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莹，叶 健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研究鄂伦春族的著作及文章寥寥无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鄂伦春族的研究著作渐渐丰富起来。秋浦的《鄂伦春人》，为所有研究鄂伦春族的人的一本必读著作，赵复兴的《鄂伦春族研究》，同样是了解鄂伦春族历史文化的必读著作，而钟吕恩的《索伦族与鄂伦春族》，是较早的把鄂伦春作为一个民族写入著作中的作品。自五十年代起，国家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中对鄂伦春族进行了大规模、系统详尽的调查研究，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鄂伦春族的经济文化状况，记录了一个狩猎民族的辉煌历史，对我们研究现在的鄂伦春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类学家极为关注鄂伦春族的生产发展问题，费孝通先生曾于1986年亲往鄂伦春旗考察，费老在关注鄂伦春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时，同时看到了许多民族所面临的困境，即，是继续保留传统文化，还是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研讨班上，费老曾说过:“鄂伦春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提出的问题是，从鄂伦春的立场看，要生存下去应当怎么办?其实这不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前途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这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人这方面去看，鄂伦春人碰到的是人创造了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狩猎文化，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现在正面对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按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存的是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1］就是说，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当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而如何在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则是需要我们好好考虑的。

一、族源及历史研究

王延、方征的《鄂伦春族族源的文献探析》［2］，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关于鄂伦春族族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通过梳理各种有关鄂伦春族族源的说法，展示当前对这一研究的进展状况，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韩来兴、单景春的《明清以来黑河鄂伦春族大事记(1616年－1956年)》(《黑河学刊》，2003年第6期)。记录了鄂伦春各族各时期的英雄事迹。曲守成、于学斌的《论鄂伦春族定居务农实践中的政府功能——历史的评判与审思》，历史上的两次定居务农实践证明，政府性质与功能发挥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定居务农的成败，文章从正反两方面政府作用的比较考察，对鄂伦春族实现由游猎向定居务农转变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决定性作用加以论述。牛清臣的《鄂伦春族部落及“乌力楞”》，对鄂伦春族的部落及乌力楞加以简要论述。徐殿玖的《鄂伦春族族源初探》(《学术交流》，1989年第2期)，对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提出探讨性的见解。赵金辉的《鄂伦春族源与民族共同体形成辨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通过对民族溯源方法的探讨，认为鄂伦春的族源应该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一系列民族，清代鄂伦春被纳入八旗制度，与中原地区和其他民族交往加强，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并且，这一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时最终完成。

二、调查报告

宋兆麟的《最后的捕猎者》，是对鄂伦春族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当时正值鄂伦春族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作者因此成为“最后的捕猎者”的见证人，现如今，世界范围内，狩猎民族已越来越少，而作者所搜集的许多实物已成文物，书中所记述的内容也因此而变得意义重大。郭建斌、韩有峰主编的《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3］，对位于黑龙江省北部鄂伦春族新生村做的村寨调查。巩茹敏的《黑龙江省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问题的思考》(《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对鄂伦春族非遗概况、流失原因以及保护与传承措施等加以论述。王纪的《鄂伦春族剪纸传承保护现状的调查与思考》(《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对鄂伦春族剪纸传承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何群的《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非零和取向——鄂伦春族个案》(《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通过梳理历史以来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线索，侧重于当代，凭借在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关系问题。陈云奔、陈霞的《黑龙江乌拉嘎镇鄂伦春族学校民族文化传承调查》(《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年第3期)，从民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民族文化课程设置以及民族文化课程校本研究等方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黑龙江省乌拉嘎镇鄂伦春民族小学利用民族文化校本课程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进行调查，指出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民族学校存在的主要困难与迷茫，并提出相应对策。

三、语言研究

于晓薇的《语言专用的内在根源浅探——以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语言转用情况为例》(《现代语文》，2013年8月)，结合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运用浑沌学的相关方法论，多视角地分析发掘导致鄂伦春语言转用的多重因素、主次矛盾，并试图理清鄂伦春族语言转用的类型、层次、形式、内在机制，为保持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的多样性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宫海荣的《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研究》，以历经诸多文化变迁的鄂伦春语亲属称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亲属称谓的系统描写，综合运用人类语言学、民族学、浑沌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亲属称谓系统的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的个案研究表明，亲属称谓系统是历史的产物。

四、民俗研究

韩有峰编著的《鄂伦春族风俗志》［4］，对鄂伦春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人生礼仪、岁时、宗教信仰等加以概况性叙述。方素敏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大观》，禁忌是人类社会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化现象，书中收录有关鄂伦春族的一些禁忌。金秋编著的《中国区域性少数民族民俗舞蹈》，书中有对渔猎采集文化区的少数民族舞蹈加以叙述。李东印编著的《民族食俗》，记述鄂伦春族具有狩猎特色的饮食。丰收的《地理气候环境与鄂伦春族服饰》，通过对鄂伦春族与地理气候环境关系的研究，指出，地理、气候、环境是影响鄂伦春族服饰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鄂伦春族艺术中的“狍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以看出对鄂伦春族服饰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鄂伦春族早期以狩猎文化为主的服饰文化，显示出了鄂伦春族的风俗文化和历史背景，鄂伦春服饰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同样十分重要，其服饰文化的价值、发展及其传承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杨方芳的《鄂伦春族服饰文化的价值发展及其传承研究》(《黑河学刊》，2013年第3期)，便是针对鄂伦春族服饰所体现的多重价值加以阐述分析，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以分析，并对其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出几点建议。张帆的《鄂伦春族桦树皮制品的制作与分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1期)，从鄂伦春族桦树皮文化的制作工艺与分类着手，阐述了桦树皮文化的内涵及价值。周辉、吴松林的《浅谈鄂伦春族的传统禁忌习俗》，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以狩猎见长的游猎民族，在狩猎生产以及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其中包含言语表述、思想崇拜、家庭礼仪、社会公德、日常行为以及婚丧嫁娶等诸多层面，并通过禁忌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各种禁忌的影响及作用下，鄂伦春族人民迎来了民族跨越发展的新阶段。王海冬的《鄂伦春族桦皮工艺的传承方式》(《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论述了鄂伦春族桦皮文化复兴中传统传承方式的作用及影响，并揭示鄂伦春族的口承文学、萨满教信仰与相关民俗对桦树与桦皮制品所蕴含的文化观念的传承。袁俊华的《鄂伦春族题材绘画及其研究》;金宝姬、刘勇的《黑龙江省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音乐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刘桂腾的《鄂伦春族萨满音乐》;王雪娇的《鄂伦春族“斗熊舞”的传承价值研究》;吴亚芝的《鄂伦春族兽皮服饰艺术》、李耀宗的《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吉星的《中国民俗传说故事》等。

五、文化研究

吴雅芝的专著《最后的传说:鄂伦春族文化研究》［5］简要介绍了鄂伦春各方面的文化，并呼吁恳请有关决策部门:在保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为鄂伦春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留一点传承的空间。南文渊主编的《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书中记录有鄂伦春族传统生态文化，以及鄂伦春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变迁。王丙珍等的《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的生态审美文化研究》，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具有丰富的生态审美文化意蕴，包涵生态审美范式、生态审美理想、生态哲学观三个层面，文章对这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田青的《“满盖”的意象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文化氛围》(《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在北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中，“满盖”是达斡尔、鄂温克与鄂伦春“三少”民族对魔鬼的一致称谓，从现存的数量上来看，以鄂伦春族民间传说居多。文章的最后指出，鄂伦春文化是封闭的，他把自己锁在自然的怀抱，不懂得这之外的世界会更加广阔，忧患和生存危机感必然存在，最后不得不“挥泪告别母体文化”，这不能不说是封闭本身带来的，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侯儒、许庆雅的《浅析黑龙江新生乡鄂伦春狩猎文化》，在新生鄂伦春民族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鄂伦春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消失的现象，收集了各方意见，做出了整理，并提出了建议。冯光钰、王桂芹的《现代视野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就生活在北疆的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从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坚持民族本土音乐特色、在保护基础上求发展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三个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如何随着我国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繁荣。张一凡的《试论萨满文化与鄂伦春族文化艺术的融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鄂伦春族游猎文化艺术中，包含了部分萨满教意识的内容，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融合，对鄂伦春族远古文化艺术的传承、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威的《鄂伦春族山林文化之探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山林文化是长期生活在山地的游猎民族的一种古老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化，文章就是探讨了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的山林文化。黄起东的《鄂伦春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前沿》，2012年第10期)，鄂伦春族人口虽少，但却孕育了极具魅力的传统体育文化，文章探索了鄂伦春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渊源、梳理其内涵、并分析其特征。李慕杨的《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改变形式及其特点》(《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10期);温辉的《让鄂伦春民族文化永葆青春——对鄂伦春民族文化挖掘整理工作的几点思考》;王为华的《鄂伦春族图腾文化:人类远古的幻想和寄托》;于学斌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鄂伦春族居住文化》;于学斌的《论鄂伦春族狩猎文化的特点及其局限性》;李英的《当代语境下的鄂伦春族“摩苏昆”》;李伟佳、刘金明的《浅析民国初年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变化》;严墨的《碎片化到重构——以鄂伦春文化变迁为例》;董秀玲的《清末民初鄂伦春族文化变迁研究(1895－1915年)》等。

六、宗教及信仰研究

王冠的《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偶艺术刍议》［6］，萨满教是鄂伦春人信奉的一种古老的民间宗教，对鄂伦春族的历史及其发展，文化艺术的传承及其发展，均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文章在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偶艺术的造型特征、制作方法、象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胡绍财的《鄂伦春族萨满教的特点》(《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7期)，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并决定着鄂伦春族的精神文化及萨满教的基本面貌，进而形成其鲜明的特征，文章就其特征加以论述。关小云的《鄂伦春族萨满教祭礼与神话的文化意蕴》(《国际萨满学会第7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鄂伦春萨满教最接近通古斯民族萨满教的原生形态，是探讨人类文化起源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文章对此加以叙述并分析其与神话的文化意蕴。李昌武、张慧平的《鄂伦春族自然崇拜与生态智慧刍议》(《北方经济》，2012年第2期)，通过对鄂伦春族自然崇拜的探究，指出自然崇拜作为狩猎文化的主要特征，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相处乃至和谐的方式，是人应对自然的生态智慧。赵复兴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火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2期)，对火的传说，对火的崇拜、祭祀与禁忌，使用火的意义以及取火、保存火种等进行了阐述。

七、教育研究

李静的《浅谈鄂伦春族的职业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4期)，指出现代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中应运而生的职业教育，顺应了鄂伦春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受鄂伦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环境影响，职业教育仍面临诸多需要破解的发展难题。白兰、麻秀荣的《民族教育与民族发展——以鄂伦春族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追溯鄂伦春族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探讨民族教育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他的教育研究还有绍红等的《鄂伦春族文化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刍议》;张元卉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以鄂伦春族文化传承研究为个案》;白洁的《鄂伦春族传统游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和舒松的《鄂伦春族近现代学校教育述略》等。

八、社会历史形态研究

《鄂伦春族简史组》所编著的《鄂伦春族简史》是对鄂伦春族从古至今的历史做以简要概述。秋浦主编的《鄂伦春族》，全方面概况性的叙述了鄂伦春这一少数民族。韩有峰的《重大历史变革——谈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下山定居》(《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2期)，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在1953年全部下山定居，这是鄂伦春族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不仅使鄂伦春族人民的生活有了稳定的环境，更对整个鄂伦春族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证明了我党对鄂伦春族实行下山定居的民主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孙岿的《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贫困循环问题与扶贫对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鄂伦春族经济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产业，如黑龙江省黑河市的新生、新鄂、新兴三个鄂伦春族村;第二类为以木耳栽培为主导产业，如大兴安岭地区的十八站乡和白银纳乡;第三类为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古里、托河、大杨树、诺敏、乌鲁布铁等以政府扶助为主的类型。文章以第二类和第三类的鄂伦春族社区作为调查对象，对地处大兴安岭地区贫苦问题相对严重的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乡、呼玛县白银纳乡和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新时期解决人口较少民族贫苦问题提供了客观依据。沙晋的《黑龙江省鄂伦春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2期)，文章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加快鄂伦春族经济的对策。唐戈的《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方征等的《鄂伦春族猎民身体形态及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李顺宝的《黑龙江省鄂伦春族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方征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对鄂伦春族猎民健康的影响》;彭谦、廉克训的《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政策的分解与落实》，针对1997年初黑龙江省民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教委、省民政厅、省卫生厅、省森工总局发出的《关于加快鄂伦春族乡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联合通知》加以逐条分析。麻国庆的《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年第1期)，重点讨论了1949年以后的森林开发、定居化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禁猎转产”等政策，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如何使原住民族——鄂伦春人的生计、社会以及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

九、非遗视角研究

海日、方征的《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7］，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对摩苏昆(鄂伦春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已被评审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状况提出对策性的建议。于富业的《论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5期)，文章以非物质文化的内涵为切入点，介绍了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在客观认识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与利用的对策措施。韩淑云的《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对非遗状况以及对策建议加以简要叙述。相华的《浅论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5期)，对黑龙江省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作以介绍，并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困境进行相应的分析与思考，以及针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相关建议。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有王俊敏的《从鄂伦春族看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一体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田艳的《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法律保护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5期)、刘文俊的《论鄂伦春族萌芽形态的宗法制度》(《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等。

十、结语

总体来看，对鄂伦春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对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及民间文学、传统文化等方面来叙述，或是对鄂伦春族生产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讨。笔者认为，诸多的史料都明确表示其所记载的鄂伦春族实为历史上的鄂伦春族，通过近几年来针对移民定居下山后的鄂伦春族所撰写的资料来看，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的鄂伦春族似与历史记载的鄂伦春族在某些方面存在差距，因而，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辩证地对待所掌握的资料。

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鄂伦春族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内容是广泛的，对于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体脉络来说，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然而，对于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章，却是少之又少的。在全球化的大发展中，竞争与发展并存，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危机挑战的同时，其发展空间也是不容小觑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重要的特殊地位。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当今，需要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它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如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鄂伦春桦树皮制作技艺，举世惊叹、令人折服。又如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鄂伦春族古伦木沓节，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展此项活动，不仅继承与弘扬了民族优秀文化，更是对鄂伦春族及我国北方诸渔猎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足以可见，对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很有价值。特别是在前人已详尽记述鄂伦春族的历史等各方面，而唯独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是其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鄂伦春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1］马戎，周星.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2］王延，方征.鄂伦春族族源的文献探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2).

［3］郭建斌，韩有峰.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韩有峰.鄂伦春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5］吴雅之.最后的传说:鄂伦春族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6］王冠.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偶艺术刍议［J］.社会观察，2013，(4).

［7］海日，方征.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