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向高之《四夷考》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

2014-08-15王平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史料

王平

(呼伦贝尔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021008)

《四夷考》八卷，原名《四夷志》，叶向高撰。万历二十二年明朝修国史，叶向高在万历二十三年被增为纂修官，[1]虽然万历二十五年国史修撰活动废止，但由于许多史学家的热衷还是留下了部分成果，叶向高的《四夷志》(《四夷考》)便是其中之一。[2]本文主要从《四夷考》的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几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重点突出其史料价值。

一、《四夷考》之内容

四夷，为对中国边区文化较低各族之泛称也。明人记述中的“四夷”，既包括我国境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也包括今日与中国相邻的一些国家。《四夷考》在叙述周边国家和民族时，都首先简述其历史起源，然后评论其与明朝之关系。内容主要涉及封赐、贸易往来、婚聘、征讨等大事，保留了许多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的珍贵和重要的历史资料。该书卷八还附录了《盐政考》《屯政考》《京营兵制考》，其内容涉及了与国家命脉相关的盐政、兵制、屯田的沿革、利弊、变化等。《四夷考》共八卷，全书多有所论述和考证，并在各卷后发表了作者的精辟议论，记载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与周边国家方面

卷一记载的是周边与明朝关系密切的三个国家朝鲜、日本、安南的历史渊源、沿革，然后评论其与明朝关系，以及明朝对其实行的政策，涉及朝贡、婚聘、贸易、征讨等大事。其中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记载的侧重点不同，关于与朝鲜方面主要阐述了双方和睦、稳定的关系，朝贡、贸易以及双方的文化交流情况;关于与日本，由于“北虏南倭”一直是困扰明政府的大问题，因此作者主要记述了倭寇兴起缘由、危害及平倭之记实;关于与安南，主要记述了明朝为了保持其与安南的宗藩关系而进行的平叛、征伐。

(二)关于蒙古方面

卷二和卷五、六、七重点介绍了明与蒙古方面的关系，其记事从1368年7月徐达、常遇春率军逼近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北遁开始，迄于隆庆末“俺答封贡”，包含了明蒙双方将近二百年间的致书、征讨、朝贡、封赏、平寇、侵扰等内容。此部分内容分别记述了《四夷考》卷二《朵颜三卫考》，卷五、六、七《北虏考》，其中《朵颜三卫考》主要涉及了“三卫的建制和沿革”、“三卫之内附”以及在此期间三卫与明朝廷的叛服无常的关系。关于《北虏考》的内容，卷五洪武至永乐年间主要记述了此一期间，明廷发动对蒙古的进攻，如洪武期间“李文忠克应昌”、“徐达讨王保保”等，以及其后永乐帝进行的“五出三犁”。在记述两方军事对抗的同时，还充分的记述了明朝对蒙古的怀柔政策，明廷多次致书对蒙古王公、贵族、官吏进行招抚和其来降归附的事实及其朝贡。记载明蒙双方军事活动的同时，还透漏了北元内部的汗位更迭。卷六主要记述了宣德年间至弘治年间明宣宗“大破兀良哈”和对阿鲁台的招抚之事。在正统、景泰期间主要记载的是明朝与蒙古之间的经济往来、“土木之变”也先称汗及其败亡。在天顺、成化、弘治期间，除了介绍明蒙之间的一些战争外，还详实地介绍了蒙古内部的政局情况。卷七反映的是正德至隆庆期间，正德年间除了介绍了一些明蒙之间的战争外，也介绍了诸部首领各相雄长，争权夺位的史实;嘉靖年间详实地介绍了吉囊、俺答连续犯边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庚戌之变”、“大同马市”。隆庆年间重点介绍了“俺答封贡”。很显然，关于与蒙古的关系是叶向高记述的重点。

(三)关于与女直方面

卷六如实记述了清代先祖的历史沿革，明朝对其进行的分封、朝贡、赏赐，重点涉及了辽东以及女直、女真诸卫，尤其是建州卫的情况。

(四)关于与其他少数民族方面

卷七也叙述了一些西北少数民族，包括哈密卫、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沙州、西番、吐鲁番等的情况，以及明朝对其册封、朝贡和经营。

(五)关于盐政、屯政考、京营兵制等情况

卷八应为叶氏在《苍霞草》中后补录的内容，记载了明代在盐政、屯政、京营兵制上的制度沿革，作者希望统治者能够借鉴以前的经验，更好地治理朝政。

二、《四夷考》之版本与流传情况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讳言其祖曾纳贡于明，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就采取了寓禁于征的策略，开始了对明代史籍的禁毁。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诏云:“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3]因为《四夷考》有“女直考”等清朝所忌讳的内容，此书被列入军机处第二次奏进全毁书目，批语云:“查《四夷考》明叶向高撰。其书体例芜陋，不似叶向高所作，疑出托名，内第二卷有谬妄之语，应请销毁。”[4]致使此书明以后流传不广。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为收录在叶氏文集《苍霞草》中的系列版本。如下:

(一)《苍霞草》十六册

万历三十四年(1606)赵邦柱等刻，是目前所知关于《四夷考》最早的版本(亦称金陵原本)，今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国内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十馆，台湾中央图书馆(三部，其中两部原藏北平馆者)亦有入藏。该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方刊“苍霞草”，下刊标题。明代书坊出书有“京本”之称谓。“京”指两京(北京、南京)，就某些方面而言，应主要指南京。作为明代刊刻中心之一，南京以其稿源丰富、刊刻书籍质量精美而著称。叶向高在南京所刻之书，从官刻、京本而言，不会太差。此刻本后还刊有“南京光禄寺前本部文选司郎中赵邦柱、光禄寺寺丞前本部考功司郎中徐必达、文选司郎中董可威、验封司郎中毕懋良、司务韩偕甫、文选司主事胡嘉栋、考功司主事成伯龙、验封司主事堵维垣通校刻”[5]。有多人校正，标有刻工姓名，应为善本。

(二)《苍霞草》十册

明万历间刻本，今藏北图。是本十行二十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云:“此本墨色不佳，余疑不但为后印，切是仿贾翻刻本，然无确证。卷一较金陵原本增《鹾漕论》上下篇，汉高帝、王祥、王仲淹、张柬之、李业侯、宋论各一篇，卷二增《谭太公李宜人双寿序》一篇。”[6]652由此可知，该本质量不佳，对比赵邦柱本，有增补内容，当刻于金陵原本之后。

(三)《苍霞草》八册

明万历间刻本，今藏北图，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有藏本。十行二十字。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可知，该本为叶向高为官南吏部时删汰增益旧集而成，故题作“续并苍霞草”，亦刻于金陵。[6]652明版书中私刻本数量极多，“嘉靖时凡榜上有名者必刻稿，万历时凡做过官的无不照例刻集子”[7]。私家刻书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安徽为最盛。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又说:“凡刻之地有三，昊也，越也、围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值重，吴为最;其值轻，闽为最:越皆次之。”[8]此类自刻本、家刻本，很好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叶向高在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入政府高层，这一阶段得罪了沈一贯，滞留南京九年。由于政事不得志，叶向高开始经营自己的私事，根据胡应麟所记内容可知此自刻本当属上乘。

(四)《苍霞草》六十册

明天启间刻本，今藏北图。十行十九字。原题:“福清叶向高进卿甫著。”据王重民先生考证后认为:此当为向高全集之最后刻本，惜无总序，亦无牌记，观《续奏草》止于天启五年十月，则为编定于天启四年罢休以后无疑。卷末间记“新安黄一桂刻”，其刻成或在天启七年以前，抑在向高卒后，则不敢必矣。然历观诸家所著录，此本故为最完全之本矣。[6]652

以上四种为与作者文集相关的“苍霞”系列版本，清代实行文字狱，因为叶氏原文多涉及西北及辽东事，特别是涉足了女直考，因此被列为禁毁书目，无人敢冒杀头危险印刷，因此笔者还未发现清代之版本。现在史学界通用为《宝颜堂秘笈》民国文明书局铅印本。

在万历刻本刊行以后，明末陈继儒将《四夷考》收入所辑录的丛书《宝颜堂秘笈续笈》当中，并命名《宝颜堂订正四夷考》[6]211，421大概是在叶氏原文基础上将其略加改动，有沈德先序，该书刻印于万历四十三年亦或之后。我们再看看《宝颜堂秘笈》。是书所收，多是掌故琐言、艺术谱录之作，颇能反映晚明士人的喜好。所辑古书手自抄校，改窜删节，多失本来面目，故为通人所嗤，一般藏书家皆摈而不登于善本之目。该书号称陈眉公继儒所著，其实不然，李斌的《陈眉公著述伪目考》言:“眉公有两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与戴悟轩》说:‘但书坊所刻《秘笈》之类，皆伪以弟名冒之。’《答费无学》亦说:‘《秘笈》非弟书，书贾赝托以行，中无二三真者。’”[9]

可见，陈眉公在世时即已确指《宝颜堂秘笈》非出己手。乾隆间，因其文《剿奴议撮》等部分有触犯清廷之字句，被禁毁。而《四夷考》虽在清朝被禁毁，但现存所知即有七本之多，难称秘笈。所以《宝颜堂秘笈》本《四夷考》质量不会太高，唯其易得，故为常用之本。到了清代，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屡兴文字狱，尤其是乾隆帝御修《四库全书》，对有碍清朝统治的典籍大肆禁毁。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库馆查办有碍书籍条款明确规定:“自万历以前，各书偶有涉及辽东及女直、女真诸卫，……若语有违碍者，仍行销毁。”“明代各书内，有涉及西北边外部落者，……若有语涉偏谬者，仍行销毁。”[10]

由于叶向高历官万历至天启朝，边患即以辽东、西北为重，而《四夷考》涉及辽事颇多，尤其是专述了《女直考》，因此属被禁之列。清初，对收藏“有碍”书籍者，治罪残酷。无人敢公开收藏，更无人敢刊行于世。辗转流传至今者，实属罕见。就在它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四夷考》仍然在民间秘密传播，并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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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夷考》之史料价值

《四夷考》的史料价值取决于它的史料来源。本次国史修撰以实录为主，兼采野史家乘，作者能够闻见博洽，取材丰富，另外此次国史修撰明确提出“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11]，强调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故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以下略举几点以示之:

(一)补实录之缺

万历朝修国史时陈于陛的奏疏云:“为是国之正史，必以列圣实录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间与近日重录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轻易请发，内阁虽存副本，不便传观。若付史局，即可给笔札于兰台，群官僚于禁署，议定规程，刻晷成书。”[12]通过陈的奏疏可发现，此次编纂“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于历代实录，由于历代实录多秘而不见，陈请求为史局提供方便条件。陈氏又云:“臣愚以修正史之序，当以国家诸大志为先”，[12]此段记载说明，此次正史先修大“志”，其中就包括叶向高的《四夷志》(即《四夷考》)。我们将《明实录》和《四夷考》两书详细对比，可以发现发现叶氏的《四夷考》主要以《明实录》为其史源。

叶向高在写作《四夷考》时，大量利用《明实录》以及前人的文献资料为自己撰写《四夷考》提供丰富的史料来源，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毫无选择地盲从这些资料，而是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整理，并且和自己的所闻所见相结合，对前人记载不清或回避之处加以补证。如关于“也先之死”的记载，并没有单纯相信《实录》，而是在采录《实录》原文之后，又采录了郑晓《皇明北虏考》书中“至一妇人所乞浆，妇人饮之酪，遂去。夫归，妇言状，夫疑其为也先，追杀之，也先死。”[13]206的记述。又如《四夷考·北虏考》天顺六年条中:“未几，小王子殁，或云孛来弑也。虏共立其兄脱思为主，称马可古儿吉思王子，遣使入贡。”[14]507此条史料《实录》不载。又如《四夷考·女直考》关于建州卫臣服之事:“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及其子释家奴，皆以有功赐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诚，释家奴曰李显忠，显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内附故，俾领毛忄粦卫，累官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宠矣。”[15]这一事，《实录》亦不载。

叶向高为万历重臣又参加官修国史的纂修，深知《实录》的重要性，但并不拘泥于《实录》。这些都充分说明《四夷考》对《明实录》有补正之功。

(二)记载详实

明代边疆民族史、外国史相关的史料，虽然内容丰富，但大多数散见于《明实录》、各种丛书、文集、方志当中，检索起来十分不便。若从资料集中而言，《四夷考》与《皇明北虏考》《万历武功录》相类，若从篇幅而言，则远逾于其他各书。与之相比较都是记载有关一时、一地、一事的专题著作。记述时段在边疆图集中是较长的，记事起洪武元年(1368)，讫隆庆(1567-1572)末，时达二百余年。因此该书记载详实。

如记载“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城下的城下场景时《四夷考·北虏考》云:“虏分骑间道出师后，我兵大溃，虏大杀掠怀柔、顺义吏士无算，游骑至通州。京师震恐，集诸营兵壮者出边，败死，悉老弱不过五六万，而诸内使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仓卒从武库索甲仗，武库奄不时发，久之未能军。兵部尚书丁汝夔始以闻，上大惊，诏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溥督九门，门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举千人隶焉。别募良家子苍头义军垂四万登陴。咸宁侯仇鸾、保定巡抚杨守谦俱以兵至。……虏至通州，阻白河，御史王忄予先已悉收舟楫，不得渡，越数日，乃西薄都城，获奄杨增等，令持书来，曰:‘与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而郭。’时天子坐西斋宫，望风火四起，忧之，无所出。”[14]516这段记载表明了自 1449年“土木之变”以来，北京百年无警，而三日之内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京师震恐的情景。当时朝廷急集诸营兵卒守城，但老弱病残，仓促之间不能成军，而面对仇鸾率勤王师不敢正面一击，所以不断派人与俺答联络，许贡市以自保，后派杨增“持番书入城求贡”。《明实录》云，此书“多漫语”。但漫语具体如何，却不置一词。冯时可《俺答前志》竟说是“好辞求贡”。但是叶向高透漏了事实的真相，他说俺答书云“与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而郭”，展现了俺答咄咄逼人的姿态。

此类生动、详实的记载，不仅可补先前史料之不足，真实可信，还使《四夷考》更具整体性、系统性，使读者更能把握全书内容。

(三)《四夷考》保存了有关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1.关于正统九年(1444)明征伐兀良哈一事

不仅是永乐以后的盛事，就从此直到清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明代有关北虏的志书全都大书特书。但是一向受到史学界所重视的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兀良哈》竟遗漏了此事。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王世贞的《三卫志》记载此事。除了与以上两著作在此记载上基本一致，《四夷考》又加入了“明年(正统九年)秋，三卫乃并入寇，命成国公朱勇率诸军分道出喜峰口诸处，都督同知杨洪出黑山，东西并举，并击兀良哈。”[16]加入了“都督同知杨洪出黑山”之事，和田清认为是“用别的史料来增补的”[17]684，而这条史料后来也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所引入，充分体现了该条史料的重要。

2.关于哈喇嗔部的考订

关于哈喇嗔，和田清认为“哈喇嗔这个名字恐怕是出自元代的哈喇赤。”[17]535到了明代，此名称最早见于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记述脱欢灭掉他的劲敌和宁王阿鲁台将要统一塞北的文章中，“是时，脱欢强，稍并有贤义、安乐之众，急击杀阿鲁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为可汗。众不可，乃行求元后脱脱不花王为主，以阿鲁台众归之，居漠北，哈剌嗔等部俱服属焉。”[14]499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知，该部落在史籍记载中最早出现在宣德末年，似乎是居于漠北的部落。《明史·瓦剌传》记载也大略相同。

3.关于亦不剌背叛小王子的经过的记述

关于亦不剌背叛小王子的经过，郑晓的《皇明北虏考》载:“正德间，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次阿著，次满官嗔。太师亦不剌弑阿尔伦，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虏自亦不剌始也。”[13]210在此条资料中，叶氏还记载了一些后来的事:“其年(正德四年)亦不剌入西海。亦不剌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与火筛仇杀，火筛死，复以它事怒亦不剌，欲杀之。亦不剌惧，拥万众掠凉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夺其诰印，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虏。别部阿尔秃斯与亦不剌合，日与小王子寻兵，败则掠边，破堡塞五十余，杀兵千余，杂畜粮械失亡无算，守臣辄以捷闻。”[14]512很显然叶氏的此条记载要详实和具体得多。

总之，《四夷考》为明代蒙古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有重要史料价值。不仅如此，关于女直考、日本考、朝鲜考等亦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值得进一步去探究。

《四夷考》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由于该书记载详实可靠，书中的很多内容多为后世史书所传述、据引。有的史书直接采用了它的原文，有的史书把它的文字通过缩写的方式挪用过来。如茅元仪的《武备志》、何乔远的《名山藏》、《明史·鞑靼传》、《明史·瓦剌传》、谈迁的《国榷》，都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四夷考》的相关内容。《四夷考》成为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充分说明了《四夷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明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壬寅条[M].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

[2]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5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6;杨燕秋.明代史学探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1.

[3]清实录·乾隆三十九年丙戌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4]王彬.清代禁书总评[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224.

[5]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740.

[6]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

[7]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38.

[8]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甲部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56-57.

[9]李斌.陈眉公著述伪目考[J].学术交流，2005，(5):147.

[10]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B].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4.

[11]焦竑.修史条陈四事议[M]//明经世文编:卷456.北京:中华书局，1962:5004.

[12]陈于陛.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M]//明经世文编:卷426:北京:中华书局，1962:4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