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抒薇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十七年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参与文学构建的重镇，何以恰当地评述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规避的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在不同历史语境和历史思维的共同作用下经历了“结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对其叙述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同步研究”时期。它以十七年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学”的范本，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论述“一方面，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它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话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1](P75-76)。因此，该时期的十七年文学论述以政治性取代文学性，位居文学的正统地位;第二阶段(1966-1976)，文革时期江青、林彪为代表的激进派以重估“社会主义文学”为名，为“十七年文学”扣上了“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的帽子，认为这“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2](P632-633)，将十七年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对立面加以粗暴的放逐与否定，十七年文学地位跌入谷底;第三阶段(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于对文革的否定以及重建文学信心的需要，文艺界试图通过“回归”十七年来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述也走向了“拨乱反正”。尽管十七年文学的地位有所回升，然而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对其评述仍带有功利目的而多有遮蔽，因此也必将随着目的的达成而最终消解;第四阶段(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秩序逐步恢复，十七年文学的“功能性”作用消减，加上该时期对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的眷恋，在呼唤“人性”回归的浪潮中，十七年文学因其明显有别于五四精神的写作姿态而遭到否定，与当代文学的其他分支共同遭到学术界的放逐;第五阶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1988年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将十七年文学再次推向文艺界的审视范畴，这既是思想启蒙作用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文学“还原式”的审美观照，十七年文学叙述逐渐剥离了功利色彩和意识形态捆绑，开始进入自觉的、历史化的研究范畴，为九十年代文学史叙述的活跃景观埋下了伏笔。

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形态逐步成熟，文学独立、自由化空间日趋完善，知识分子“求真求实”意识不断增强，对于该时期十七年文学史叙述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主体与历史之间的“陌生化”不断加剧，从时代语境和空间维度上都真正进入了历史的范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九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疲软，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相对未被挖掘殆尽的领域而推向公众视野。加上该时期标榜“去中心化”、“否定霸权”、“多元多极”的后现代理论普遍被人接受，十七年文学作为主流的“异端”自然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于其认识也逐渐回归文学性和审美性的根基，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在系统性的框架中作为“大文学史观”的涵盖范围得以推进。这是新时期十七年文学叙述“完整性”的体现。同时，该时期文学叙述又不仅限于“整齐划一”的追求，还表现出在“知识学”立场、“启蒙主义”思想、“现代性”反思语境中打破既有规则的重构冲动，较之以往叙述呈现出更为活跃的话语需求和“异端”书写的趋势。

一、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书写的“异端化”程式

(一)“知识学”立场下的突围与重构

九十年代后十七年文学叙述的活跃氛围无疑是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直接产物，后者不仅为其提供了宽松的论述环境，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积极的史论学者，洪子诚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洪子诚在八十年代编纂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中开始尝试构建十七年文学研究规范，九十年代发表《中国当代文学史》，摒弃了思潮史与作品史两相结合的传统模式，主张在矛盾与裂隙中窥见历史的“一体化”进程，还原历史现场，保持价值中立，这种文学史观也深深影响着他对于十七年文学史的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十七年文学叙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试图将十七年文学还原至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审视其得以发生、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他驳斥了十七年文学的“断裂性”定论，转而证实了十七年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以五四“血统”无形之中抬高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历史的还原”与“历史的延续”开掘了十七年文学史新的阐释空间。洪子诚的十七年文学史观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即“用‘考古’的方式，重新考察我们现在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思想、信仰等被建构起来的过程”，“用‘谱系学’的方法，找到一层一层的关系”[3](P52)与此同时，李杨也根据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方法，提出了“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4]的著名论断，在不同文学时期内寻求十七年文学叙述的价值。因此，洪子诚、李杨等从“知识学”立场出发重构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打破“断代”分析的桎梏，将十七年文学推向历史深处，分析其从产生至今是如何逐步确立文学形态、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为何、以及何以确保当代对十七年文学评价的公正性等问题，为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书写开拓了新的领域。

(二)“启蒙主义”思想余波下的阐释与构建

1988年，在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下，《上海文论》开辟专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由此，陈思和积极投身当代文学史写作，开拓了新时期十七年文学叙述的多样化局面。他主张“由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分裂的分别代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民间文化形态的文化格局来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的视角，以改变长期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只注意体现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的单一文学观念。”[5](P83-85)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陈思和进一步将这种观念转化为实践，其艺术结晶就是将“潜在写作”提升至文学史审视的范畴。在十七年文学主流叙述模式外另辟蹊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以“民间”为中心话语，将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为建构文学史的新支点。由此派生的“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等观点也使文学史书写挣脱了时代背景的荫蔽，肯定了某些不为特定意识形态所承认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合理性，譬如对胡风的诗作，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都有所肯定，赋予作家书信文学性价值，认为《李双双》“不仅是一个歌颂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宣传品，其隐形结构则体现了传统喜剧‘二人转’的男女调情模式”[6](P3)等。同时，陈思和还以文学的审美原则为旨归，突出对作家作品审美价值的把握，将文学史知识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以文学的审美变迁来揭示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着眼于文学的审美进化。张扬“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不仅是对于洪子诚十七年文学史叙述“一体化”的一种“拾遗”，同时也突显了陈思和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启蒙立场，注重对“人性”、“人情”的挖掘，肯定创作主体的主观作用以及文学的多层次价值，体现了艺术理想主义的追求，推进了十七年文学史书写“具而微”的深层次视野。

(三)“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启蒙与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想中向着回归五四“现代性”启蒙的方向而努力，此时十七年文学作为破坏现代性的对立面存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在振聋发聩的“现代化”浪潮中，逐渐暴露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短板:即一味追求西方现代主义而失落了自身的文学精神传统。为此，文艺界将目光转向与西方资本主义理念截然不同的十七年文学，试图从中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后现代主义的裹挟中站稳脚跟。因此，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探究也成为了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新的评述视域。例如黄子平在《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谈及对十七年小说研究的看法——“想‘从内部’来把握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艺术形式中的折射”、“从‘结构——功能’方面来理解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7](P23)。这种从“结构——功能”入手的视角，是现代形式主义的一个惯用方法，从“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两个方面证明了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与此同时，李杨则从新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否定十七年文学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断裂”，认为“在‘现代性叙事’的脉线上，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继续和发展，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最集中地体现现代民族与国家主体性的一段文学;这十七年文学话语的不断转换，是政治权力不断运动交替的必然结果;十七年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其‘形式的意识形态’本身便是一个深刻的话题。”[8]如果说黄子平和李杨是对“十七年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的审视，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思潮则是突破了“有”、“无”的边界，转向对于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的探寻。“新左派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理想本身，只不过它更突出了自十七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独特性——一种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8]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彰显了中国现代精神探索历程，任何以“封闭”、“保守”、“落后”、“僵化”为由对其进行放逐的历史叙述都是不全面的。

任何阶段的文学史都是被叙述的历史，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随着时空的疏离以及叙述主体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于某一时段的文学史论述的反思就彰显出“不得不为之”的态势。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勃兴”以及十七年文学史“异端化”书写的态势无疑有利于打破既有的一元化文学叙述格局，为十七年文学在当代语境下取得更加“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能够以该时期的历史叙述为参照，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方法论意义。然而，就生成状态而言，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叙述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应予以审慎对待。

二、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异端化”书写的不足

首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叙述“去中心化”倾向愈加明显，不论是洪子诚致力于将问题放回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以此来替代以文学作品与创作现象的价值评判为核心的传统叙述模式;亦或是陈思和规避主流文学“经典”而注重于对“潜在文学”、“民间文学”的挖掘，这一系列的举措虽然在“一元独尊”的叙述模式之外开拓了新的视野，然而也使十七年文学史叙述面临着以边缘替代中心与过度阐释的风险。刻意忽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十七年主流文学地位的经典作品，转而抬高边缘性文学因素的地位，甚至以后者取代前者，在笔者看来，这不免带有“为了颠覆而颠覆”的嫌疑。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中心”与“边缘”(二者相对而言)的倒置不仅与研究者求新求变的意图有关，同时也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对“他者”、“差异性”、“边缘”、“卑微现象”的追求有关。诚如福柯所希望的那样，“自己的著作是各种解剖刀、燃烧瓶、布雷场，或者类似爆竹燃烧后会爆炸的东西。”[9](P207)九十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者乐于以福柯的知识学立场为参照，因此在进行十七年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也不免沿袭了这种“颠覆性”的学术品格。然而，必须加以正视的是，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他者’不可能全部出场，否则，文学史就会在写作中‘涨爆’，落得‘碎片’满地，‘他者’的遗骸堆积如山。”[10]倘若如此，这将造成对新时期的十七年文学史叙述“完整性”的再度伤害，构成新的盲点。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的“异端”书写带来了文学史叙述的勃兴，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文学史叙述存在泛化和模糊化的风险。当文学史书写的惯性思维被打破，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就面临着一个诘问——文学史选择的关注对象和评判价值是否存在最低的标准?如果存在，标准为何?能否打破?如果打破，又何以重建?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指出:“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的苍白的想象。”[11](P78)当寻找“异端”的冲动演变成对个性的过分强调，致使文学史叙述堕入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历史现实的失和，文学史在历史范畴中彰显文学风貌的价值功能也就大打折扣。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参见英国当代哲学家沃尔什的一段话加以认识:“历史解释中就隐然地包含有对普遍真理的参照系，尽管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点并不是显然的、自觉的或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要理解历史，我们就必须运用某些与之相关的普遍知识”[12](P18)。因此，笔者主张十七年文学史叙述仍然应该在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普遍知识”上得以展开，优先处理表层的主流结构，而后辅以深层的、多维度的思考，如此不仅可以校正混乱的入史标准，同时也能够避免十七年文学史叙述陷入相对主义的深渊。

十七年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资源，其文学史叙述问题必将受到学界的长期瞩目。九十年代以来，得益于文学史“否定之否定”的自然更迭规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作用、研究主体文学史观的开拓完善，以及新的文献资料的挖掘使用等一系列因素，十七年文学史呈现出了“异端”书写的勃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至今，十七年文学史叙述的实质就是寻找“合法性”的叙述:依据历时的联系来说明十七年文学的存在非突兀也非狂想，而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走向;企图在民间寻找延续的印记，依靠民间文学力量为支撑，使其文学合法性进一步增强;在肯定当代文学现代性基本走向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性特质来证实其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性文学重要侧面的依据。在不同范畴中对文学“合法性”的挖掘不仅是对十七年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大规模的“洗礼”，同时也为更加全面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文学史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它作为国家知识的建构元素，是公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更为严格的审美“伦理性”，要树立“为国家”的意识，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十七年文学史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稍显不足，其叙述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泛化、模糊化、个人化甚至过度阐释等倾向恰恰暴露了对该时期的文学史书写还存在诸多的弊端，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注 释]

①笔者此处运用的“异端”，并非着眼于“正统思想”与“异己思想”的价值判断，而是仅从叙述视野之“异”为切入点，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十七年文学史叙述不同于以往的多样化选择。

[1]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2]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J].文学评论，2001，(3).

[5]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杜，1986.

[8]李怡.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1).

[9]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郭洪雷.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5，(1).

[1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2]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