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霞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生于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在《杜拉斯传》中，劳拉·阿德莱尔把印度支那称作杜拉斯的“根”。杜拉斯曾在多部小说中讲述过自己在印度支那的生活，《情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部小说中，杜拉斯回忆了19世纪20年代在西贡的生活，讲述了一位法国少女和一位华人男子间的短暂爱情，以及少女一家人的生存困境。虽然杜拉斯成长于印度支那，但作为西方白人，她的潜意识中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观念，这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一种无意识的群体意识，在小说中表现为白人少女一家所代表的西方人对以中国情人为代表的东方人在种族文化身份上的歧视。但同时，在殖民地白人阶层，少女一家在社会地位上也处于弱势地位，失去话语权，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感到困惑和尴尬。在小说的叙事主体——法国少女——的叙述言语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出自本能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白人少女一直在努力颠覆男权语境中传统、被动的女性性别身份，凸显和建构自身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独特身份特征。

在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根据里科（Paul Ric覸ur）的观点，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节过程中”。[1]《情人》文本中表现出的种族间的身份认同属于前者，而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则属于后者。下面对文本中的种族、性别文化身份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后殖民语境中：种族——文化身份——认同

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经济、文化上，东方和西方都是两个对立而生的概念。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东方也有助于欧洲 （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形象”，它在本质上异于西方，是西方自我定义的参照物，东方和西方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西方和东方的交流中，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3]在后殖民语境中，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和二者间的相异性导致分属于不同种族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通常都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就是西方白种人对东方人身份的歧视。在《情人》中，杜拉斯以西方白人的视角，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讲述发生在印度支那的故事，在后殖民语境中，文本的叙述话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呈现出西方意识形态视域中的东方形象。

在小说中，情人自始至终没有名姓，但从杜拉斯的描述中来看，这位中国情人极富魅力：欧式装扮，抽英国纸烟，风度翩翩，穿白色的制服的司机毕恭毕敬地为他服务，他看上去就像有钱的欧洲绅士，属于殖民地的富有阶层。但他是黄种人，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白人因其固有的身份始终享有精神上的特权。少女一家生活拮据，和中国情人相比，经济上处于劣势，但是在国家和种族上，西方白人占有绝对的思维强势，这种思维传统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在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中，西方白人是殖民者，而黄种人和印度支那的本地人一样，属于被殖民者阶层。“文化身份的确定总是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一个民族如果得不到其他民族的承认，或者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扭曲其角色定位，使其处于在虚假的、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3]。中国情人的儒雅富有并未改变白人少女一家人扭曲失真的价值判断，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表示对情人的种族文化身份的歧视和不认同。正如里科所说，这种种族身份的歧视，就是在某一特定传统和地理环境下的固定认同，是一种霸权式的文化异化。

《情人》中法国少女和中国男子间的恋情是在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关系中产生和维持的。较之其家人，白人少女对待情人的态度相对温和、宽容，她接受情人的黄种人身份，但这种接受实际上是有基础的。首先，少女一家的经济状况需要改善，显然情人的物质财富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其次，情人不仅儒雅富有，还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多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心理差距。少女并未在本质上认同中国情人的种族身份，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到，杜拉斯以少女嘲讽的口吻对中国人这一群体的描述，例如：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中国的饭店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4]。此外，情人的父亲被描写成一个朽木般的人，他躺在床上经营财产，鸦片烟片刻不离。这种对东方人形象的丑化描写折射出作者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观念，是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一种扭曲的叙事言语。

在身份认同问题上，除了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外，作为白人殖民者阶层的成员，白人少女一家也存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在殖民地，白人阶层分成不同的等级，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少女的父亲去世已久，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一家人为生活所迫卖过动产家具，吃过小鳄鱼肉这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母亲花光积蓄买了一块地，结果被骗。几年中，面对上门讨债的印度商人，母亲只能又哭又骂，躲在房间里不愿出来。关于买地受骗一事，母亲曾想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赔偿，但“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4]P48-49少女一家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在白人阶层失去话语权，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在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感到困惑、无所适从，这种困惑和尴尬起因于由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社会其他成员对个体身份的认同，是社会等级观念的产物，也是殖民地社会地位低下的白人阶层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二、男权语境中：性别——文化身份——颠覆与建构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由原先要求男性、女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权利的绝对平等，转变为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差异性。这一转变意味着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区别，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两性间的差异性及女性的独特性，从女性的自我发现和个体独立中寻求女性解放之道。“杜拉斯从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与女权运动有什么联系，但她却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运动的作家之一”[5]。在《情人》中，杜拉斯运用另类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否定男权语境中男性的主导地位，颠覆处于被动和次要地位的女性传统形象，在叙述中凸显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特征，获得自我认同感，这就是里科所说的叙述认同，在一种叙述的流动、动态的过程中在精神上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感。

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白人女孩，虽然小说的标题是《情人》，实际上情人“与书的标题所宣告的相反，既不是主要人物，又与作品全面展开没有关系。他更不是聚焦的特定所在。叙述视角，叙述的语态——人们就是在这方面才能有所见、有所言——根本都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那个女人的”。[6]194通过这种叙事安排，杜拉斯成功构建出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话语空间，女性由男性话语空间中的“研究对象”和“被陈述对象”变成文本的叙述主体，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女性的眼光来打量男性，用女性的思维形式和表达方式描述男性，从这一叙述模式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男权语境中男性主导地位的否定和颠覆。

如果说在叙事模式上，杜拉斯对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的颠覆是隐性的话。那么《情人》文本中对少女的大哥哥、小哥哥的男性身份的颠覆却是彻底的。少女的大哥哥嗜赌，吸鸦片，游手好闲，处处逞凶为恶，是个魔鬼般的人物。她的小哥哥善良得近乎懦弱，受大哥哥的欺负，无力反抗，在学业上也毫无成就。按照惯常的社会价值观念，家族中的男性应为家庭的支撑，是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他们都是母亲羽翼下的寄生者，无力承担责任，男性自身的身份魅力无法彰显，其身份地位在社会上更是得不到认可。尤其是大哥哥，在生活中犹如一只肮脏的寄生虫，在道德层面上不被社会认可，在生活中更是家庭经济和母亲情感的负累。杜拉斯塑造的这两位男性亲人的形象足以证明其对男性形象和男性身份的嘲讽和颠覆。

杜拉斯在颠覆男性性别身份的同时，也在文本中通过白人少女自我形象的塑造，建构了其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身份特征。在小说中，少女化妆，穿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尤其是那顶玫瑰木色的平檐男帽和母亲的真丝连衣裙，更是极富个性特征。“在那个时期，在殖民地，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本地女人也不戴”[6]10。平檐男帽是塑造男性形象的装饰物之一，少女选择这种带有男性特色的装饰，表面看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从更深层次来看，它暗示了少女潜意识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件母亲的真丝裙装，少女用一条皮带对它进行了装饰和变形。“这是无声反抗的明言隐喻，母亲连衣裙的变形是一种方法，用来持反对立场，在不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肯定自己……”[7]平檐男帽和装饰过的母亲的裙装弥补了少女体型纤弱的不足，外表上的装束充分体现了少女精神上的强势。可以说杜拉斯文本中塑造的少女形象是颠覆性的，她不同于男权社会中循规蹈矩、压抑自我个性、处于被动地位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在男权社会中张扬个性，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身份的诸多特征，并自我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女性身份特征，与男性身份相抗衡，这是杜拉斯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于两性间的关系外，杜拉斯也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除了种族间文化身份的认同矛盾外，少女和情人间的关系还体现出了杜拉斯的女性主义意识。情人在渡船上被戴男式呢帽、打扮非同一般的少女吸引，从此便受她的掌控，他着迷于她，在她面前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此外，情人一直依附于他的父亲，在经济上和在精神上都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4]38-39情人和白人少女间恋情的失败，一方面由于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情人本身的懦弱和他在经济及精神上的寄生性。杜拉斯从性别角度对情人形象的塑造，完全打破了男权社会男性主宰一切的霸权形象，男性和女性性别身份的颠倒及女性用“身体”来反叛男权，表现出女性有意识地反抗男权社会，抵抗女性的异化。

在《情人》中，杜拉斯一方面在种族身份上表现出典型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思想，对黄种人身份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另一方面在男性占有主导权的社会中关注女性身份的独特性，争取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权利。这种矛盾的二重性在杜拉斯的其他文本中也有所体现。无论是在后殖民语境中，还是在男权语境中，《情人》中的文化身份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1]李琳，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国外理论动态，2004（12）：49.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

[3]同上，8.

[4]张立波：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东方民族文化身份.广东社会科学，2004，5：69.

[5][法]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7.

[6]同上，48-49.

[7]赵婧：杜拉斯《情人》反叛意识的根源和表现.福州大学学报，2006，4：98.

[8][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著.王道乾译.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94.

[9]同[5]，10.

[10][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著.徐和瑾译.杜拉斯传.漓江出版社，1999：43.

[11]同[5]，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