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玉明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鲍里斯·阿库宁（Б.Акунин，1957—）是活跃于当今俄罗斯文坛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曾凭借小说《加冕典礼，或最后一部小说》荣膺“反布克奖”（2000 年），并以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入选由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2005）。阿库宁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后苏联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嬗变历程和重构本质。然而遗憾的是，俄罗斯文评界尚未充分意识到“阿库宁现象”(феномен Акунина)在文学史和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更没有将他作为当代文化转型的症候现象来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俄罗斯的阿库宁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向度展开：一是阿库宁的文化身份问题；二是其文学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三是对其代表作品的文本分析。

一

就文化身份和创作风格而言，阿库宁大概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最具争议的作家，批评者有之，赞赏甚至神化者亦有之。批评者主要是一些来自传统文学阵营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对阿库宁的小说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文学”，充其量只不过是“语言商品”。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弗?邦达连科的立场具有代表性。就在《加冕典礼》获颁反布克奖之后不久，这位倾向于传统派的批评家在其主编的《明天报》上发文对这一文学事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他看来，这是“整个当代文化的耻辱”：“鲍里斯·阿库宁不是艺术家。他不是遵循艺术法则、而是按照商业规律生存，他不是在写书，而是编制商业方案。不管如何，这是他个人的事业。然而，现在他被隆重地迎进严肃文学殿堂，首先是《新世界》杂志，而后是反布克奖评委，这就反映了本土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危机。”[1]邦达连科将阿库宁的创作斥为“商业方案”。按照其观点，阿库宁不是作家而是商人，他只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作品的艺术属性。这其实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批评观念在当代文坛的回声。客观地讲，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邦达连科同时又将阿库宁与自由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的如上判断显得较为可疑。毫无疑问，在这里阿库宁或多或少地成了自由派和传统派两大文学阵营斗争的牺牲品。

与以上的观点截然相反，当代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德·贝科夫不仅认可阿库宁的创作，他甚至将这位颇有争议的作家抬高到“最后一个俄国经典作家”[2]的神坛上。贝科夫提出，阿库宁是“第一个尝试将俄罗斯文学经典解冻的人”[3]，是莉吉雅·金兹堡早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创作“不仅是文学，更是妙趣横生的文艺学”[4]。在他的小说中，真正的侦探不是凡多林而是阿库宁本人，因为正是后者在俄罗斯历史的深渊中找寻那些命运攸关的问题的答案。在贝科夫看来，阿库宁的创作既是对文学传统的“真正继承”，又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关怀，因此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俄罗斯文学。

对当代俄罗斯文学深有研究的文学史家马克·利波韦茨基则不认为阿库宁遵循的是现实主义范式。他把阿库宁的创作视为一种后现代现象，认为这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众化”的一个鲜明例证。在利波韦茨基看来，阿库宁利用侦探小说体裁“不仅在情节中，而且在读者意识中”展示了那些陈规定见（譬如关于犹太革命者以及神圣俄国君主制）的不可靠性[5]，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独具的怀疑和解构视角。与利波韦茨基类似，列夫·达尼尔金在阿库宁的《阿喀琉斯之死》中发现了荷马和乔伊斯创作的痕迹，他因此将阿库宁视为进行“多层次写作”的当代后现代主义者[6]。一直关注文学动态的批评家娜·伊万诺娃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衍生了一种全新样态，即被掏空了思想容量、专以戏仿经典文学为基本写作技法的“俄罗斯艺术”（русс-арт）。在伊万诺娃看来，阿库宁及其凡多林系列侦探小说是“俄罗斯艺术”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文学后现代主义方案”[7]。

安德烈·兰钦则对阿库宁创作的后现代主义定位提出了质疑。他对阿库宁创作的“间性”特征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因为复杂的用典（allusion）和互文性，对同一个读者而言，阿库宁的小说“仿佛”既属于“严肃艺术”又属于“大众艺术”。但这只是“仿佛”而已，从艺术手法来看，阿库宁的创作与后现代艺术迥然相异。所以批评家最终的结论是：阿库宁的创作是有着高度游戏技巧的大众艺术[8]，亦即大众文学。

相比而言，圣彼得堡师范大学教授玛·切尔尼亚克对阿库宁的界定似乎较为客观。她先将当下俄罗斯文学划分为三个层面，严肃文学、大众文学以及作为中间地带的“消遣文学（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然后她又将阿库宁的创作划属消遣文学，继之对阿库宁诗学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审慎的研究分析。[9]这位女批评家认为，阿库宁的文学作品最吸引读者和批评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突破了体裁界限，向读者提供了文学意义的广阔视域。在另一本书中，切尔尼亚克从历史文化学派的立场出发再次阐明了这种主张。她援引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列出的六个艺术层次，认为阿库宁的小说作品属于第二类即“一代人的文学”（切尔尼亚克称之为“消遣文学”），因而有别于第一类“时髦文学”（即大众文学）。[10]文艺学家瓦·哈利泽夫也同样在文学品级中划分出一个“中间”区域即消遣文学，并将阿库宁与柯林斯、柯南·道尔等一代侦探小说名家的创作列入此类，认为他们的侦探小说是“质量好的、艺术上有充分价值的”作品。[11]应当认为，这种看法是比较切合阿库宁的文学创作实际的。一方面，他的小说显然属于文学创作，因为作家坚持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现实、反思历史，并表现出显著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他的创作侧重以模式化和平面化的方式来反映生活、思考现实，在形式上则带有明显的公式性化和商业性特点，这使它迥异于严肃文学在美学层面的独立性，因而难以被传统文学观念所接纳。总的来看，阿库宁的创作兼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征，其中高雅与通俗交织，严肃与消遣并存。这种跨界性是阿库宁诗学的典型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对他的创作难以准确定位的主要原因。

二

由于“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这个词在历史上的多义性①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是一个多义文学术语，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曾先后用于以下几种不同的含义：(1) 在19 世纪初这个词主要指雅致文学（изящ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源自法语belles lettres），是对诗体和散文体文学作品的泛称，该词义今天已很少使用；(2) 在19 世纪，也有批评家用这个词来指称叙事性散文作品，以区别于其它两大文学样式即诗歌和戏剧；(3)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中，该词专指面向下层读者的畅销小说。这一用法被20 世纪初的文评家们所接受，用来指称那些缺乏艺术创新、以模仿高雅文学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学作品，这个含义接近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大众文学”一词；(4) 作为当代文学批评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词，特指介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文学”（миддл-литература），这类作品缺乏宏大的叙事规模和明显的艺术独创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精神探索和时代思潮，一般翻译为“消遣文学”，以区别于专以模仿为批量化生产手段的大众文学。消遣文学往往诉诸公认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抬高一些永恒问题（如爱与恨、善与恶、家庭、友谊、信仰等）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本会因丧失现实性而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可参阅：Черняк M.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Х века.сс.140-141；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5-180）。也有人将消遣文学归入大众文学，或认为二者是等同的（请参阅：Советский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гл.ред.А.М.Прохоров，М.:Совр еменнаяэнцик лопедия,1985.с.122）。切尔尼亚克是在第四种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切尔尼亚克所使用的“消遣文学”的概念没能得到文学研究界的一致认同，大多数批评家依然将阿库宁归到大众文学作家之列。然而这只是术语使用问题，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本文认为，消遣文学作为一种“二流文学”[12]，本身即具有概念上的模糊性，它既可被看作是独立于文学两翼之外、处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也可被认为是大众文学中具有较高价值并趋向严肃文学的那一部分作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们既是大众文学的“蒸馏器”，又是严肃文学的“培养基”。所以，尽管很多批评家将阿库宁视为大众作家，但他们大都肯定其小说所具有的较高的文学价值。还在阿库宁初登文坛之时，罗曼·阿尔比特曼就注意到这位崭露头角的侦探小说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称其小说具有“对文本的出色风格模拟及对现实的杰出把握”[13]。俄罗斯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库利钦也极力称赞“凡多林系列”的开篇之作《阿扎泽尔》，认为该书具有精巧的情节、细腻的风格模拟、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艺术价值。[14]这位批评家声称自己对该书未能获得格利高里耶夫奖而感到遗憾。安德烈·兰钦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了阿库宁的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的有机联系，进而指出作家创作对传统侦探体裁的突破与超越。这位评论家认为，阿库宁极为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时代精神的反映等传统现实主义的观念，这赋予他的作品以极高的艺术价值。[15]切尔尼亚克也在其书中指出，文学中心性和后现代主义游戏特征是阿库宁诗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文学中心性是指阿库宁对文学传统的传承，而后现代性表现在作家对苏联时期小说模式的讽拟。[16]这实际上是对阿库宁小说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

有些论者将阿库宁小说的艺术性与其文本中显在的互文性联系起来。如著名文学批评家安宁斯基认为，阿库宁的每一部小说都有某个作家的精神风格，在他笔下是经典作家的整个汇集。[17]齐普拉科夫认同这一观点，形象地指出：“他（阿库宁）不创造新的文本，只是从旧的文本中组织结构。他不是园丁，而是布景画家。”[18]在《〈凡多林方案〉的狄更斯密码》一文中，波塔妮娜把阿库宁的小说《死神的情夫》和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雾都孤儿》作了比较，认为阿库宁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都对狄更斯有所借鉴，并体现了可预言性、有序性等狄更斯式的风格，从而揭示了作家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19]文学史家利杰尔曼和利波韦茨基认为，凡多林系列小说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作家对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略带嘲讽的把握，及其与侦探小说的紧张情节和主人公的个性历史的融合。[20]阿库宁利用互文手法在其小说和经典文学文本以及历史文本之间实现了联姻，从而使其作品脱离了侦探小说庸俗的窠臼，表现出后现代艺术的某些形式特征。客观地说，这的确是其创作的最明显的诗学特征之一。

然而，阿库宁对历史和文学文本的旁征博引也引致了很多批评者的不满和反感，他们指责阿库宁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风格倒退”，是“空洞的作品”。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娜塔莉亚·伊万诺娃就认为，阿库宁与其他的后现代作家一样，是“吸食俄罗斯经典作品的吸血鬼”[21]。颇具影响力的老批评家安德烈·聂姆泽尔也对阿库宁的戏仿剧作《海鸥》给出了完全负面的评价，他写道：“在阿库宁那里既没有艺术的独创，也没有轻松的感受；既没有与传统的对话，也没有自己的思想。”[22]在我们看来，这些学者之所以得出如上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充分考虑到阿库宁所处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而是据守在精英文化的大本营，以俯视的眼光去审视阿库宁的创作，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的眼光。此外，还有论者对小说中的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入、认真的考据，指出了其中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从而对阿库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提出了质疑。[23]这种批评视角涉及到对文体的认识问题，仅以考古学的视角去研究文学，我们认为是缘木求鱼的研究歧路。

三

近几年，对阿库宁代表作品的文本分析正成为新的研究趋势，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叙述学分析、人物形象分析及语言文体分析。这表明当前的阿库宁研究正朝着深化、细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侦探小说的审美核心在于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因此，对阿库宁小说进行叙述学分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加林娜·杰尼索娃的论文《非同一般的畅销书》是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文章之一。作者主要从叙述聚焦的角度探讨了阿库宁的小说《利维坦》的结构特色，揭示了阿库宁式“密室侦探小说”独具一格的叙述结构和艺术魅力，分析了作家对古典侦探文学叙事精髓的继承。[24]此外，叶莲娜·巴拉班的论文也部分地涉及了阿库宁的情节诗学[25]，惜乎所研不深，未能形成值得关注的独立研究领域。

同样，阿库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引起文评界太多的注意。这可能源于传统文学观念对大众文学由来已久的偏见。此前文艺学界一般认为，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模式化的文体中，出场人物多是功能性角色而非心理性人物，所以这些形象都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没有文学分析价值。但是齐普拉科夫突破了这一思维惯性，他在一篇长文中考察了阿库宁“新侦探小说”系列的主人公凡多林的形象，试图挖掘隐含在这一形象背后的哲学内涵。在比较了福尔摩斯和凡多林的个性之后，齐普拉科夫指出，福尔摩斯是一个善于积极行动的浪漫主义者，而凡多林只在该系列第一部小说中表现出少年人的好奇与积极，其后都处于“被邀请、被委托”的消极地位，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深受东方哲学、特别是日本文化和中国道教“无为”思想影响的人。与齐普拉科夫不同，有的研究者更注重对凡多林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意义的分析，如列夫·达尼尔金把这个形象视为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的梦想。[26]谢·科尼亚泽夫则认为凡多林是俄罗斯帝国思想的代表者，他满足了读者对沙俄时期怀乡病式的帝国想象，补偿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失落感与空虚感。[27]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都深富洞见，它们旁证了格林布拉特等人所主张的文化研究视角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高效性。

最近几年，阿库宁的创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出现了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РГБ)可以查到两篇：其一是友谊大学梅尼科娃的《作为人物言语特征之根源的作家语言个性》（2005）[28]，文章对阿库宁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语言个性进行了详尽得体、有理有据的分析，按照该文作者的观点，阿库宁是一位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另一篇是叶尔茨国立大学的克拉西里尼科娃撰写的《阿库宁和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中的互文联系》（2008）[29]一文，该文从主题变奏、体裁结构、关键标记词三个方面探讨了阿库宁的剧本《海鸥》和契诃夫同名剧本之间的互文联系。克拉西里尼科娃认为，阿库宁的剧本是“与伟大前辈的文本公开对话的结果”，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创作原则出发，对经典文本的另类阅读和重新阐释策略。总的来说，这篇论文很好地描述了阿库宁小说文体的反规范性和言语体裁多样性，对阿库宁作品的杂体多声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读。

四

综上所述，作为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一种重构文学形态，阿库宁的创作兼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重属性，由此而致的艺术风格的杂糅往往使研究者在面对其作品时作出迥然相异的判断。尽管一些批评家已经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洞见，但显而易见的是，阿库宁的创作与学术界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之间依然处于不对称态势。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缺憾：

（一）未能在时代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综合考察这一新兴文学现象。在20-21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变得异常尖锐，这一矛盾不仅影响了文学本身的分化，而且在具体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阿库宁的“中间体裁”就是对这一文化矛盾的典型折射。作为文化转型的孪生现象，阿库宁的创作与当代文化和文学进程之间是互为阐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尚未在现有成果中反映出来，“阿库宁现象”的形成机理和文化系谱也未得到充分描述。

（二）现有成果尚未达成对阿库宁的艺术手法及其美学原则的全局性把握。有些论者虽已注意到了某些重要诗学特征，但未能深入展开论述，更没有探究这些诗学特征在文本内以及作家总体创作中的深刻意义。另外，主观印象式批评所占比重较大，武断、未加论证的观点看法很多，这使得阿库宁研究在总体上显得有些杂乱而肤浅，如何将其体系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此前的研究缺乏对阿库宁小说文本形式特征的关注。实际上，作为文化转型时期的“症候现象”，阿库宁的文本与时代文化和审美状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同构关系，突出表现为其小说的狂欢化构型特征。对作家在叙述艺术方面独特个性的忽视，显然不利于全面、真正地理解其创作。随着俄罗斯文化转型的基本完结，俄罗斯文学也呈现出了迥异于此前的一些特质。 作为文化转型的典型表现，阿库宁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地位必将会被重估并得以确立。本文作为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意在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来关注阿库宁的创作，并对其他一些典型的当代俄罗斯文化现象展开系统而多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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