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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2014-08-15吕春阳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6期
关键词:修谱徽州地区宗谱

吕春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明清徽州地区素称人文荟萃之地,而家谱则是徽州地区文化繁荣的见证,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占据了重要地位,现存馆藏徽州家谱约有2000余种,绝大多数是明清民国时期所纂修。[1]在数量庞大的徽州家谱中,《馆田李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以体例精详、文辞雅驯、史料翔实为人所著称,充分体现了徽州宗族社会“尊祖、敬宗、收族”的修谱思想,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原貌和变迁,为了便于学界更加了解该谱,本文拟就其内容、特征和价值做出如下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馆田李氏宗谱》的内容以及编修过程

据《宗谱》所载,馆田李氏始祖千三公于南宋理宗淳年间因避战乱始迁江南宁国府望仙馆田沟村,为馆田李氏始祖,自此后裔蕃衍,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宗族。由于“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已是清初以来的修谱惯例。[2]同时李氏族人鉴于“承平以来,男谷女桑,生齿日重,世系尊卑有知者有之,所不能知者亦有之,非敬宗收族之意也。”[3]因此几代李氏族人开始了修辑宗谱的过程,从明朝嘉靖八年李逸轩创修,嘉靖十四年李原泉续修到清朝康熙四十五年李丹一再修,道光二十八年李香山增修到光绪三十三年李嘉宾、李钊最后一次续修,前后凡五修方才完成此谱,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充分体现了李氏族人对于该谱的重视,也因为这样,该谱才保留了许多完整的材料和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此谱倡修于光绪二十七年,由已经致仕回乡的李嘉宾捐资倡修,李嘉宾字萃三,为馆田李氏二十一世裔孙,由于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自丙辰至辛酉六年,粤匪屡窜我邑……以办团练出力蒙张筱浦督师奏保……丙寅春以知县赴福建……戊辰至庚子三十三年屡蒙大吏赏识……迭蒙委署,回省后充志书局、保甲局、牙厘局委员,凡七次徙,未闻置诸闲散……”[3]历任要职,八十五岁方才告老还乡,回乡之后即倡议修谱,但是谱未修成即因病去世,由族人李钊接替,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付梓,前后历时六年方才告成。

《宗谱》内容十分全面,全谱共二十四卷,卷首载光绪三十三年山东昌邑知县胡师孝和湖北候补知县钱霏二人并书的序文1篇,李嘉宾序文1篇以及李钊序文1篇,此外还有历代旧序5篇、跋1篇以及源流志1篇,其中明代序跋和源流志共2篇,清代序文5篇;凡例21条,丹一公修谱六则1篇;目录1篇;续修宗谱名次1篇;阳基图、阴基图、祖像图2幅;阳基志1篇;李氏源流1篇;卷一至卷二十载馆田李氏世系与支派;卷二十一载诰封、三代纪、仕进、孝友、文苑、懿行、殉难、耆寿诸传,其中诰封2篇,传记共141篇;卷二十二为列女传、家礼、家法、家约、家言以及社仓、义学、桥梁、坛庙和派字等,其中列女传分为名媛、节烈、节孝、贞洁、待旌附录五分传;家礼分为冠、婚、丧、祭、元旦贺礼五部分,此外还附有家礼图7幅,祭文7篇;家法16条;家约5篇;家言8条;卷二十三与卷二十四为艺文志、捐输名次、领谱字号、跋,其中艺文志载有疏、引、书信、启、碑记、田记、仓记、像赞、自序、寿文、祭文、家传、诗等百余篇;此外有捐输名次1篇;领谱字号1篇;跋1篇。全谱共二十四卷,分二十六册,该谱的显著特点是记载详细、系统,保存了历代所修族谱重要的相关资料,在同时期的徽州家谱中较突出。谱中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文献资料体裁多样,如历代优秀诗文、公文、宗族贤达事迹以及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方面的祭文等。此外该谱中诸如家法、家训、家礼、墓葬、辈行、传记、诗文等大量史料的留存,反映出馆田李氏宗族的源流、繁衍、迁徙,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徽州社会的变迁历程。

此谱由李氏族人公修,全程参与修谱共27人,设纂修、协修、总理、司事、分理等职务,历时六年始告修成,两位李氏族人先后因修谱操劳而去世,时人赞誉到:“……与斯役者,为同族诸君子,散失近二百年,辑良非易之。其体例兼仿欧苏,颇为详瞻,李氏谱信可传矣……”[3]

二、《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特点

(一)重视体例的继承与创新

徽州家谱数以千计,善本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谱自身编修理论的不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4]《宗谱》在编修过程中尤为重视体例的继承,构成李氏宗谱体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正史体例的模仿,这与徽州地区宗族社会对于家谱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徽州宗族普遍认为“天下之谱即史,一家之史即谱”、“家史犹国史也”同时他们还认为司马迁、班固开宗谱之先河。因此徽州宗族在修谱过程中有意识地仿照正史体例,尤其是仿照《史记》、《汉书》的体例,《宗谱》亦然。在《宗谱·凡例》中记载:“汉书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二十卷,为堪舆家之滥觞……随形所发不有图绘,孰测元机”“史汉始列儒林,后增文苑,至宋而更名理学……第国史传繁,家乘传简,今约立文苑一传,儒林出其中,理学亦出其中”[3]《宗谱》中有三代纪、有儒林、文苑、列女诸传,有艺文志等,其体例是由本纪、列传、志、小传、图五类体例构成,而前三类直接承袭自《史记》与《汉书》,可见该谱对于正史体例的继承。此外构成李氏宗谱体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先前家谱体例的继承,王鹤鸣认为“宋代著名学者欧阳修、苏洵分别纂修《欧阳氏谱图》、《苏氏族谱》,总结前人修谱例则,新创五世图式体例,人称欧苏体,最为后人推崇,从而奠定了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欧苏开创的五世图式体例,对后世修谱影响之巨、之深、之久,在徽州谱牒中尤为显著。”[5]《宗谱》亦不例外,在其《凡例》中记载:“图法本欧阳氏,自一世至五世为第一图,自五世至九世为第二图,分而别之,则五宗之义明;合而观之,则九族之亲备……挈領提纲,斯乃不紊”[3]充分反映了欧苏先世体例对于《宗谱》巨大的影响。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宗谱》严格继承和遵循了正史和欧苏谱法两种体例,但是在体例上并不拘泥于此,这在《宗谱·凡例》中有明确的记载:“艺文详载书目,而诗文论著全篇不与焉,此史例也。然苟关风教,胥堪石室珍藏,遍及云,当作琅函宝贵,是用志艺文”“史汉始列儒林,后增文苑,至宋而更名理学……第国史传繁,家乘传简,今约立文苑一传,儒林出其中,理学亦出其中”[3]可见在体例上该谱并不是一味的拘泥,设文苑传,将正史中的儒林、文苑、理学三传包含进去,同时打破了正史中艺文志只列书目不列诗文全篇的做法,将诗文全篇录入艺文志中,丰富了宗谱的材料记载。此外《宗谱》在每篇总传前立有“引”一篇,一是为解释设立此传的原因,二也是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使得我们能够窥得修谱者作此传的本意,这也是该谱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二)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徽州士绅聚族修谱除了上文所述的“尊祖”、“敬宗”、“收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保存家族中的文献资料,使得后人可以从家谱中缅怀先祖的功业或德行,从而能够起到激励、劝诫后人的作用,《宗谱》也不例外。因此李氏族人在修谱的时候十分注重对于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记载,而这些文献资料主要分为“帝王诰封”、“地方事略”、“宗族贤达事迹”、“宗族文士撰述”和“宗族建设和宗族祭祀”五类。而这五类文献中,尤其是以“地方事略”、“宗族贤达事迹”和“宗族建设与宗族祭祀”这三类文献值得我们加以重点关注,下面分述于此。

1.关于“地方事略”的文献资料

《宗谱》于光绪三十三年最后修订完成,在此之前,中国大地刚刚经受了战乱的蹂躏,而对徽州地区破坏最严重的当属太平天国起义,徽州地区正属于太平军与清军拉锯的地区,该谱则对这一时期徽州地区的社会情况做了忠实的纪录,如在《宗谱·阳基志》中记载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徽州地区的盛况:“嘉道以后,一乡之内,一姓之族,祁祁焉,济济焉,盖已逾五千人矣,重檐覆瓦,履山带河,宏才英俊,风举异域……铉诵之声比户相闻,农讴樵唱,含乐丰稔。故其时典肆能容,负贩相通,市场之上,百货充斥,闺阁资遗,动以千计……此之时,何其盛也”[3]而太平军与清军拉锯之后的徽州地区则是:“无何,‘发逆'至邑,城破焚掠杀掳十年之久……田园不耕,民贼相食,此

肉骼枕籍……自咸丰五年迄于同治金陵收复之岁,村中男妇幸未及死者四人而已……”[3]由此可见,经过太平天国之乱,徽州地区社会生产力受到重大破坏,人口损失极为严重,而修谱时距太平天国起义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和世家大族在战乱时期的人口流动迁移情况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除了记载战乱对于徽州地区的破坏之外,李氏族人在《宗谱》还纪录了一个晚清时期回避不掉的问题,那就是鸦片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倾销鸦片,攫取巨额利润,同时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这种情况在《宗谱·阳基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市上他货未备而贩鸦片烟叶者,十有数家……财力几何而不匮也……有妇不能养,有子不能保,即不然而形神痿顿,流毒接踵……”[3]而面对此等情况,传统宗族依然寄希望于说教和宗族力量,已经无力应对近代化的冲击,开始逐步走向消亡。

2.关于“宗族贤达事迹”的文献资料

《宗谱》中除了对“地方事略”的记载之外,尤详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记载,如家传中就分为仕进、孝友、文苑、懿行、殉难、耆寿等条目,详细记载了自宋至清数百位李氏宗族贤达的事迹,而在这些宗族贤达的事迹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该谱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例如在《宗谱·仕进传·李振玉》中载:“时海禁初开,泰西各国来华者咸集海上,公设茶栈与西人通有无,一以诚信相感,西人重公诚信,凡与华人交易,必以公一言为断……”[3]这关于中国早期买办的事迹记载,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早期买办官僚的事迹和通商口岸的贸易情况提供了典型性的资料。此外该谱中还注重对于能够遵循“三从四德”的妇女事迹的记载,在列女传下就分为名媛、节烈、节孝、贞洁四个条目,记载了数百位李氏宗族节妇的事迹,充分体现了徽州地区“忠孝节义”的理学思想。《宗谱》中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一方面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宗族史料;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尊祖、敬宗、收族”的作用,对于宗族结构的维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关于“宗族建设与宗族祭祀”的文献资料

《宗谱》除了对“宗族贤达”和“地方事略”的文献记载之外,对宗族墓地、宗祠、祖宅、祭祀仪式、典礼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卷首的阴基图和阳基图、志分别对李氏宗族的墓地、祖宅、祠堂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阳基图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以宗祠为中心的徽州古村落的全貌,后附有阳基志,从李氏始迁祖千三公开始一直叙述到清末,将这个徽州古村落从南宋到清末的变迁历史全部记载下来,此外阴基图记载了李氏始迁祖到清末各处宗族墓地的位置,对于我们研究徽州村落的变迁有着即为重要的意义。

徽州地区犹重祭祀,而徽州是朱子故乡,朱熹撰写的《家礼》影响就更为明显。在《宗谱》中完整的记载了冠、婚、丧、祭、元旦贺礼、乡饮礼的服饰、祭祀仪式、祭器的陈设以及言语举止等细节性问题,例如在《宗谱·家礼》中详细记载“小年祀祖”礼的仪式,诸如起鼓、转鼓、三鼓、奏大乐、序立、盥手焚香酹酒迎神、诣盥手所、授巾、返巾、跪、初上香、次上香等等,不仅对我们还原徽州地区宗族祭祀活动有较高的价值,还反映出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家礼对于徽州宗族的影响。

此外该谱还记载了徽州宗族在乡间的一些慈善活动,在《宗谱》中不仅记载了李氏宗族所设立的社仓、义学、桥梁等慈善设施,还在《艺文志》中保存了李氏士绅在乡间的一些募捐公告,如《疾女募捐启》、《馆田李氏义仓记》等,徽州士绅阶层所做的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于我们研究明清徽州士绅通过慈善活动来稳定基层社会,维护士绅阶层权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

徽州地区士绅阶层在修谱过程中,为了保持绅权在基层社会的稳定性,普遍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通过宣传“尊祖”、“敬宗”、“收族”的修谱理念和“忠孝节义”的儒学正统思想将整个宗族以士绅为中心凝聚起来,进而影响到整个乡村,从而完成士绅社会权力的构建,而在这整个过程中,通过家谱来教化、激励族人,提高其凝聚力,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宗谱》,我们可见一般。

《宗谱》十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作用,例如,在《宗谱·李嘉宾序》中明确提出家谱的激励功能:“……程子又云: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则此编之修辑,其及二公之遗旨欤?后之览斯谱者,亦将合远近亲疏而一之乎?于吾族人有厚望焉……”[2]李嘉宾希望自己的后人能够继承这种“尊祖、敬宗、收族”的修谱精神,继续保持李氏宗族的凝聚力,从而将绅权延续下去,这种想法在徽州士绅所修的谱中比比皆是。同时对宗族中一些陋习和不法之人,士绅们也希望通过家谱能够教化他们,从而消除宗族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宗谱》不仅在《凡例》中明确规定:“子孙不孝、不弟、渎伦、伤化、作奸犯科及倡优仆隶,寡廉鲜耻,有玷祖宗清白者,概削之,若无知偶犯,一经责即改过自新者,姑从宽宥,以劝将来”[3]并且制定了16条家法来约束族人,除了严厉的惩罚之外,《宗谱》还对李氏族人进行教化训导,以“惩恶劝善”的原则来杜绝宗族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从而提高宗族凝聚力,进而完成士绅社会权力的构建。

三、《馆田李氏宗谱》的价值

1.丰富了家谱体例

自欧苏谱法问世以来,就成为徽州地区修谱主要遵照的体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徽州地区家谱内容不断丰富,体例也不断创新,《馆田李氏宗谱》涉及序、凡例、目录、阴基图、阳基图志、源流志、诰封、家传、艺文志、家礼、家法、家言、支系、旧序、派字、领谱字号、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宋元所修家谱相比,内容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先前所修的宗谱,该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宗规家训、家礼规范、族产祠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徽州宗族制度较前代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关于该谱的体例,除沿袭欧苏谱例外,还增加了“志”“图”“考”等新内容,这是《宗谱》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成果的重要体现。

2.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宗谱》保存了许多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战争史等珍贵的史料,尤其是反映了清末时期社会生活、人口变迁、中西贸易等诸多方面,对于我们研究清末时期的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基础的史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从微观层面上研究清末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宗谱》为我们提供了太平天国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和作战情况,包括《阳基志》、《殉难诸公传》都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情况和地主团练武装与太平军的作战情况,同时也详细记载了徽州地区经受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以及李氏宗族的迁移路线等情况,对我们研究江南地区人口流动和迁移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此外从谱中可以看出经过战乱之后徽州地区原本建立在地区、绅权、族权之上的基层社会体系开始崩溃的现象。例如,在《宗谱·阳基志》中记载:“乱平,散亡渐归,重遭疫病,今所存者……乡里则十无二三焉……任客佣以食其租,客驯则仅保其值,暴则盗财物以走,赋输告匮,狱讼滋多……”[3]在战乱之后,徽州社会的土地关系、租佃关系全部崩溃,加上清末西方思潮的冲击,士绅阶层逐渐没落,他们所构建的基层社会权力体系也逐渐崩溃,再加上鸦片在徽州地区的泛滥、经济凋敝、疫病流行等诸多影响,传统的以宗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还是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消亡之路。

3.保存了许多著作免遭散佚

李氏宗族在修谱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先代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尤其详于对家族之中文人撰述、著作和诗作的收集和整理,据笔者统计,《宗谱》共收录诗作102首,文章55篇,文集1部,文献著作十分丰富。特别是这一部文集具有重大意义,该文集名为《松谷遗草》,收录于《宗谱·艺文志》中。张松谷,字尹甫,号松谷,为南宋著名道士,游历江南至黄山北麓太平,遇馆田李氏一世祖李千三,为其占卜居地,并为其家中西席,因此李氏宗族与张松谷有不解之缘,故而在《宗谱·艺文志·张松谷祖师遗草引》中记载:“…李生元超出遗草若干篇,并事略记跋附焉……”[3]可见《宗谱》保留了《松谷遗草》的大部分内容和张松谷生平的记载,张松谷作为宋末著名道士,其所著《松谷遗草》对道教的诸多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研究张松谷其人和徽州地区的民间信仰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号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徽州地区,修谱思想深入人心,修谱频率加大,整个徽州社会形成了全民重视修谱的传统,这与徽州地区宗族士绅阶层通过宗谱的形式凝聚整个宗族,进而构建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宗谱》作为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其在编修上具有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功能明确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了解该谱对于我们研究徽州地区的基层社会,研究徽州宗族内部结构以及徽州士绅阶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整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丰富我们对徽州地区的研究。

[1]谈家胜,郝瑞平.《绩溪南关忄享叙堂宗谱》的文献特色及其价值——兼论晚清时期徽州族谱体例与内容的嬗变[J].黄山学院学报,2011,(4):12-18.

[2]陈瑞.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J].安徽史学,2000,(4):22-27.

[3](清)李嘉宾,等纂修.馆田李氏宗谱[O].(清)光绪三十三年活字本.天津师范大学藏.

[4]徐彬.论徽州家谱的评价理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201-205.

[5]王鹤鸣.试论徽州谱牒的体与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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