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标题为《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