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燕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奕䜣从咸丰帝三年开始到光绪二十四年，即1853年至1898年间，断断续续执政三十一年。他从二次鸦片战争时开始与洋人打交道，在长期的政治外交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与策略，其实践结果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一、自强御侮始终是奕䜣外交思想的主导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当英法联军逼近天津，以武力威胁提出“修约”要求时，奕䜣与他人联明上奏，基本态度就是要抵抗英法联军的进一步侵略；反对说大话，主张以切实可行的战略去打击敌人。这时的奕䜣年青自信，同时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准则一无所知，所以他这时对外敌入侵的态度是主张抵抗，不可一味示弱。

但显然此时他的外交思想还是幼稚的，徒有爱国热情，并不能使大清国摆脱战败的命运。等到他被咸丰帝指定留守京师、处理缮后事宜后，随着同列强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才开始对国际形势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再不轻言开战。

二次鸦片战争时，奕䜣成功地办理了和局后，他想要用在办理和局过程中赢得的声望去谋求大清国的长治久安，使国家振兴富强。先是同桂良、文祥一起上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了新时期外交的总方针。接下来，又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