籍，从中获得部分劳动报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endprint

求学耶鲁期间，容闳与同学卡特勒几次散步长谈，就“提出和谈论了当时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意即回国后促成清朝政府派遣官费留学学生，为祖国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容闳说：“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无论是回国后探访太平天国辖区，还是襄助湘军统帅曾国藩办“洋务”，容闳“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如果说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不过是容闳对太平天国起义者的一种试探，并无多大希望，那么，试图通过晚清洋务重臣曾国藩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算是找对了人。容闳在自传中之所以对曾国藩赞不绝口，溢美之词随处可见，与开明务实的曾国藩最终能委托他主持官派留美一事、让他一展教育救国之志，关系至大。

容闳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托，专程赴美购买机器，装备江南制造总局，颇得曾氏信赖，进而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用容闳自己的话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即先下点毛毛雨，还不敢直接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美学生的计划。

丁日昌受容闳之托，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设想，曾氏答应领衔上奏，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当曾氏等人的奏请获准实施时，容闳更是欣喜若狂，认为他的计划可望“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容闳踌躇满志，赶紧在上海设立留美预备学校，继而在香港、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与珠海市一带）等地遴选出国幼童三十名，再往美国预先安排住宿、上学等事宜。

第一批幼童三十人于1872年8月起航赴美。第二、三、四批相同数量的远航者也分别于1873年6月、1874年9月、1875年10月陆续赴美，容闳以副监督的身份操劳其间。他视办理官费留美一事为人生“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因而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与留学生们朝夕相处，关怀备至，“感情之亲不窗家人父子”。

可惜好景不长。旅美的与国内的顽固守旧者遥相呼应，以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为借口，怂恿清政府将留美学生于中途撤回，容闳的好友吐依曲尔等联络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出面劝阻亦不果。自1881年8月始，原拟以十五年为期的留美幼童分三批一律撤回。

即使像囚犯一样被中途遣送回来，这些学子也仍然是祖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中的佼佼者。在他们中间，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三十人，其中工矿企业负责人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局长三人；从事新式教育者五人，其中大学校长两人；从事外交、行政公务者二十四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十二人，外交次长与公使两人，外交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投身海军建设者二十人，其中海军将领十四人；从事商业活动者七人。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被顽固势力强行撤回，如果不是许多人所用非所学，他们中间必将出现更多的工程师、大学校长和外交官，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必将更大。

在留美学生之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中，自然包含着留美学生的引航人与护花使者容闳一份功绩。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若“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支持孙中山革命

留美计划的半途而废，对于容闳和许多被撤学生都是沉重的打击，他们由此深感“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乃“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容闳的思想由教育救国逐步转向政治救国。当晚辈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如异军突起发动戊戌维新运动时，容闳也在北京就地参加，他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密谋围颐和园捕那拉氏，容闳也曾与闻其中，并且打算商请美国驻华公使予以协助。政变发生后，他一边设法逃离北京，一边致函李提摩太，请求营救比自己小四十五岁的后生梁启超。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曾改变容闳的救国之志，其政治态度反而日趋强硬，他的思想主张还经过了由保皇到支持反清革命的显著变化。

1900年夏，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与颟顸排外无涉的容闳成为少数赞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弥足珍视。他说：“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东亚主人，终在中国。汝等年少，好为之！”

与此同时，南方多数新派力量代表云集上海，谋商救国之策。据唐才常的胞弟唐才质回忆：“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同年7月，由南方各新派代表组成的中国国会在上海成立。年逾古稀的容闳以四十二票当选为会长，严复以十五票当选为副会长。容闳“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风发，鼓掌雷动”。正在准备广东暴动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在海外表示拥护容闳，视容闳“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国内也颇孚人望”。

唐才常是“国会”中的活跃分子，他计划在汉口等地组成自立军举兵勤王，得到容闳的大力支持，容闳还将堂弟容开介绍给唐才常等人。

唐才常举兵事泄之后，容闳亦遭清廷通缉。在逃往日本的轮船上，他巧遇比自己小38岁的孙中山，二人彻夜交谈，一见如故。不过，容闳这时还与孙中山的政敌康有为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张孙、康两党共谋武装反清。及至回到美国避难，当反清志士谢攒泰要他“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他并未被清廷的通缉所吓倒，而是热情洋溢地回函谢氏“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力量，来满足世界彼端你的要求”。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与商人布思策划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容闳也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兴致勃勃地封荷马李为新中国政府的“总督”，布思为“上院议员”。

及至1908年，容闳开始谴责康有为的自私行为，进而中断与康、梁一方的交往。同年11月，光绪帝与那拉氏突然相继死去，容闳建议荷马李和布思将原拟的联合康有为保皇党的方案改为联合被载沣贬谪的袁世凯，希望利用袁氏手中所控制的势力来推翻清朝统治。及至12月，容闳的态度有明显改变。他写信给荷马李，请求后者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09年12月，正在美国访问的孙中山再度面晤容闳，容闳提出“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打算募集五百万美元、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配合孙中山推翻清朝。尽管容闳的“红龙中国”计划有点不切实际，但他支持孙中山的热情不减。南北议和期间，他还寄发长函，提醒国内年轻的革命党人不要轻信翻云覆雨的政客袁世凯，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辛亥革命成功之日，他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与世长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