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玮莉

（江西警察学院 基础部，江西 南昌 330001）

儿童，是历史中隐而不见的族群，他们轻轻地、悄悄地来临，或匆匆夭折离世，或迅速地跨进成人的世界，儿童隐身于成人世界里，关于儿童的记录也是随笔记下，被不经意地保留下来。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儿童以片段的身影在辉煌壮阔的唐代大河中泅游穿梭。其中天才儿童的现状是最迷人的，人们对天赋异秉的神奇性有一种崇拜。天才儿童每个时代都可能产生，在唐代这种儿童被称为“神童”。尽管时空变迁，但对“神童”浓厚的兴趣与关注却是古今皆然。中国古代对儿童这个群体并没有留下历史位置，唯独对天赋异秉的卓越儿童留下记载资料。

早在汉代《史记》中“神童”项橐就已出现，但对于这位七岁为孔子师的传奇人物项橐没有详细记载，生平事迹全不可考，然而他在汉代似乎已成为资优儿童的代名词，是耳熟能详的“神童”代表。唐代社会对早慧儿童的推崇与关注不亚于前代。《唐语林》中为卓越儿童留着《夙慧》篇的一页，《太平广记》编有《幼敏》一类，皆显示唐人对神童的普遍重视。

一、诗人对于神童的观察与反应所写的诗歌

唐代亲子诗中有几位以孩子为荣的父亲，在诗中展现对孩子的高度赞许：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杜甫《忆幼子》）［1］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杜甫《遣兴》）［2］

“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交朋颇窥观，谓是丹穴物。”（李商隐《娇儿诗》）［3］

从诗中可看出一部分诗人，以父亲身份对幼儿的智性表现十分关心，一旦观察出幼儿有天资聪慧的表现，便喜出望外地加以鼓励、称赞，对于超越常人的表现，给予孩子“正增长”，促其朝着期望的方向前进。基于人们普遍对“神童”有过分的想象与期待，诗人对孩子早慧的振奋远大于“大器晚成”的欣慰。虽然，由检索的亲子诗来看，被父亲写入诗中的孩子，似乎并没有唐代史料记载中的“神童”，但由诗歌作品来看，父亲的称赞之情已是视孩子为不凡人才。当然这一现象为古今中外父母皆然的心理表现，乃是出自高度期盼下的心理盲点，但这种心理也恰恰给予了幼儿自信，使其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杜甫便是对儿子期盼极高的父亲，在他记忆中的幼小爱子的形象是“聪慧与谁论”，那是他在时空差距下，选择留存卓越、不凡的孩子面貌。杜甫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不但亲自教子、课子读书，而且对儿子的各项行为也是时时挂念，名为《遣兴》的诗，其实想的无非是孩子“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的聪颖天赋，一声“骥子好男儿”显露出多少身为父亲的骄傲。李商隐的《娇儿诗》更是极度夸赞爱儿的与众不同：“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口气十分炫耀，由“娇儿”的诗名已表露无遗。而“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夸张的叙述也令人质疑其真实性，虽然诗作充满夸耀之意，违背诗歌含蓄蕴藉之美，但不令人生厌，只因父爱传递真性情之美，超越了含蓄的传统标准，建立了亲子诗的独特风格。

诗人对“神童”的观察还反映在对别人孩子智慧的关注上，透过诗歌表达内心的期盼与羡慕，诗如下：

“念符不由级，屹得文章阶。白玉抽一毫，绿珉已难排。偷笔作文章，乞墨潜磨揩。海鲸始生尾，试摆蓬壶涡。幸当禁止之，勿使恣狂怀。自悲无子嗟，喜妒双喈喈。”（孟郊《喜符郎诗有天纵》）［4］

“更添十岁应为相，岁酒从今把未休。闻得一毛添五色，眼看相逐凤池头。”（熊儒登《和窦中丞岁酒喜见小男两岁》）［5］

孟郊对韩愈儿子昶的欣赏与羡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越级的天赋资优，一是表现在诗歌方面的专长。“天纵”是资优儿童的表征，不需要如常人循序渐进地学习，能因为天生的悟力才性而有卓越的表现。当然，贺赠他人孩子的作品不免溢美之词，但其内容不在反映真实性，而是反映唐代诗人对孩子的期待方向。“更添十岁应为相，岁酒从今把未休”即是对“神童”的高度期盼，诗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于字里行间表露无遗，若能“不由级”的超越常人将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而年少便能封相的甘罗故事，更是对小孩子的祝福常用语，可见唐代士人心中的普遍价值。“神童”揭示了古今多少父母的迷思。

不过，神童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一旦孩子渐渐长大，诗人便能清楚孩子本身的资质，加上自身生命阅历的增长与启发，对于“智力过人”的期盼渐渐平息，转以另一种态度看待孩子的未来。诗如下：

“未能知寿夭，何暇虑贤愚。”（白居易《阿崔》）［6］

“持杯祝愿无他语，慎勿顽愚似汝爷。”（白居易《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7］

“怜渠已解咏诗章，摇膝支颐学二郎。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白居易《闻龟儿咏诗》）［8］

白居易对孩子的态度显然不似杜甫有强烈的学习成就取向，此与白居易得子不易有关联。因此，对孩子的聪慧与否并不太关注，而是倾向于人生的健康快乐的身心关照。对屡遭丧子之痛的白居易而言，孩子的身体健康显然优于聪明的期待，而人生起落的体验使他希望孩子不要“顽愚似汝爷”，方能在人生道路走得顺利。而写诗的辛苦，对视如己子的龟儿又有所不舍，因此与原先的期盼之外有多了一份宽裕的喘息空间，或许，孩子的人生不一定非得这样走？而对众人口中的聪明，白居易更是看淡，在《哭皇甫七郎中》诗中便发出“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9］之感慨，这种看法对以智力高低论断孩子未来的传统价值观可视为一反思，为过度的“神童”迷思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向度。

二、唐代亲子诗中的孩子智慧

对于这些令人另眼相看的神童，诗人以赠诗的方式将这些轰动一时的儿童保留在诗集里，因此，在《全唐诗》里，有多首专写神童的诗，此现象显示了神童身份对唐代诗人的吸引力。如：

“圣朝殊汉令，才子少登科。每见先鸣早，常惊后进多。独居方寂寞，相对觉蹉跎。不是通家旧，频劳文举过。”（李端的《赠赵神童》）［10］

“杏花坛上授书时，不废中庭趁蝶飞。暗写五经收部秩，初年七岁著衫衣。秋堂白发先生别，古巷青襟旧伴归。独向凤城持荐表，万人丛里有光辉。”（王建《送司空神童》）［11］

“卫瓘诸孙卫玠珍，可怜雏凤好青春。解拈玉叶排新句，认得金环识旧身。十岁佩觿娇稚子，八行飞札老成人。杨公莫讶清无业，家有骊珠不复贫。”（元稹《赠严童子》）［12］

“习读在前生，僧谈足可明。还家虽解喜，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闱不挂情。灯前犹恶睡，寤语读书声。”（郑谷《赠刘神童》）［13］

由上列作品来看诗人对孩子的智慧取向，可以发现这些以“神童”闻名的孩子有着相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在幼年便展露文学方面的特殊才华，语文记诵，书写的能力，是唐代观察孩子智慧的首要指标，也是童子科的取士项目，所以能“暗写五经收部秩”、“解拈玉叶排新句”、“八行飞札老成人”，都是当时资优孩童的重要能力指标，也是为诗人所叹服之处。其次，他们都有超龄的老成表现。王建笔下的赵神童直可比拟为早慧且辩才过人的孔融，年仅十岁便令人哑口无言，能使王建心生“每见先鸣早，常惊后进多”之叹的孩子，必有跨越成人世界的言行。在惊叹之余，不禁揣想这些孩子仿佛留存着前世的记忆。“认得金环识旧身”、“习读在前生”应是早在出生时已经经纶满腹，否则小小年纪怎能发出成人之语？再次，神童必须反应敏捷，下笔成诗。试看两首神童的诗歌作品：

“初月如弓未上弦，分明挂在碧霄边。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缪氏子《赋新月》）［14］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七岁女儿《送兄》）［15］

这两首诗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下笔完成的，所以早慧之外需要敏捷的悟性，才能成为唐人心中的“神童”。不过，这些留在诗集中的诸位神童们，似乎人皆以“神童”称之，冠以姓氏取代原来的名字，神童的光辉已然塑造了孩童新的身份与社会地位，身份的重新注册会带来迥异的人生，可惜的是，鲜少神童长大成人后的记录，神童成长后有多少人成为天才呢？《中国天才盛衰史》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天才做了评分淘汰后，共统计出204位文学天才，其中第一流天才有47人，第二流天才118人，第三流天才39人，在47位一流天才中，唐代占了10位，分别是宋之问、沈佺期、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元稹、杜牧和李商隐。唐代的一流文学天才比例很高，然此十人中却没有人是“举神童”出身的，仅仅白居易“敏晤绝人，工文章”，［16］有资优儿童的征兆，不过并非以神童著称于世。因此，“神童”似乎只是幼年时期，显然神童的成长过程出了问题：起步早却无法将天资做充分的发挥，诚然可惜。但是在唐代的神童关注下，神童的成年并非众人关心的焦点。

唐代的“神童观”延续了汉以来的观点，且更强化落实对“神童”地位的提升。唐之前的童子科考试始自汉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童子科的举办兴废无常。自唐代之后科举制度兴盛，童子科的考试因此定型完备，参加童子科考试随之蔚然成风。但从人类智力的常态分配观念来看，天才的比例是相当少数的，岂是处处可见，时时得闻？而应童子举成了当时人们心中名利双收的捷径，在《全唐诗》所载作者小传的资料中，对于“神童”出身的诗人，如杨炯、刘晏、林杰、杨收等人，前三者是“举神童”而为官，杨收是人们口中的神童，乡人竞相拜访以致胜过其藩的名人。但观其生平却令人感叹，四人中，刘晏和杨收死于非命，林杰是年少弃世，只有杨炯一人命运尚可。再看四人文学成就，只有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初唐四杰”，存诗一卷，刘晏存诗2首，杨收存诗3首，林杰存诗2首，寥寥可怜。

杨炯为人“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搒杀之，不为人所多”。［17］这样严苛待人，在人格上是有瑕疵的，显然，在同情与同理的人格培养过程中出现严重缺陷。

杨收则“既益贵，稍自盛满，为夸侈，门吏童客倚为奸”，［18］与中尉杨玄价相互授受，埋下反目成仇的恶果。杨收的人品内涵皆不高尚，在物质的欲望中很容易迷失自己。

刘晏为人清廉，能力卓越，但“始，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官，盛气不相下”，［19］早年的夙怨埋下丧命的悲剧。刘晏先不能忍，后又不知弥补化解嫌隙，在人际关系上缺少经营的能力。

“童子科”一旦成为唐代另一条入仕的捷径，便引发了许多弊端，利之所趋使童子科的考试时有舞弊传出。唐代宗广德二年，停止童子科的固定考试，至代宗大历三年方重开童子科考，但文宗开成三年又下诏停止考试，如此三令五申，可以推知当时的童子科滥录童子的乱象。在唐宣宗大中十年的奏书中指出童子科的弊端：成人世界名利的诱惑下，年龄可以伪造，专长可以欺瞒，既非童子亦无“神奇”、“智慧”可言。这样骗局式的集体舞弊全是成人利欲熏心下的结果，而许多唐代儿童也参与这样的骗局，成为谎言下的一颗棋子。这样由成人主导的作弊事件，赤裸裸在孩童眼前上演，如何教育出品格高尚的士人，这样观念下成长的孩子，不管“假神童”的诡计是否得逞，对孩子的错误示范皆已造成。唐代的“神童崇拜”对儿童的人格培养造成极大的伤害，所损失者，在于价值观的误导与情意教育的严重忽略。

“神童”这一个过早成熟的群体，在众人关爱的眼神下，提早结束童年，也跳脱了原先该施予的情意教育。成年人总是假定这些资优儿童在认知领域是领先的，故而认为这类问题对于他们应该没有严重的麻烦，但情况却不一定是如此。资优儿童在过度的期许下，所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大。假如他们不能适度地调整情绪，勇于面对挑战，则可能导致心理失衡，终至抑郁一生。面对这样一群“神童”“慧童”，更应当协助其走向身心健康的人生。越是聪明智慧的资质越是需要悉心调教，方不致因单方面的突出而忽略智慧的多元性，高智商的孩童若无特别指导，亦无法在生活上寻得幸福满足感。

人的智慧表现是多元的，并非单一的智性要求而已，如何让孩子在幼龄时便开发多元智慧，使其朝身心健全的方面成长，是现代教育努力的方向。唐代“神童”的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些在诗人笔下绽放智慧光芒的孩子为我们补足除了家庭中撒娇、嬉戏、生病、劳作的儿童外，另一群以儿童身份跨越成人界限的孩子面貌，使唐诗中的儿童图像更完整。

［1］［2］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6.

［3］刘学锴.李商隐传论［M］.合肥：黄山书社，2013：277.

［4］［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Vol380-42：6168.

［5］［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Vol476-4：7913.

［6］［7］［8］［9］（清）彭定求.全唐诗［M］.卷451-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Vol451-13：7405，Vol451-9：7403，Vol440-26：7096，Vol451-49：7416.

［10］［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Vol285-66：P4681.

［11］［12］金圣叹批唐才子诗、杜诗解［M］.中华书局，2012：118，144.

［13］［14］［15］［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Vol676-2：11598），Vol783-18：13303），Vol799-4：13481.

［16］［17］［18］［19］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中华书局，2000.Vol119：4300，Vol201：5741），Vol184：5395），Vol1494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