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

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16世纪后半期一个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移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2014年7月，在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场以“东归”为主题、再现当年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怀抱感人故事的实景演出拉开帷幕。

东归盛景感人至深

公元1771年，从中国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近200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其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历经数年准备，举部17余万人东归故土，从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民族大迁徙的悲壮诗篇。

“族人们，今天是我们东归之日，我渥巴锡在这里带领你们向长生天起誓，我们将一路走向东方，一往无前，九死不回！”

大雪覆盖了原野，东归队伍接受着死亡的考验。呼啸的寒风像刀子般割着人们的脸，只有强烈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每一天我们都离东方更近一些，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避开一场残酷的搏杀。

沙俄军团接到命令向部落发起突袭，两支铁骑在峡谷里遭遇，刀光剑影里弥漫着对故乡的眷恋。倒下了一批批土尔扈特人，活着的人踏过尸体，像铜铁浇筑的铜像又立在了大地上。“他们可以带走我的躯体，哈哈哈，却带不走我们的灵魂，伟大的土尔扈特民族是不会被消灭的！”

马头琴悲怆凄婉的牧歌响彻天穹，土尔扈特百姓在歌声中并行，风吹过，歌飘荡，不，那不是歌，是灵魂的呼叫，我们弱小，但我们的精神是永存的。

在经历了250个日夜的艰苦征战，损失近10万人的情况下，渥巴锡汗最终率领所剩6万多人抵达中国新疆，从而实现了几代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夙愿，完成了东归大业。

我们回家了，再没有枪声，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震撼心灵的演出，音乐如天籁之音从遥远的天穹传来，苍凉悲壮的歌声如泣如诉，仿佛把人们带入天荒地老的古老岁月，追思243年前土尔扈特人拔营起寨，誓死东归的悲壮情景。

这也是一次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教育，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摆脱哥萨克骑兵的围追堵劫，金戈铁马，荡气回肠……身临其境的视觉震撼，使大量来自当地牧区的演员，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无不为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决心所感动。

东归英雄渥巴锡

在和静县城街心公园的正中央，耸立着一座巨型汉白玉雕像，手持戟枪，顶盔亮甲，威骑在白龙驹上，他就是民族英雄——渥巴锡汗。

渥巴锡是我国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的第7代首领，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奇迹，因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东归民族英雄”。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厄鲁特部落的四部之一，以游牧为生，活动在新疆塔城西北的额什尔努拉一带。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为了躲避势力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的威胁，漠西卫拉特（瓦喇）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土尔扈特大部及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约5万帐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游牧。他们刚刚在这个有极好的天然牧场的理想乐园中定居下来，沙俄的侵略魔爪就伸到了这里。

沙皇先是对他们发动武装进攻，遭到坚决抵抗后，就改变了计谋，用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去苛剥掠夺，强行征兵，为其扩张政策服务。与此同时，沙俄又从精神上奴役他们，妄图迫使他们由笃信黄教（即喇嘛教）改信天主教（即东正教）。但是一直遭到土尔扈特蒙古人民的坚决反抗。尤其是在阿玉奇汗执政期间，他坚决的态度使得这种立场更为鲜明。可是在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去世了，沙俄当局利用这一时机，取得了任命新汗的特权，开始加紧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

176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敦罗卜喇什去世，其17岁的儿子渥巴锡继承汗位。沙俄变本加厉地奴役和控制土尔扈特人，这一时期正值沙俄卡德琳二世统治，局面尤为混乱和紧张。特别是后来大量沙俄居民的涌入，占据了土尔扈特部的大片牧场，更加剧了矛盾和冲突。1763年，渥巴锡针对这一丑恶行径向沙俄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紧接着，沙俄当局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又开始向土尔扈特部大批征兵，并且在战斗中让土尔扈特士兵打头阵、当先锋，野心勃勃的女皇规定：土尔扈特人16岁以上者尽行出兵，妄图借此对土尔扈特“暗行歼灭”。从战场上归来的土尔扈特士兵只占原来数量的十之一二，使土尔扈特部损失了大量的青壮年。

在沙俄种种的剥削压榨下，渥巴锡所领导的土尔扈特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甘心受摆布，直到被沙俄最终灭族；另一条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回归祖国的怀抱。其实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一直没有中断同祖国的密切联系，经常遣使入国交流，而清政府也曾在1714年派遣使者图理琛一行远赴土尔扈特部表达慰问。所以，他们虽然远离故土，却时刻思念着故土和亲人。在外敌的长期侵袭下，摆脱沙俄的压迫，重返祖国故土就成了土尔扈特人民心里的夙愿。

公元1768—1769年，渥巴锡忍辱负重，在“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的悲壮誓言声中，分三路浩浩荡荡踏上了东返归国的征途。

土尔扈特人首先焚烧了木制宫殿，丢弃一切不能带走的东西，勇敢地路上回归祖国的道路。一路上，他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一次次冲破敌人的防线，忍受着巨大的战斗伤亡、疾病和饥饿，怀着一颗对祖国炽热的赤诚之心，袭击了俄国的驻军、歼灭了俄国的增援部队、摧毁了俄国要塞、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将追击的俄军和歌萨克骑兵远远抛在了后面，挣脱了沙俄的魔掌。

公元1771年，渥巴锡所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军在经历了8个多月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盼到了前来迎接他们回家的清军。但是，土尔扈特人口由回归时17万，最后只剩下不到7万人，他们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民族英雄渥巴锡完成了领导土尔扈特部东返故土的历史任务，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

为褒奖土尔扈特人回归，同年9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等人，亲自撰写碑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以为永久纪念。并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

渥巴锡的英雄壮举，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1775年1月，渥巴锡不幸死于天花，临去世前给西蒙古人民留下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育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

土尔扈特是中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

历史的记载中，土尔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称翁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王罕所率领的是克列特部，“克列特”一词，蒙古语古老的形式是（客列亦惕）。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个姓氏，王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文化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贝加尔湖一带，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沙俄政府认识到，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俄罗斯的东正教这种西方的宗教。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藏传佛教，逼迫部族改信东正教，引起了土尔扈特人强烈的反抗。

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10000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30000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33000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10000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9000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9000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土尔扈特人无法与清政府联系，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他们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在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帝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13人及其随从44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民。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 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时间虽然过去了240多年，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东归的英雄，东归英雄们的史诗将永远被传唱下去。

东归精神不朽

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秋之交，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和有夏都之称的承德，发生了两件轰动一时、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一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在伊犁河流域与清军相遇，完成了艰难险阻的东归征程；二是在承德木兰围场，乾隆皇帝隆重地召见了渥巴锡等土尔扈特东归首领。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动因，土尔扈特东归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的欺压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礼待，而深层缘由则是根植于几代土尔扈特人内心的浓浓乡情。土尔扈特西迁后，虽然远离故土，寄居异乡，但他们依然千方百计地与祖国进行接触。特别是与清政府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联系。这种联系如同一条无形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纽带，紧紧地维系着双方，以至于最后使这个远离母亲的游子重新投归祖国的怀抱。

土尔扈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从元明时期起，包括土尔扈特在内的卫拉特蒙古各部就归附于当时中央政府的管辖，与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形成了它们对中央政府的亲和力与向心力。这种力量植根于土尔扈特人民心中，形成了他们热爱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感情。

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推动下，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不仅依然与祖国建立起紧密联系，而且时时眷恋着故土与亲人。早在他们西迁不久，就几次想重返故土，但因路途遥远、旅程艰辛而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