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体锐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2）

一、独特视角：审视历史与自我灵魂的融合

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世人认识历史的途径多源于史笔记述，是史官通过纪实性文学记述予以再现。五四时期，历史小说家们也受到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实现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这在实质上就是一个摆脱“史”的束缚，实现“独立为文”观念的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系列创作观念与叙事方式的变革。鲁迅的《故事新编》即是其中的代表。其小说力图摆脱对历史场景和历史形象本身的还原和重复的窠臼，更加注重发掘历史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加工，打破了拘囿“羽翼信史”的传统模式，创造了古今杂糅、历史与现实、今人与古人相映成趣的艺术风貌。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中，历史已经变成了一种叙述载体，潜隐作家背后的生活境遇、情感聚焦都可以通过这个载体凸显出来。可以说，鲁迅通过《故事新编》成功开创了具有典型现代性特征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这是一种庄重与滑稽交织、悲剧与喜剧相融的历史言说方式。鲁迅掀开了潜隐于历史背后民族的整体记忆的一个现代的书写版本，也是对历史重新书写解读的一个现代起点，于是，探索研究此类小说就具有更为深远意义和价值。

“历史中间物”的历史观是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石。鲁迅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本人在旧传统中生存已久，性格、习惯，甚至思想都烙上痕迹。他认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他也激烈地反对固有、陈旧历史枷锁，也曾一针见血地剥离出中国历史循环圈，称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轮回。挣脱、决绝曾是他坚定的信念，但他总又与历史烙痕纠结、交缠、割舍不断，这种“中间物”意识体现着鲁迅精神与灵魂的某种“分裂”性存在，当鲁迅以强烈的现代感观和情感，关注链式历史的时候，便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时空情景，在这里，历史与现实可以对话、善恶与理智纠缠、敬仰与批判同在。他对历史的认知和对历史还原、书写，便始终贯穿了这种“审慎”意识，并在《故事新编》中展现了一种开放、独特的对话形式。

当鲁迅通过言说历史的方式消泯了历史的既有光环后，便也同时消除了自身所处现实世界中的权威。面对失去信仰感的历史和世界，个体精神便具有了充分的自由，与之相对的却是荒诞、绝望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体必须独立面对虚无、困惑、颠覆与思索，都必须独自承担书写历史的责任；信仰与价值的成为个体探询历史的基本方式，这便使得作者只能将希望与企盼寄于中国式的脊梁人物身上，并从中挖掘历史精神。作者在对历史的讴歌中也尽显批判的锋芒，完整、深刻地揭示出在历史、民族精神画卷中存在于悲剧英雄人物身上的固有历史使命。表现在文本创作中，鲁迅看待历史已经从思维方式上，实现新的突破，不再如传统小说家只求记载历史事实，还原历史事件的创作模式，而是用一种整体、开阔、独立的视野来审视历史看待人物。这使他的作品既有别于现实主义题材逼真、再现，又有别于空想家精心构筑的理想家园，而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审决、荒诞、充满理性和象征主义的现代风格。

二、主题多元：解构历史与消解英雄

《故事新编》的题材多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角度演说历史，是因为：“鲁迅拆开了历史，又潇洒重构了历史，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3]反映在创作主题的取向上，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借史演世的“实验”，贯穿历史与现实，游走其间，既保持、维护历史的庄严，又展现小说所独有文学吸引力，在历史小说创作中走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同时，在向历史取材剪裁原则上，鲁迅聚焦的历史区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他特别专注于在历史演进中多为今人熟谙的神话、传说和影响深远的历史原型，由此进入历史之门。如《补天》素材的来自于《太平御览》、《山海经》，《铸剑》出自志怪小说《三王墓》，《采薇》、《出关》、《理水》源自《史记》、《非攻》、《起死》出自先秦诸子。此种选材可谓匠心独具，既摆脱了历史既有定论的局限，同时也更具有较为自由阐释空间。

鲁迅把自己小说中需要涉及的诠释对象放在了历史发展初期阶段，以便使文本阐释时间延伸、拓展。所以鲁迅大部分作品或叙述神话故事诸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或演说性格特征较为固定的历代帝王、诸子百家。事实上，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鲁迅在解读它们时，都注入了深沉的思索，一面符合历史而又超越历史。例如在《补天》中，鲁迅通过简笔勾勒，营造了一个瑰丽神奇洪荒背景，并从中了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始祖——女娲，女娲炼石补天是远古历史的壮举，坚韧、奉献是其核心精神，但在《补天》中，作者不是突出此类精神，而是强调她整个补天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无聊、枯燥、单一。女娲拯救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却被人类视为异类。“文明人”的嘲讽和敌视使她她只能重回远古。然而她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已然无法再延续了，只能变成了传说，回荡在创始者无奈、悲怆的梦想中。鲁迅显然肯定女娲的创世精神，但他却格外注重与创世精神相伴随的种种苦闷，把神化了的创世精神还原为现实生活本来面目，从而显示人性的复杂。《铸剑》被认为是思想艺术成就突出的一篇。“复仇”成为核心情节。眉间尺虽身负复仇重任却徘徊、踌躇，即使踏上复仇之路却无复仇气概，街上无赖流氓皆可以对其戏耍、玩弄。恼怒中的眉间尺只是羞惭不已却又无奈、焦躁，只能自我了断借用黑衣侠士完成复仇大业。复仇英雄——宴之敖者的结局同样具有嘲讽意义：反抗暴虐统治的英雄死后反成了百姓猎奇观看的玩物，蜂拥的人群只是为了看一场免费的大出丧，黑暗世界里，一片漆黑，民众心灵也蒙上了褐色幽默，英雄只是一个孤独、凄怆、形影相吊的背影。《起死》中的庄子是一个游走世间、洒脱的奇特人物。他突发奇想，想使五百多年前的骷髅重回人间，陪他一路聊天，所以在司命大神面前他自我鼓吹了一通关于“齐生死”的理论。不料死者复活后，竟然扭住庄子不放，要剥庄子的衣服。结果可想而知，庄子被对方搞得狼狈不堪，只好“摸出警笛来狂吹”。《故事新编》所要表现的也正是圣哲、英雄向世俗低头、转化的过程：昔日具有神性的英雄成为普通猎人为生计犯愁，一贯无为的哲人也可以为情所困，理想世界与习俗生活形成强烈反差，更加凸显出作者背后的无力、尴尬、失落和无奈。鲁迅小说中很多作品都体现出巴赫金的“脱冕”式结构，小说家对历史人物的“脱冕”是在既定已加冕语境下进行的，作者重点展示的就是这些人物的“脱冕”过程。《故事新编》中的主人公，因为历经了历史的洗礼，被赋予了无数惹人羡慕的光圈，也就是说，他们的“加冕”仪式已经被传承了几千年，享受着一代代人的顶礼膜拜。小说叙事的奇异色彩更多地被一种“脱冕”的戏剧化描画所代替，作品中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喜剧人物和喜剧场面，“神性”被漫画式的滑稽本质彻底消解，作者将深刻的现实通过看似荒诞的情节来展现，从而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三、古今杂糅：时空错位与鲁迅式“油滑”

“油滑”一词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自评时所使用过的。关于鲁迅作品中的出现的“油滑”现象，学界历来争议很大，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油滑”是一种缺乏艺术构思的创作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鲁迅着眼于现实斗争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创作策略。问题的关键是，连首倡并践行此手法的主人公鲁迅对此态度也是前后有所抵牾，刚开始创作《不周山》时，鲁迅曾较为慎重，秉持着“认真的态度”，但同时作者还强调指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叙事有时也有一些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4]。可见鲁迅一方面明知“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一方面却十几年坚持使用，并且保持着持久的创作热情。换言之，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艺术风格和张力，源于汲取了传统小说创作精神，而在此基础上融贯个体体悟后独创的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特殊文体；这一文体的独特性在于，小说是以他本人的艺术情绪为核心，将神话世界和世俗世界、历史和现实融汇起来，体现出矛盾化的融合。从中我们品味出，在作者随意点染，戏谑、油滑和荒诞的面具后面还潜隐着刚强、侠义、细腻、温厚和对人世恨得仇恨的爱。在《故事新编》中，文化山上学者和水利局的要员们竟然会说西式的中国语——“OK”、“古貌林”；大禹时代的人竟然会说“莎士比亚”、“时装表演”等新时代名词；而一向在历史上被人称颂的伯夷、叔齐时的人开口闭口也竞谈“文学概论”、“为艺术而艺术”；更让人哑然失笑的是《出关》中竟然出现了“讲卫生”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涉及的问题，时空的异化，人物角色的戏谑与荒诞，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张力，使我们看到了历史小说内省式叙述的可能，这些人物在消解了神性回归人性的同时，也使得历史成为人的历史，关注历史的同时更应关怀历史中的人。

总之，鲁迅所创作的“故事新编体”小说，影响深远最终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创作典范。作家借助深刻而不失理性的文本实验，把历史拉回到现实世界，打破了历史的桎梏与束缚，消解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局限，从崭新的视角演说历史，为现代小说领域尤其是历史小说创立了另外一种范式，其艺术价值不仅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具有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极具借鉴意义。

[1]鲁迅.写在（坟）后面[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南腔北调自选集序言[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陈改玲.《<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J].鲁迅研究，1991，（9）.

[4]鲁迅.故事新编序言[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