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敏

(华东交通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死亡主题似乎永远都弥漫在余华的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的视角展示了这些生活中的卑微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变异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在严酷的生存考验下，无一都走上了死亡之路，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死是最好的解脱，死才是最有尊严的选择。死亡与生存的残酷性、偶然性、荒谬性等等被余华坚实地扭结在一起。“它不仅表现出余华对人的社会化和政治性存在的怀疑与摒弃，也展露出作者对于人的存在基于生命本质的极致性思考”[1]。

一、非理性历史下的反常性死亡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是生与死的“十年浩劫”。“文革”十年，全国人民陷入一种“阶级斗争”的狂热状态，红卫兵横行，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无序和是非颠倒的状态。人们极端而明确的把各个阶层对立起来，全国到处都是“批斗”与“被批斗”的场面。在这精神狂热的社会浪潮中，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相互背叛和攻击，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在这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以及人人自危的社会年代里，人们把攻击和批斗别人作为自己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功绩。在这样一个狂热的年代，生命似乎变得不堪一击。余华在其作品中展示了在那样人性狂乱的年代，人们所经历的反常性死亡——自杀与他杀。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涂尔干在《自杀论》一书中依社会对个人关系及控制力的强弱，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他型自杀、利己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分地结合在社会目标中，以至个人失去自主，而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范型自杀由于社会的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2]

在《兄弟》里面，孙伟的父亲也是一个因为“文革”的迫害而自杀的人物。红卫兵把野猫放在孙伟父亲的裤子里，用烟头烧他的肛门，“他生不如死，还要继续忍受新的折磨，只有在深夜才会有片刻的安宁，他浑身疼痛地躺在床上，唯一不痛的地方就是他的思想，那时候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想着妻子和儿子，他每天都有自杀的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好在他在每个深夜都在不停地想着儿子和孤立无援的妻子，才让他一天天地苦熬过来。”当孙伟的父亲从“红袖章”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妻子因为儿子的死而变成疯子，流离失所不知所踪时，他心中活下去的唯一信仰一下崩溃了，所有的希望变成了绝望，“这时他正式决定自杀了……”，“一个赴死之人没有了生时的痛苦，他靠着墙坐下来，长长地呼吸了两口气……”孙伟的父亲用大铁钉，残酷砸进自己的脑袋，对死去的儿子说“我来了”，对失疯流离失所的妻子不由流下眼泪说“对不起”，而想到那些恶棍“红袖章”，在黑暗里对着这些假想中的“红袖章”疯狂地吼道“我要杀了你们!”死时的这三句话如此沉重地表现出孙伟父亲死时的绝望与无奈。

《兄弟》里的宋凡平被定为地主之后，被“红袖章”打断了手，无论“红袖章”怎样地折磨，他都坚强地忍受着，还拿自己断了的手和儿子开玩笑说那只手这样晃悠是需要休息的。可是后来为了去接在上海治病的李兰，被“红袖章”残忍无情的打死:“宋凡平头破血流地倒在了墙角，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以后，躺在墙角的宋平凡一动不动了……”。在这场施暴过程中，人的兽性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红袖章”对别人生命的漠视达到了极致。在这样的年代里，人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恶性，人道关怀空前地缺乏，人道主义由于种种的革命而丧失殆尽，人们变得冷漠、残忍、暴力。

余华曾说过人性之恶，首先受制于暴力欲念，而暴力一旦成为暴力，又势必属血腥之举，非激情达到沸点而不为，也可以说激情因其极致而较为无情。

对于“文革”，评论家洪志刚在其作品中作了如下的描述:“当集体性的命运理想与现实权利在非理性的层面上达成强烈共识时，癫狂与文明便会自然而然地走到同一个地点，形成一股奇特的历史潮流从而对一切社会发展的理性秩序进行空前的颠覆。”[3]。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社会无任何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可言。红卫兵只要是打着“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口号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情。于是“狂热分子”肆意地、极大地发挥自己骨子里的粗暴，对许多人和事物进行批斗和破坏。他们的批斗和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的心理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红袖章”只是在孙伟死时被吓了一下，那些刽子手们不会背负任何杀人要偿命的法律责任，在这样一个命如蝼蚁般的无理性年代里，任何人都可能为这个时代轻易地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亦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二、极度生活困顿下的死亡

“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一直是中国底层民众所面临的最大的生存问题。贫困是中国民众长期面对的问题。余华小说中的社会背景堪称中国近百年乡村历史的缩影，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生活的极度贫困不仅考验人的生命承受能力，也是导致生命悲剧的元凶。

在作品《活着》中，福贵的母亲因为家庭的败落，和儿子一起下地干活，积劳成疾，福贵本来拿着家珍攒下的两个银元去城里请郎中给母亲看病，却被抓去充军拉大炮了，母亲在他抓走后两个月病死。

贫穷导致家珍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导致她的病越来越重。二喜由于生活的困苦，在他迎娶凤霞的时候欠下一些债务，拼命工作的二喜在工作中“意外”地被压死。苦根是死得最惨、最无辜的一个，过度饥饿使苦根在吃豆子时吃得过多而被撑死。

《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视他的父亲为累赘，是他身体里的一个蛔虫，在吃饭时训斥和谩骂他的父亲孙有元，而孙有元只能在儿子面前低声下气。在生活越来越困苦的条件下，孙有元想着不能再成为儿子的负担，他精神抖擞越发起劲地喊叫:“儿子啊，爹不能不死，爹活一天你就穷一天。”而孙有才“他已经相信父亲不久之后就会离世而去，喜形于色的孙广才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心情。孙广才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饥荒的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温饱问题难以解决，而在苦难的考验下，人们最自私的本质体现出来了，所以在基本物质都没有得到保证的面前，一切道德一切准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空谈。

死亡是无法体验的，死亡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死亡变成一种现实，也就终止了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死缠绕着的，是新生的希望，这里，死亡只不过是余华揭开世界本质的一个工具而已。在死亡面前，活着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点缀，当死亡变成一种非奢侈时，活着就是一种奢侈。[4]但很多生活的贫困并非完全是因为自然因素、客观原因;导致人们生活的困顿更多地是与当时的无理性思维相关。人民公社时期，浮夸风盛行，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完全忽略了自然规律。历史证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由于一连串的社会运动造成全国性的饥荒。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们食不饱腹，饥饿与贫困伴随他们的生活，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此时贫困变成通往死亡的阶梯。

余华的长篇小说在表现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时，更展示了一种生存的迷乱，他把人的生存的痛苦与挣扎状态推向极致。“在无序的社会中，任何事都无理可言，无逻辑可言，而在无理又无序的背后它透露的是对人生命的吞噬。余华用一个合理的背景揭示了一个无理的时代，用反讽的手法再现了一个漠视生命的社会。余华通过一系列死亡和胡乱交替的景象，展示了底层民众他们活着的艰辛与不易，以及他们的悲剧性命运。”[5]

三、伦理道德颠覆下丧失的生命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往往是评判一个的行为准则。“百善孝为先”在《诗经》中有这么一段话:“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大意就是作为子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要对父母尽孝。除了尽孝之外，兄弟之间的友爱也成为衡量一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尺。但是在余华小说中，原有的伦理道德已经彻底被颠覆，父慈不再子孝，兄弟间不再友爱。

《活着》里的福贵，年轻的时候，迷上赌博，败光家产，气死了自己的父亲，好几次都把丈人气病了，以至于丈人后来见到他就想躲，年轻时的福贵恶贯满盈，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不懂什么是孝道，不敬自己的父亲，不敬自己的丈人，直到他的父亲被他气死，他才悔悟，然此时已晚矣。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有才因为父亲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累赘，每天对父亲骂骂咧咧，诅咒自己父亲早点死，甚至在自己父亲真的死亡时，他竟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当孙有才的父亲弥留了很久才去世之后，他如释重负地说“总算死了，我的娘呵，总算死了。”对于自己的父亲，孙广才没有尽到任何孝道。对于自己的子女，他也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他是一个无赖式的小人物，他对自己的儿子狠心，经常暴打他们;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甚至光明正大地和村子里的寡妇来往，他把自己家的东西偷拿去给寡妇用，而且还调戏自己的儿媳妇。孙广才的身份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个老人的儿子，一个女人的丈夫，但是他即没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也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更加没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父子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兄弟间的友爱在现实的重压下也荡然无存。在《兄弟》中，作家描写了一对非亲兄弟之间的友爱。作品名字是兄弟，但实际上作者的本意所表现的是人性的扭曲。在《兄弟》的上半部，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光头和他的兄弟宋刚兄友弟恭，两人携手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弥漫着浓浓的温情。但到了《兄弟》下半部，社会的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伦道德意识的泯灭。社会评判标准不再是原有的道德模式，一切以金钱为中心，从而带来人性的堕落。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也从此变成陌路人。在弟弟李光头抢了自己的女人林红之后，宋刚只能走上自杀的道路。

余华通过其一系列的作品展示了人性之恶。而人性中的恶往往则是由无序的社会现状而导致的。十年文革，父母与孩子断绝关系，亲友互相揭发，人与人之间冷漠与零信任。余华在他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中一一展现了狂热的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满目疮痍。80年代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中国，中国再一次进入狂热的社会状态。金钱利益至上，享乐主义盛行，市场消费化，社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释放自己的本能欲望，人们失去了对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社会伦理道德也被抛诸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促使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诉诸于他人身上，则导致他人的苦难或死亡。[6]

四、结语

余华的少年时期是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当时中国的文化体系被摧毁，优良传统被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斗争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人人自危。大字报、揭露与批斗、流血与死亡时不时地上演。[7]这一幕幕残酷斗争的场景给年少时期的余华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中表现最多的题材，也铸就了作家作品的冷漠、暴力、血腥的风格。在其作品中，作家毫不动情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漓的残酷景象，毫不掩饰地嘲讽了那个狂热而无序的现实社会以及身处这个社会中的面临苦难而无能无力的尴尬处境。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以及现在状态、人际关系的思考，揭示出了“存在即荒谬”、“他人即地狱”这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8]

作家在小说中揭示了人们生存的苦难现实，展示了一个个无辜的生命荒谬地死去。其本意不在于热爱展现丑恶，其真实目的希望揭露而让人惊醒，从而避免历史的再一次上演。小说中人物的死亡不是因为战争也不是因为疾病，他们或许很多可以活得很久，或许可以活得更出彩些，也或许可以寿终正寝，但最后他们只能一个个卑微地死去。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民族文明缺失的代价，它也是物质和道义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特殊的历史境遇、人道关怀的缺乏、社会伦理与道德的颠覆与丧失，致使许多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这是作家余华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本质的深刻反思和深层次叩问。

[1]吕丽.苦难中的人性之思——余华小说的主题及其精神向度[J].学习与探索，2013，(6):136-138.

[2]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45-48.

[3]洪治刚.余华研究资料:2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36-37.

[4]龚平.人性之丑恶与美善[J].文教资料.2012，(12):25-26.

[5]贺靖婷.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D].湖南:中南大学，2010:20-22.

[6]杨辉.苦难意识与人的存在——余华小说诗学批评之一[J].时代文学，2012，(10):21-23.

[7]严军.暴力和死亡下的人性悲剧——余华小说管窥[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2):10-11.

[8]唐虹.传承与超越——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审视[J].鸡西大学学报，2010，(6):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