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忠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清人治学，喜与师友相互商榷。 每著成一书，亦必经挚友详加校勘， 才会得以问世。 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亦是如此。 他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坐上“清代文字学第一把交椅”，除得益于自身勤学不辍的内在因素外，亦与师友的无私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筠一生，因治《说文》而交友无数。仅居北京期间，就与日照许瀚（字印林）、诸城刘喜海（字燕庭）、李方赤（字璋煜）、汉阳叶志诜（字东卿）、道州何绍基（字子贞）、潍县陈介祺（字寿卿）、江苏陈奂（字硕甫）、海丰吴式芬（字子苾）、内阁学士翁心存（字邃庵）、体仁阁学士阮三、朝鲜大儒金善臣、朝鲜副使申在植等人因喜《说文》之学而交往甚为密切。 而上述诸友之中，助王筠治《说文》贡献最大者，当数许瀚也。

许瀚，字印林（又字元翰），号培西，山东沂州府日照县（今山东省日照市）人。 生于清仁宗嘉庆二年，卒于清穆宗同治五年，享年七十岁。 作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与校勘学家， 许瀚一生博极群书，尤精于《说文》之学，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被龚自珍推尊为“北方学者第一人”。

许瀚虽少王筠十三岁，然因与王筠志趣相近、皆邃于《说文》之学而相交甚早。 二人自道光六年订交，此后近三十年间因治《说文》而交往甚密。不仅同处京师期间时有过从， 即王筠道光二十四年远赴山西任乡宁知县之后，二人虽相隔千山万水，然仍为商讨《说文》之学而书信往来频繁。 在王筠研治《说文》的过程中，许瀚不但对其著述有校勘订补之实，而且在治学理念、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对王筠研治《说文》产生了积极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从王筠《说文》著述看许瀚之贡献

王筠一生，以《说文》研究为“身心性命之学”。其研治《说文》的相关著述，主要有《说文钞》、《说文属》、《说文广训》、《检说文难字》、《说文韵谱校》、《钮氏说文新附考校正》、《许学札记》、《说文校议覆勘》、《说文系传校录》、《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订补桂氏说文部首读》、《正字略》、《说文句读》、《说文汇字》等。今观上述诸书，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说文释例》、《正字略》、《说文系传校录》、《说文句读》等著作中。

（一）许瀚对王筠《说文释例》的贡献

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首在《说文释例》。 《说文释例》既是王筠一生用力最勤、也是最能代表王筠《说文》研究水平的著作。 清代学者潘祖荫认为：“（王筠）之学积精全在《释例》，标举分别，疏通证明，能启洨长（许慎）未传奥旨。 ”[1]（p298）王筠《说文释例》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与许瀚的全面校订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筠《说文释例》始作于道光十七年，历时一百天而完成初稿。 此后十余年间又有多次修改完善， 直到道光二十八年才得以刊成。 在王筠修定此书的过程中，许瀚不仅为之详加校阅，而且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为王筠所接受。

第一，许瀚对王筠《说文释例》初稿有校阅订补之功。 据郑时《王菉友先生著述考》记载：“（《说文释例》）刊本道光十七年丁酉前后二序。 又有初稿题记，刊本不载。《记》曰：‘戊戌携至都以示诸良友，则皆赏之……黟县俞理初正燮先阅之，小加删削， 未有驳难……又许为作序， 以事不果， 遂行矣。’又于《记》后书曰：‘陈念庭金城许《系传校录》而于《释例》尚有不足，乃未正一事而去。日照许印林瀚详阅之。 ’”[1]（p311）袁行云《许瀚年谱》亦云：“王筠《说文释例》 作于道光十七年， 当时书只初成……许瀚详阅《释例》初稿，遂有与王菉友论《说文》等篇之作。”[2]（p99）可以说，王筠《说文释例》能得以定稿问世，与许瀚的屡屡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 道光二十五年时任山西乡宁知县的王筠仍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助此书者惟大兄一人耳。 ”[1]（p312）

第二，在校阅《说文释例》的过程中，许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为王筠所接受。 据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七记载：“学博（许印林）与安邱王菉友大令相善，大令所著《说文释例》二十卷，多采学博之说。 ”[3]（p151）另据《许瀚年谱》记载：“许瀚撰《说文答问》、《与王菉友论〈说文〉或体、 俗体》、《与菉友论〈说文〉异部重文》等篇，其说多为王筠采入《说文释例》。 ”[2]（p99）今检《说文释例》一书，可得见王筠引及友人之说者，有张穆2 条（卷三、卷十九）、俞正燮1 条（卷四）、毕恒1 条（卷十七）、吴鼎臣3 条（卷十三、卷十八），而引许瀚之说最多，计有58 条。 分别见于卷一（“六书总说”2 条、“指事”5 条）、卷二（“象形”10 条）、卷三（“形声”1 条、“亦声”2 条、“省声”2 条）、卷四（“会意”5 条）、卷五（“假借”5 条、“彣饰”“1 条、籀文好重叠”2 条、“俗体或体”2 条）、卷六（“同部重文”16 条）、卷七（“异部重文”2 条）、卷十一（“读若直指”2 条）、卷十三（“补篆”1 条）。书中均加“印林曰”以明之，由此亦可见许瀚对王筠《说文释例》贡献之巨也。

第三，王筠《说文释例》对许瀚原著《说文答问》多有采借。 据王献唐云：“先大人希泽公言，印林原著有《说文答问》一书，为菉友借去，什九采入《释例》。《释例》既刻，印林曰，书之菁英，已采摭无遗，予书亦不必刻矣。 因以原本存菉友处，书今不传。 ”[1]（p310）

第四，咸丰二年初，王筠复校《说文释例》而写就《说文释例补正》二十卷。二月又致书许瀚，请其为己覆校《说文释例补正》，信中说：“助此书者唯大兄一人，不知肯再为驳正否？”[2]（p224）据王献唐说，《补正》刻成后，又经许瀚覆校，只是校后未改，曾有过录本，恐已轶失。 可见，《说文释例》从道光十七年初成到道光二十八年刊成， 许瀚确有校订启发之功。

（二）许瀚对王筠《正字略》的贡献

《正字略》一书，原名《增订字体辨讹》，是王筠在《四库全书·辨正通俗文字》的基础上，“改其讹文、补其未备”而写就的一部正字小书。此书初作于道光九年，此后王筠不断增改、先后五易其稿并最终定名为《正字略定本》。 在王筠改定此书的过程中，许瀚亦为之“反复审视”、详加校订。道光十八年刊本《正字略》载王筠自序云：“数年来友人屡促增改。 窃以为其不足重轻，未惶暇也。 戊戌夏，雪堂以大字本见示，出自安岳周君重刊。 深幸世之君子不我遐弃，所惜者少加订正，而未尽其讹误也。铜仁杨承注铁庵曰：‘君再校正，我当刊之。 ’于是详加厘订，更为补苴，其不能决者决之。日照许瀚印林反复审视，其不安于心者，固已少矣……其有猝难明者，印林曰：‘以篆照之自明矣。 ’从之。 ”[1]（p62）可见此书能得以定稿，许瀚亦功不可没也。

（三）许瀚对王筠《说文系传校录》的贡献

《说文系传校录》本是王筠因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校勘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妄改之处太多、大失小徐本原貌，故广搜众本、参校异同、审慎定夺而作的一部校定本。王筠校勘朱氏之书，始于道光九年，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历经十五年，其用力之勤，殆前无古人也。 在王筠校勘此书的过程中，许瀚亦做出了许多贡献。

第一，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存祁刻本《说文解字系传》来看，许瀚与王筠确有过共同校批此书的经历。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存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清道光十九年寿阳祁寯藻校刻本，内文载有张穆过录的王筠校语和许瀚的亲笔批校。 其中， 王筠校语多以小楷分别写于各字的天头空白处， 亦偶有写在行间的； 而许瀚亲笔批校多用朱笔，偶有墨笔，都是颜体行草书，标明“瀚案”，间有未署名的，其内容包括“据祁氏初刻本以补充订正王氏校语”、“指出祁本之误”、“对王筠指斥顾改作辩解”、“引桂馥校语以订补祁本”四个方面，计有64 条。[4]可见许瀚于王筠校录《说文解字系传》多有论辩之实。

第二，从《说文校本录存》所载王筠跋语来看，其《说文系传校录》当对许瀚《说文校本录存》有所借鉴。 据《许瀚年谱》记载，道光十六年，许瀚以手抄《说文校本录存》，属王筠校对并作跋。 许瀚手抄本《说文校本录存》有王筠跋，其云：“道光戊戌六月廿日，印林以此书属为校勘，次日乃毕。 此君之用心可谓勤矣。 惜其词简，不言据何书，爰于筠所知者，或〇或掷，以记其是非。 其不审所出者，一望而知者，无关于重者，皆不加标识。 筠读《说文》廿年，然所据篆文笔误如‘曷’、‘辰’两字者，当待此君为之拾遗， 则其精核殊可贵矣。 唯所据者仅汲古刓补本，而《韵》并《系传》概未之见。 今于其说符合者必书之，表其确，胜于无征不信也。 校毕反之印林，再加审定，并检他书，以考其说之所出，庶不负此君之用心。所惜不著其名氏也。筠抄五十条及校附音十八条，将入《系传校录》中。 王筠记。 ”[2]（p99）

（四）许瀚对王筠《弟子职正音》的贡献

《弟子职正音》，本为许瀚所作,道光三十年，由王筠增改而刊入《鄂宰四种》。王筠《弟子职正音》序云：“吾友日照许元翰，瀚以其韵尚疏也，更详定之，所据者段氏《六书音均（韵）表》也。 正韵 其侧，间韵 其侧，甚便初学。惟‘受业之纪’十二句，元翰分两韵，今则通为一韵，其他亦小有增改。 《通解》分章，今亦依之，惟区《受业》、《对客》为两章。 旧注亦钞之，有未惬者，则出鄙见为之订正，以为家塾训蒙之用焉。 ”[5]（p1）咸丰二年二月，王筠曾致书许瀚云：“三年所纂小书，有《夏小正正义》、《弟子职正音》、《毛诗重言》及《双声叠韵说》，乡宁人欲合刻之。 《正音》一书则因大兄之成说，而间有改易，并旧注亦有改易，不知何时得呈教？ ”[1]（p160）由此可见，王筠《弟子职正音》是在许瀚原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除上述诸书之外， 许瀚对王筠《说文句读》、《菉友肊说》亦有贡献。此事二人之年谱虽未记载，然今检是书，于《说文句读》可得其明言“印林曰”或“许瀚印林曰”者有4 条（分别载于卷七25 页下“羍”条、卷十三14 页下“参”条、卷十四37 页上“幡”条）；而于《菉友肊说》中亦可见引许瀚之说2条（见8 页、30 页）。

二、从治学内容看许瀚的贡献

从治学内容来看，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说文》中的“重文”、怎样认定《说文》中的“假借字”两个方面。 《说文》中的“重文”与“假借”问题，历来争论颇多。 在研治《说文》的过程中，王筠对此亦有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 而许瀚在为王筠校订《说文释例》的过程中，也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曾先后撰 《与王菉友论〈说文〉或体俗体》、《与菉友论〈说文〉异部重文》、《说假借》等多篇文章，与王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瀚的观点，多被王筠接受并载入《说文释例》之中，由此可见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理论贡献。

（一）关于如何看待《说文》中的“重文”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除收9353 个正字之外，另外收有籀文、古文、俗体、或体等1163 个重文。 对于《说文》之“重文”，王筠提出了三个很有见地的看法：一是认为《说文》中除有籀文、古文、篆文、俗体、或体等“同部重文”外，还应有散见于各部的“异部重文”。 二是认为《说文》“重文”之“籀文”具有“好重叠”的特点。他通过对《说文》所收42 个籀文的逐一解释， 揭示了籀文之所以形体繁复的原因所在——“好重叠”。 三是认为“或体”与“俗体”虽然都是《说文》所收小篆之重文，但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文》所言“俗作某”者之16 个俗体字，乃俗儒鄙夫所造，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说文》所言“或作某”者之530 余个或体字，与《说文》正篆只是“一字殊体而已”，属于异体字的范畴，本身并无雅俗之分，不能“概视或体为俗字”。

对于王筠提出的《说文》中既有“同部重文”、亦有“异部重文”的观点，许瀚深表赞同：“大箸以《说文》重文不必类聚，亦有散见各部者，又有同部不言重文而实为重文者，诚为不刊之论。 自有《说文》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 ”[6]（p321）同时，又针对王筠就许书所统计的443 组“异部重文”尚有遗漏的实际，逐类推求而为之增补了“趬蹻趫”、“越 ”、“逾踰”、“ 怵”、“痛恫骇 骚慅”、“摩 ”、“鼉鱓”、“蟠 ”、“ 断”、“剬剸”、“聿筆”、“颔顑”、“俾裨埤”等多组例证。

对于王筠提出的《说文》中的正篆与或体只是异文关系、并没有正俗之别的观点，许瀚亦深表赞同。但对王筠就《说文》“俗体”的看法，许瀚却并不认同：

《说文》重文，于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体俗体者，皆以纪小篆之异文也。 或体有数种，或广其义、或广其声。 广其义者无可议，广其声者则有古今之辨。 此种盖不尽出自秦篆，而亦有汉人坿益之者。 ……即此可明制字之先后，声音之变迁，要于六书之旨无乖， 故许书录之。 若以此遂疑为俗体，非矣。不惟或体非俗，即俗体亦犹之或体也。俗者，世俗所行，犹《玉篇》言“今作某”耳，非对雅正言之而斥其陋也。 凡言俗者皆汉篆也。“躳”，俗作“躬”，时通行作“躬”也……推之他字皆然。 汉人手迹，不复可见，书经传写，已失其真，惟碑版是当时真迹，而汉篆寥寥不足征矣……累溯而上之， 一时有一时之俗。 许君所谓俗，秦篆之俗也，而秦篆即籀文之俗，籀文即古文之俗也。 不然，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许君而犹录之，则止句之苛，何以不列于篇哉。[6]（p229）

在许瀚看来，“不惟或体非俗， 即俗体亦犹之或体也”，《说文》中的“俗体”，仍是汉代的“或体”。

（二）关于如何认定《说文》中“假借字”的性质问题

《说文》所言“六书”之“假借”，历来争议颇多。至有清一代， 其学说形成了三大流派。 一派主张“假借”为用字之法。 此说萌发自宋，确立于明，至清戴震首提“四体二用”之说而达到鼎盛。 一派主张“假借”为造字之法。清代许宗彦、黄以周、王棻、叶濬等人坚持此说。一派主张“假借”兼有体、用二法，除有用字之假借外，亦有造字之假借。 王筠即属此派。

一方面，王筠承认“假借”为用字之法：

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统象形、指事二体。字者，孽乳而寖多也，合数字而成一字者皆是，即会意、谐声二体也。 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 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6]（p3）

另一方面， 王筠又根据同一笔画符号在不同表意字中所体现的意义不同这一实际， 从文字部件的角度对假借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明了指事字借为象形字、会意字的假借观，主张要从造字源头上来求假借：

仓颉籀斯所制文字，先有假借矣。 余不暇全论，则姑即一篇部首论之……其从“一”之字，“雨”之“一”在上为天，“氐”之“一”在下为地，是以指事字借为象形字也。 然天上地下，如其本位，乃“旦”、“立”之“一”，皆以在下者为地，而“屯”、“才”、“巠”、“且”，以上“一”为地也。 “ ”之“一”象簪形，“血”之“一”象血形，是亦借为象形，而各象其所象也。“ ”之“一”则止之，“溼”之“一”则覆之，“再”之“一”则所以举之，是以指事字借为会意字也。[6]（p212）

对于王筠提出的“造字时即有假借”的观点，许瀚虽表面上赞其为“探原之论”，但实际上并不认同：

菉友又推之造字时即有假借，诚为探原之论，然于依声之旨或不尽合。 所谓一者不必皆一，所谓屮者不必皆屮，至帝、示之古文从一、篆文从二，自是各从其从，许云古文诸上字皆从一，意谓篆文从上之字，古文皆从一耳，非谓古文之一，即篆文之上也。[6]（p214）

在许瀚看来，“说假借，必当以‘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二句为准。后世有字亦假借，乃其变例。然亦必归之依声”。[6]（p213）依据这一原则，许瀚不仅指出王筠《说文释例》 所收孙经世《说文解字假借考》，存有“每以引申之义与古今异义为假借，又及非同声之字，已渐泛滥矣”[6]（p213）的弊端，而且对王筠探讨假借脱离“依声”原则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许瀚的意见使王筠深受启发：

筠以假借一门无大意义， 故录孙惕齐文，并自作者，皆别为发明。 自印林言之，始觉河汉无极，与茂堂所论转注，同一泛滥矣。 乃复辑之，专以本无其字为主，有其字而借者，虽属依声，亦概不采焉。[6]（p215）

从现代学术立场来看， 许瀚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古文中“一”、“丶”、“丨”等简单笔画，其作用随文而异，既不能简单的视作假借，更不能把古文符号说成是后起篆文中相应符号的假借。

三、从治学方法看许瀚的贡献

从治学方法来看，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运用金石文字和音韵学理论来研究《说文》两个方面。

（一）许瀚在援金文以证《说文》方面对王筠多有帮助

有清一代，金石学大兴。学者们不仅在金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做上了大量工作， 先后出版了一大批辑录金石文献的专著，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马邦玉《汉碑录文》、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而且在运用金石文献资料考订经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将金石研究成果运用于《说文》研究之中。 直到清代中期，严可均、庄述祖等人才开始结合金文来研究《说文》。“说文四大家”中，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中只有几处涉及金文，而且比较肤浅；桂馥作为一名淹博的考据学家，在研治《说文》的过程中，对其他经典能旁征博引，然对金文却熟视无睹；朱骏声治《说文》，亦很少涉及金石材料。只有王筠适时跟上了时代学术风气的潮流，能充分运用金文、石鼓文、简帛文等古文字资料来研治《说文》，并且多有创获。“王氏研究《说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利用了当时金石铭刻之学的研究成果，用古文字来推求文字的本来面目。 在四大家之中，只有王筠能作到这一点。”[7]（p60）许瀚一生，亦笃嗜金石之学，友有所得，辄共为审订。 仅今所见其《攀古小庐杂著》中，就收录钟鼎、簋尊、壶盘等藏器铭文达百种之多，其考据之详密，几可成家。 王筠于研治《说文》的过程中，亦时取许瀚考释金文之说以相发明证成。 如：

①“ ”、“ ”盖皆瓦器也。 皿口奢，甾口歛，缶则上加盖。 皿盖盆盎之属，广而庳者也。上口圆，下底平，中以象腹。而篆作“ ”，左右两直不粘连者，印林曰：钟鼎文作“ ”，疑本作“ ”，象其奢也。 屡改成“ ”耳。 案：印林说是。[6]（p71）

②《匕部》“卓”之古文“ ”，《玉篇》作“ ”，仍是小篆也。 案：“ ”之形，直曲者，即是今“卓”字。 是今字不由小篆变之，而由古文变之也。 印林曰：钟鼎“甲”，原多作“十”。[6]（p262）

（二）许瀚在运用音韵学理论研究《说文》方面对王筠多有帮助

王筠治《说文》，长于形义而矇于音韵。 “筠于古今音，皆不能通”[8]（p38上），这虽是王筠的自谦之词， 但也说明他于音韵之学并不十分精通。 王筠自身学养的这一短板， 许瀚早在二人最初合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时就已发现。故道光九年四月，许瀚将滕阳人张耕（字芸心）所著《古韵发明》转赠王筠，欲以音韵之长补其不足。 《王菉友致芸心先生书》云：“乙丑九月十三日，安邱愚弟王筠，致书运心先生座下。 筠之友许印林瀚，夏初过访，以大著《古韵发明》移赠。 且曰：‘子读《说文》而矇于古韵，不为识其貌而昧其名乎？ 恶乎可？ ’筠受而读之，虽未得其精微，而已觉导我先路矣。”[2]（p70）道光十五年，王筠又向许瀚询问有关古声韵问题，许瀚即检得《方言》例证答之。

此外，在校订王筠《说文》著述的过程中，许瀚亦常常以自己古韵之长补王筠之不足。 如：

偶见一人讲古音，读《驺虞》诗“葭”为“姑”、“豝”为“铺”。 窃谓印林曰：《文选·李陵答苏武书》李注：笳，《说文》作“葭”。 《初学记》“胡笳”下引《蚕仪注》曰：车驾住，吹小菰；发，吹大菰，菰即葭也。 然则“葭”读如“菰”，而“豝”字当何读邪？ 印林曰：《方言》，“杷”有“渠疏”、“渠挐”之名，则“巴”在“虞部”可决，然不能决其正读何字也。 偶检《韵会》，“巴” 下引 《史记·张仪传》“苴蜀相攻击”，《索隐》：“苴”音“巴”。 然则“巴”音“苴”也。 然则“芭苴”者，是以一字之古今音合为一名也。 《集韵》 四纸，“ ”、“姐” 同字，音“紫”，母也。 “巴”在九麻，部中从“且”者二十余字，“且”在三十五马，部中从“巴”者七字。是“巴”、“且”音通之证。 “牙”古音“吾”，“驺吾”、“驺牙”。 “虞”、“吾”古同音，故周之“虞仲”，亦作“吴仲”也。[6]（p64）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许瀚于王筠《说文》研究，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对王书有订校之实，而且对王氏小学理论的建构多有启发之功。

[1]屈万里，郑时.清诒堂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7.

[2]袁行云.许瀚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3]桂文灿，著，陈居渊，注.经学博采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郭子直.王筠许瀚两家校批祁刻《说文解字系传》读后记[J].山西师大学报，1989，(3).

[5]王筠.弟子职正音[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3.

[7]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筠.说文句读[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