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大众文化是指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文化商品化，并以城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主要特点是模式化、普及化和批量化等等。大众文化主要以商业为目的，在技术的支持、市场的支撑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主流文化的指责中发展，在精英文化的批评中壮大，在传统美学的批判中改进。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等文化产品，还是追星、主持人等文化现象，又或是行为、风格等非物质文化，都通过大众文化触动着人们本就迷茫的心灵。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化大众文化阶段，到底什么样的大众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的发展？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借鉴能够给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的“快乐幻象”分析提供诸多价值。

一、“快乐幻象”在大众文化中的形成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大众文化。在《启蒙辩证法》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大众文化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认为大众文化通过现代科技复制和传播文化的娱乐体系。

（一）社会的经济需求是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基础。大众文化“表现为商品的美学形态，政治的壮观化、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形象的集中性，以及最终将文化变成一般商品生产的综合”。[1]33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能表现出时代思想文化的艺术形式莫过于文学作品，但反看现阶段的文学作品，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走向了消费主义，其中渗杂了大量能引起“视觉冲击”的插图和照片。这些插图和照片并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而是由于其有好的卖点，出于商业利润的增加。在这种商业标准下，文化产品媚俗化日益凸显，阿多诺定义其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代表着不论是主体还是作品都拜倒在商业利润的石榴裙下，如同商品生产一样，受到工业生产的控制。文化产品程序化后，通过大量复制销售给消费群体。程序化的文化产品毫无内涵可言，只能缓解人们暂时的生活压力，给予民众肤浅的欣赏。艺术本应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理想化的、自由的和超现实的领域，它超越了为生存压力所困扰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程式化的、常规化的社会活动，成为人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艺术是一种个体的、自由的、超越的精神存在物，不同于现实世界，它是否定现实世界非自由因素的精神力量”。[2]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变成商品化的文化。文化艺术同商业相结合，形成特有的商业形式，成为文化商品。

（二）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助力器”。哈贝马斯曾指出：“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他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的幻想。”[3]196-197大众文化在西方的话语中是指“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文化之中的通俗文化”。[2]大众文化是标准化的文化，文化市场的兴起使大众文化的发展有了客观条件，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批量化生产有了现实能力。大众文化由此走向了“文化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是相互雷同和个性泯灭的，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大众文化是制作而非创作出来的。在我国，大众传媒一直是舆论监督和思想宣传的载体。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团体和个人参与进了文化传播大军。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大众传媒开始偏向娱乐功能，但同时还要坚持艺术本位。可以说，大众传媒在我国的发展并非铁板，而是在我国国情的制约下扭曲地发展着。

（三）商业文化是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生存环境。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商业文化，目标是利益；功能是娱乐；特征是通俗。在畅销的诱惑下，大众文化的审美匮乏，不仅弱化人的思考，更钝化人的想象。“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后受到惩罚，谁会被忘却，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在轻音乐中，一旦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流行歌曲的第一句，他就会猜到接下去将是什么东西，而当歌曲确实这样继续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得意。”[4]40在消费群体面前，大众文化被划分为不同形式以针对不同的群体，通过不同的模式和样式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以表面的繁荣掩盖现实的空虚，提供不切实际的幻象。此时大众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作为思想文化的社会功能，不再追求人生，不再具有崇高理想，不再可以净化心灵，而是成为文化商人的利润品，成为商品的附属物。为了畅销，文化只能从自身下手，变得更加低级。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以人的爱好为主，成为精神上放松和思想上刺激的倡导者。在这种商业化的熏陶下，大众文化不仅降低了人的文化素质，更会使人变得功利化。

二、“快乐幻象”在大众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娱乐文化的大众狂欢。如今我国正在处于改革时期，总体形象也在不停地变化。历数我国的形象发展轨迹，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历了“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等，21世纪后，“和谐中国”成为我国的又一名称。但如今，“快乐中国”成为民间对我国的形象评价。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下人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公众在闲暇之余开始追求快乐。在各种因素的混杂下，快乐成为当下人们消解“异化”之痛的主要方法，也成为增长经济消费点的重要途径。在文化商品化的运作下，大众传媒“娱乐化”成为主流。“报纸、电台、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新闻版面受到挤压，而且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新闻越来越多，连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5]各种以明星为主的节目层出不穷，典型的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收视率最高曾达到33%，广告价格甚至超过央视。在这种商业“快乐”经济利益的诱动下，很多以“快乐”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快乐驿站”、“开心一百”和“快乐男声”等相继走向取悦大众的行列。这些节目要么互动、要么选秀、要么访谈，风格十分“雷同”，通过种种快乐表象，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获得利润最大化。此时快乐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已经沾染了大众文化的“钱味”。在这种形式下，代表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则退避三舍，快餐文化（如网络文化、地摊文学等）则快速占领人们的空虚的头脑，形成一场全民的狂欢。大众狂欢折射出当今国人的心态：紧张、无聊。紧张让人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导致精神焦虑；无聊让人难以承受生命之轻，导致精神空虚。在这种心态下，“大众快乐文化”应运而生，并且发展迅猛。

（二）影视文化的虚假审美。我国的影视文化近些年来发展迅猛，进入了中国大片的原创时代。如果细数比较有代表性的大片，《卧虎藏龙》可以说是开山之作。2000年，《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卧虎藏龙》不论是艺术还是商业都获得了成功。在《卧虎藏龙》的影响下，一系列好莱坞模式的中国大片迅速席卷全国，如《英雄》、《无极》等。这些大片以其华美的视觉效果，成功的炒作、可观的票房取得了“虚假成功”，但却是国人观看过后无法取得反思的“场面电影”。从电影的内容上看，这些大片以一个简单的故事为背景，将重点放在视听打击点上。主题上只有过去、形式上只有特技、内容上只有虚构，到处充满了浮华的形式之美；影片中缺少现在、将来、真实、思想，忽视了内涵之美。这些影片可以给大众一时的快感，超强的刺激，但却刺激有余感性不足。导演着力追求的是视觉、听觉上的盛宴，这些大片也的确也狠狠地“震撼”了观众一把，但却没有人的生存体验之涵。严重商业大片情结迫使其尚未有“会心”和“入神”之时，就采取“感目”的方式为主导。如此下去，大片不仅不能承担深层表达文化内涵的历史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的艺术之美。

（三）青春文学的伪个性化。如今，文学市场中网络文学成为主力军，受到80、90后的热捧，青春校园小说、青春玄幻小说等无不证明了这个“怪象”。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都是80后，如韩寒、郭敬明等都是畅销作家。这些80后作家的生长环境复杂，商业化、多元化等无处不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不同时期流行的网络用语是他们作品中人物的生活主线。这些流行元素既是小说环境的点缀，更是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青春的迷茫和困惑，具有病态的个性诉求，对现实世界浅显的把握。看似在作品中充满智慧，实则缺乏对世事的洞察，作品中到处都有生涩的模仿痕迹。个性是这些80后作家的不断追求的生命状态。在创作中都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诉说的是人们在城市中的物质生活体验，反映了生活，却过于浅显；反映了时代，却是错误方向；反映了个性，却缺少精神。若要深层次的审美文学，不仅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的投入，过分的商业化和市场化都无法真正将人的精神与传统文化形成适应时代的对话。

三、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主要特征

（一）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虚拟快乐化和真实商业化。大众文化以精致的包装出现，打着迎合大众审美的招牌，不仅具有欺骗性，更具备了伪群众性，以市场化为主，凭借着商业手段诉诸于民众感官上的刺激，抛弃了社会理想。首先，“快乐幻象”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文化主要用来提升人性，但受到商业操纵的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艺术本性，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等诸多特征。大众文化的制作者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效益，排行榜、上座率是成功的主要标志。特别是文化快餐的兴起，更是增添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气息。其次，“快乐幻象”以虚假和幻象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大众文化现已和产品一样，以标准化的模式批量生产。“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有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经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管理者根本不再注意它们的形式，它们表现的越是粗野，它们的力量就越是强烈。”[2]大众文化成为人们逃避现实压力的一种虚幻满足。这种满足是在放弃了现实的深度思考，“在麻醉中消遣、在消遣中沉沦、在沉沦中幻想、在幻想中享乐”。再次，“快乐幻象”是以快乐为原则的文化商品。大众文化将快乐与物质享受捆绑在一起，“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6]135大众文化在“快乐幻象”的表象下，利用人们的需求来推动大众持续的消费欲望，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非精神化和非人性化。一是以感官感觉为主的非精神愉悦。大众文化在“快乐幻象”过程中，放弃了文化的艺术和审美，关心的是利润。“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4]145艺术的深度被大众文化平面化，严肃的东西已经成为过去时，取代的是毫无深度的消遣。因为严肃的艺术在这个人心浮动的世界已经被狂欢的娱乐所替代，没有思想深度的艺术成为主流。这种文化看似带给人们的是忘记忧愁，实则是一种对“反抗现实恶劣思想”的逃避。二是社会本质上的非人性。大众文化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使大众在永无止境的影像世界中追求感官的满足，放弃了原本让人理性思考的初衷，将“虚假需要”强塞于大众的头脑中。大众无时无刻不是受到大众文化的控制。这些表面上“惊心动魄”的影像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幻想的舞台，不能对现实社会提出任何要求和反抗。“在醉生梦死的幻影中，只有声色犬马的陶醉，只有孤独的灵魂在徘徊，没有对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追求，人人都觉得社会欠自己的太多，只有‘人人为我’，没有‘我为人人’，独善其身主义（privatism）大行其道。”[7]97大众文化本质上否定了人作为选择主体的存在，对人的存在起到了消极作用，是非人性的本质。

（三）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虚假审美体验。当下，繁荣的经济文化和大众文化建立在对人性的压抑之上。现代传媒技术创造了大量的、标准的“文化产品”来遏制人的审美需求。大众在大众文化之下处于被动的位置。“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被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8]97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已经失去了自由和超越的本性。大众在接受时，处于一种低层次的审美感受。真正的审美是把握历史和生命的需求，不是虚幻的，更不是让人们逃避现实，而是通过审美体验实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升华。

四、大众文化“快乐幻象”的局限——从文化批判的角度

（一）个人角度——“快乐幻象”导致个性的丧失和个体欲望的膨胀。大众文化中处处充满了无个性的模仿和低水平的重复，在商业化的熏陶下，大众文化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4]113这种一致的文化不仅使文化单调，也使得大众平庸。大众文化的文化产品整齐而无思想，通过这种“简单”来迎合人们的需求，通过无限的娱乐消遣人的内在批判理性，“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越来越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毫无思想的享乐与现存认同”。[2]当代中国的文化产品也存在这种娱乐至上的风格。细数被好评的书籍和电影，从《上海宝贝》到《色戒》，都与“性”有所牵连。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是个性的体现和历史的真实体现，宣传的是本能至上，甚至上升到后现代主义的层面，给这些作品披上合理的艺术外套。实质上这些作品体现的是一种幻影般的遐想，只有孤独的灵魂在陶醉，人人都觉得社会欠自己的，自己对社会则没有什么责任。

（二）社会角度——“快乐幻象”导致精英文化的消解和价值观的重审。詹姆逊曾指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已经消失，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艺术成为消费品。从价值内涵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深度、历史意识、主体和距离感逐渐消失；从审美的角度，创造被类像替代，成为一种毫无关联的因素拼凑。传统文化中的作品无不彰显了明道济世，而如今非理性因素的渗杂导致文学从人生介入者的身份被掩盖，作家在构建角色时主动向虚无倾斜，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时却无法提供更有力的价值实践，导致价值失范。结果，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替代，现实反应则是消费的疯狂。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只有享乐才是应该追求的唯一。在这种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引领下，当今思想文化的质量已被忽视，产量成为关注点。“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正试图把思想文化纳入市场，为迎合受众的低俗的消费需求而抹杀了文化价值的质的区分，让其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为获得最大的利润运行，这就等于彻底抛弃和背离了我们的主流文化价值观。”[9]

五、构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

随着全球化和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了文化多元化时期，这使得中国文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我国发展迅速。如今，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与基层文化密不可分，涉及到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化消费。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引导正确的价值追求。大众文化不应是对大众需求的谄媚，而应是关注，也就是说文化不应成为媚俗之物，不能成为大众的追求者和迎合者。要从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构建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人文价值追求。既要认识到世俗需要的重要意义，也要认识到大众文化消极的一面。大众文化具有娱乐的功能，但这不是主要方向，而应带给民众深层次的思考，少一点庸俗，多一点崇高。大众文化的媚俗和庸俗是文化转型期负能量的体现，是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导致了文化的贬值。这种畸形的大众文化远离生活，逃避价值，带给民众的是思想的麻痹，判断力的衰退。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要“针对当下理想沦丧、道德滑坡、价值迷茫的思想状况，主流政治意志的表达策略必须建立在积极正面的提升上而不是简单地反映、认同、迎合现存的世俗甚或庸俗的观念”。[2]

（二）提升主体意识。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以文化工业为主的诸多因素影响。培育大众的理性文化，需要文化创作者和大众的共同努力，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创作者”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感，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坚持价值，坚持人格。“生产者”要坚持满足大众和宣扬道德相结合，在满足大众娱乐需求时，引导大众走向理性的思考。要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既要照顾大众的需求，又要坚持文化的“非庸俗”。“大众”要从提高自身需求的层次入手，提升自己的理性精神，抵制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化”，从自我做起，净化社会的文化空间。

（三）培养大众文化的批判理性。大众文化媚俗、庸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批判性。培养批判性精神可以有效避免人们精神上的迷茫。如今我国年轻的一代在怀疑上并不匮乏，同样的说教也会被他们理解成不同的话语，但却无法上升到批判精神。这种怀疑走向极端就会成为否定，而不是批判精神所应具备的理性价值观。批判理性的大众文化，要拓展精神向度，对不良行为和假丑恶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弘扬人性中被逐渐掩盖的真善美，不断引导大众进行理性反思，对人的存在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扬弃异化，追求本性。

[1]伊戈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史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快乐幻象”研究[D].广州：东南理工大学，2010.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李永健、刘欢、戚明.传媒娱乐与大众文化[J].新闻记者，2007，（2）：23.

[6]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论艺术和社会思想[M].吴元迈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1989.

[9]闻凤兰，刘福森.文化媚俗：思想文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