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庆锋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一、政治合法性理论溯源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泛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从社会学视域考察合法性，他认为，“任何政治权力都存在于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否正当。权力的合法性就是对合法性的信仰——即相信‘有权统治’。因此，遵从一个统治体系比服从的事实更为重要”［1］34。可见，马克斯·韦伯将合法性视为一种政治权力。诸多学者赞同这一主张，如美国行动主义代表人物李普塞说:“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55法国学者夸克亦主张“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政治合法则意味着同时证明了权利与服从的合法性”［3］12。而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则不再拘囿于在国家规范秩序内探讨政治合法性，而是依据悠久的社会文化传统来综合判断政治系统是否符合正义要求。他认为，“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4］13。“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总是要求人们把它作为正确的和正义的事物加以承认，意味着有充分的理由被承认，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即便一种统治方式在表面上是巩固的，它也可能会因为与普遍化的政治价值相背离而丧失其终极合法性，出现合法化危机”［5］181。可见，这里的合法性远非囿于法律维度上的形式性合法，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维度上的实质性合法。

在当代政治学理论中，对合法性最为经典的认识来自于马克斯·韦伯。他认为，“任何既定秩序的合法性，都要寻求正当性作为保证，而正当性主要来源有二:其一，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屈从于情绪、情感的正当性，相信某种价值体系所含秩序的绝对正当性，相信救赎必须服从于一定秩序的宗教正当性;其二，客观的正当性，主要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和法律的正当性”［6］214。据此，他将政治合法性基础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个人魅力型)三种类型:①传统型，建立在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世袭、传统习惯、传统法律以及宗教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和依据;②法理型，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统治;③克里斯玛型，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原型上，也就是以权威人物的品质、魅力及其业绩作为权力的基础。依据上述政治合法性的划分标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主要体现为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

二、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变迁

从伊斯兰国家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来看，伊斯兰政治理念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其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领袖的产生、政权的更迭无不以伊斯兰教作为基本架构。宗教与政治、神圣与世俗的合一是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正如我国史学家彭树智先生所言:“伊斯兰教首先的特点不是宗教的文化性，而是宗教的政治性”，“政治性在伊斯兰教传统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也是其他宗教文化无法与之比拟的。”［7］3可见，宗教与政治共生的传统构成了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核，塑造了伊斯兰社会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形成了伊斯兰社会独特的发展轨迹，即“伊斯兰历史的连续性从来都是在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共生现象中表现出来的，伊斯兰教从来不承认政治与宗教的两分模式”［8］。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掠夺，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相继陷入殖民地、保护国或者半殖民地的深渊，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量涌入，动摇了伊斯兰政治传统的主导地位，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体制亦遭受严重冲击。

自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来，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大多效仿西方，选择现代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这进一步冲击、解构着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范式，而一味地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并未满足穆斯林民众渴望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心理预期。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和传统合法性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广大穆斯林民众开始从伊斯兰教传统来反观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再次成为穆斯林民众价值认同的基础。正所谓“传统的价值观丧失殆尽，被抛入异化和边缘化的汪洋之中的民众把宗教当成了安全港”［9］18，从而使处于边缘地位的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声势浩大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正是在传统政治合法性陷于困境之时，广大穆斯林民众重建政治合法性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尝试。正如有学者坦言:“伊斯兰思想家宣称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解决当前世界的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时代已经到了在各种社会中实行伊斯兰体制模式的时候了。仅凭它的信仰者以一种完美的方式来行事，伊斯兰社会就优于所有其他社会。”［10］123一般来说，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废除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恢复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认为现存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一切腐朽之源，统治者的腐败、堕落和穷奢极欲已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其三，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哈里发时代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有着完美的性质，它是广大穆斯林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理想;其四，由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制度完全背离了先知的教诲与伊斯兰原旨教义，因此这种制度的不合法性是显而易见的，有必要对其进行圣战，以恢复伊斯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稍加分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主张，我们不难发现，该运动的目的无非是以“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为途径来重建政治合法性，摒弃各种有悖于伊斯兰的政治弊端，重树伊斯兰政治权威。正如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所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伊斯兰复兴所采用的形式可谓变幻无穷，然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是共通的:对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感，对西方幻想的破灭，而且经常表现为对西方的排拒;对认同感和真实性的寻求。”［7］19纵观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历程，其兴起之迅速、规模之巨大、群众基础之深厚、影响之深远，全在于伊斯兰政治传统熏染下的独特的政治情感、政治认同和政治价值观，而这些都深深地植根于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历史积淀之中。

三、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

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到政治过程中的行为，“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11］283。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表达政治意愿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表现，国家政策也更多地以民意为旨归。

依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政治参与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参与可以培养、提高公民的基本政治素养，形成基于宽容和妥协精神的政治文化环境。如果说公民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形式，那么培养具有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现代民主意识的公民无疑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其二，平等的政治参与是政治系统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当一个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参与渠道畅通，系统内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意愿得以体现时，民众对该系统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势必会增强。反之，当一个政治系统缺乏政治参与，政策无法反映民众愿望时，该系统的政治合法性必将遭到削弱;其三，政治参与亦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权力平衡机制的“杠杆”。依照现代政治学理论，国家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惯性，一旦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就会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系统并消解其自治能力。因此，对国家权力不仅要在体制内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而且要以公民社会权利对其构成外在制约力量，而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有效地调节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之间的张力。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伊斯兰就是政治，政治也就是伊斯兰，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但是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对伊斯兰教产生了致命性的冲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开始在伊斯兰国家生根，并逐步在许多国家获得统治地位。世俗意识形态力图改变伊斯兰政教合一的传统，将政府政策建立在世俗原则之上。此外，战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的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在处理国际、国内政治事务时，更多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作为主要目标，而伊斯兰教则逐渐趋于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对广大伊斯兰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改革成为伊斯兰国家的潮流。由于民主基础薄弱，这种改革在措施和成效上均十分有限，广大伊斯兰国家不但未能实现民主化，相反，“伴随着政治自由化和半民主化而来的，是伊斯兰运动的复兴”［12］299，集中表现为由新崛起的宗教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权威而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威权主义根基，促进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又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权威形成强大冲力，最终使得政治民主化改革陷入困境。这样，似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陷入了两难困境，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可归因于传统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熏染下的政治参与意识。从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府政策及政治运作是否符合伊斯兰精神，成为穆斯林进行政治判断的最高准则。换言之，在穆斯林的政治参与中，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支配其政治情感，决定其政治行动的潜意识，无论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官方的伊斯兰复兴，还是以政治反对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众伊斯兰复兴，以及国际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都深受穆斯林这种深厚的宗教政治意识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主化浪潮，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其主要特征是用伊斯兰原旨教义来规范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现存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使现代社会重新返回到伊斯兰早期的理想状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伊斯兰政治思想中理想主义的抬头和延续，也揭示了当代穆斯林社会中政治变革与伊斯兰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造成了穆斯林心理上的激烈冲突与矛盾。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是最完美的思想体系，它包括理想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完美的生活方式。但当现实的社会变革日渐远离理想时，复兴主义者往往采取过激的态度和暴力手段，试图干预社会、干预政治。

四、结论

总之，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政党政治成为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推进复兴运动、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新方式，也成为伊斯兰国家实现民主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政治反对派通过组建伊斯兰教党，从而获得合法的政治身份和稳定的选民基础，并通过法定政治选举程序来表达其政治诉求。就其活动形式来说，愈益走向温和、理性和现代化方向，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战后很长时期内民族主义政权的威权政治压抑了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但是当民族主义威权政府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启动民主化进程后，却导致了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并造成政治的动荡与冲突，政治民主化进程由此陷入困境之中，政党政治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也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新方式，为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带来了新的曙光。但是，如何协调伊斯兰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找到一条既符合伊斯兰传统的现代民主化发展道路，又能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实现继承传统与现代创新的衔接、统一，仍是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长期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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