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华

(佳木斯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尤其是女权运动以来，文坛上出现了如巴巴拉·史密斯、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等许多优异的黑人女作家，由此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评论界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由于黑人妇女遭受着双重压迫，即来自白人世界的种族歧视和黑人世界的男性压迫，这种特殊体验写出的黑人文学作品必然和白人女性及男性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作品不再简单地论述黑人的悲惨境遇、种族歧视以及对种族平等的渴望与斗争，而以黑人女性特有的视角探究黑人女性的命运。她们的理论成果促进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繁荣，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掘出了新的资料。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31－)是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她把写作视为一种思考方式，致力于描绘黑人文化价值的失落、黑人对自我的寻找以及对文化之根的追觅。莫里森的创作结合西方传统文学因素与黑人民族文学特色，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写活了美国黑人生活。《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是三部反映美国黑人女性思想和生活的小说，它们对美国黑人妇女自我身份的寻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同时，从这三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莫里森的女性主义意识在逐渐发生改变。

一、《最蓝的眼睛》:要求种族上的认可

20世纪中期，美国法律规定禁止种族迫害，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意识形态之中。白人文化与价值观操纵着美国社会，而生存在这种白人主流文化中的黑人民族被视为次等种族，黑人处于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诞生了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在小说中，莫里森探索了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对非裔青少年女性的自我价值观、自我形象的形成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批判了种族主义的身体政治，要求种族上的认可。小说主要刻画了黑人女孩佩科拉在当时美国主流文化影响下接受并内化了白人的审美标准，在追求个人身份与存在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地走向失败与毁灭。从小生长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下，佩科拉把自己的种种不幸的遭遇归结为自己的黑皮肤。正是由于黑皮肤，她遭到了家人的冷漠，同学们的嘲弄;也正是由于黑皮肤，杂货店店主的视线“在视网膜和视觉对象之间的某个点上，在看见和没有看见之间凝住了”;“他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一个52岁、移民来的白人店主，怎么可能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Morrison，1994:41－42)甚至是混血女人杰拉尔看见佩科拉在自己房子里也厌恶地吼她出去。所以，从佩科拉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黑人在白人世界中存在的否定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可怜单纯的佩科拉在盲目中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洗礼，崇尚白人的身体特征，以黑为丑，完全地迷失自我。因此，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才会证明自己在这个白人世界的存在与价值。然而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最终把她推向崩溃。最后使其掉入自我分裂的深渊，从而完成了对自我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否定和背离。通过《最蓝的眼睛》这部作品，莫里森不仅向读者展现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身体政治对黑人身体的破坏，而且描述了长期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与裂变，致使他们出现了对黑人本土文化和传统的缺失，丧失了黑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要走出这种破坏的阴影，就要扫除这种恶毒的种族主义身体政治话语，重新确立黑人家庭价值观和黑人种族身份，使黑人女孩不再向往蓝眼睛。

二、《秀拉》:激进地追求自我

《秀拉》是莫里森的第二部作品，与无知困惑的佩科拉不同，主人公秀拉则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客观的讲，秀拉的形象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蓬勃兴起的黑人人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潮的产物。本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并突出她的反抗和她对新生活的追求与探索。为了追求黑人女性的自我，她否定外界的认可，抛弃一切黑人传统赋予女性的观念，背离黑人社区与文化，成为了一个自私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但她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自我。

秀拉这种激进实验性的生活与其成长的家庭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秀拉生活在名叫“底层”的黑人社区，在这里黑人妇女不仅遭受种族歧视，而且还要受男权的压迫和家庭的桎梏。她继承了外婆的蛮横乖戾和母亲的自我放纵的性格。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少年的秀拉就具有反抗意识。十二岁那年，在回家的路上，秀拉和其朋友奈尔被一伙白人男孩子堵截，勇敢的她用水果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以表示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决心。在她的震慑下，那些男孩子逃跑了。这种“秀拉式”的反抗及成功对秀拉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大以后，秀拉外出十年读书学习。十年的生活经历使她失望地发现男人是不可靠的。只有依靠自己，颠覆把女性作为男性的性目标和被动的性工具的性别角色，才能追求并实现自我。因此，秀拉再次回到她的黑人社区开始了她的“实验式”的性生活。她拒绝扮演传统妇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违背社区的任何法规，远离黑人传统与文化，以“自由的性爱”寻找自我。然而这种违背道德、脱离黑人社区与文化、寻求个性独立和自我解放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秀拉是她那时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她激进地想通过冲破社会和种族的束缚来实现自我，这种方式并没有和黑人女性的集体苦难联系在一起，而是独自地开展了一场颠覆男权世界的战斗。《秀拉》这部作品中，作者对黑人妇女生活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对黑人妇女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展开了深刻的思考。同时《秀拉》这部作品也反映了作家当时的写作意图:相对于黑人民族整体的权利来说，莫里森对争取个人尤其是女性个人权利更感兴趣。

三、《索罗门之歌》:传播民族文化的使者

《索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部作品。从小说的主题上看，莫里森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经历着民族与阶级的压迫。此外，她也意识到父权主义从属于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美国黑人妇女受男权剥削主要是因为来自种族和阶级的压迫。正是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黑人女性的特殊视角使莫里森首次创作了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只有黑人男性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意识到自己本民族和阶级意识，才能抛弃作为压迫者的个人主义及阶级欲望。只有这样才会和黑人女性建立一种健全的关系。从而使女性摆脱男权的压迫。

小说围绕主人公奶娃与其他的人物关系以及他们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而展开，通过分析奶娃与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对奶娃的影响来探索他成熟的心路历程。而奶娃成长的正能量正是来自伟大的黑人女性——派拉特。她用自己神奇的力量，帮助露丝生下了奶娃。在奶娃的童年，她又给了他黑人民族意识的启蒙。奶娃长大后，她又指引奶娃寻根，最终奶娃找到了民族之根，实现了精神上的飞跃。黑人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奶娃的民族性渐渐复苏，开始认识了自己民族的力量和祖先的伟大。此时，奶娃在精神上开始思考民族、社会阶级与爱。在思考中他学会了珍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珍视黑人妇女，和黑人女性建立了一种和谐健全的关系。《所罗门之歌》再现了黑人妇女的艰苦生活和她们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抗争的决心。并且描述了她们在宣扬黑人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所做的巨大贡献。《所罗门之歌》的黑人女性代表——派拉特，不再是黑人本土文化和传统的缺失者，不再是激进的个人自我的追求者，而是引导黑人后代回归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的使者。对于奶娃，莫里森赋予她一个真正的完全拥有自我的个体。

四、结语

通过《最蓝的眼睛》、《秀拉》和《索罗门之歌》三部作品的人物分析，莫里森再现了美国社会黑人女性的历史与遭遇，描述了黑人女性对自我身份和民族意识追求的艰苦历程—从迷失自我的佩科拉，到摒弃黑人文化传统的秀拉，再到帮助奶娃找到了民族之根的伟大、坚强、独立的黑人女性派拉特。同时我们看到了作者莫里森自我黑人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变化，并日趋成熟。从中我们可以得出:黑人女性要想从根本上获得独立与解放，要具备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要与黑人社区紧密联系。同时，只有黑人男性意识到自己本民族和阶级意识，才能抛弃作为压迫者的个人主义及阶级欲望，才会和黑人女性建立一种健全的关系，只有这样黑人女性才能真正地实现种族和性别的独立。

［1］Morrison，Toni.Song of Solomon［M］.New York:Signet，1987.

［2］Mckay Nellie.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a Critical Companion［M］.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8.

［3］McKay，Nellie Y.，ed.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Boston［M］.G.K..Hall，1988.

［4］Smith，Valerie.New essay on Song of Solomon.1956 －Cambridg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5］Tate，Claudia，ed.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M］.New York:Contiuum，1983.

［6］Toni Morrison.Sula［M］.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74.

［7］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93.

［8］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宋红英，刘婕，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9］蒋欣欣.认同、反抗、超越——《秀拉》中黑人女性寻找自我的历程［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

［10］贾素琴.从《最蓝的眼睛》看莫里森对黑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大连大学学报，2008，(4).

［1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