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涛

（曲阜师范大学外语教研部，山东 日照 276826）

1．引言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两个核心的概念。中外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迥然不同的见解，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本文将追根溯源，从归化和异化的历史渊源和定义入手，结合实例，探讨归化与异化在中国的发展，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一对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2．归化和异化的历史渊源和定义

在西方，提及归化与异化，远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 和 St.Jerome等人论及的 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 sensetranslation（意译），近可追溯到 18-19世纪德国著名的翻译家Scheleiermacher的名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1]传统翻译研究一直认为翻译是只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行为。这种观点不仅引发了无休止的直译和意译之争，而且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在 20 世纪70 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也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异化之争也开始浮出水面，正式取代直译与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正如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所言“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是 Nida。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描述这一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是Venuti.”[2]Nida正是归化派的代表人物，Venuti则是异化派的主力军。

到底何谓归化？何谓异化？从理论上说，归化指的是一种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即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异化是以源语言文化为中心的翻译，即努力做到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风味，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异域而不惜采用不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我们可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来使普通读者更清楚明了这两个术语。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外宾看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翻译向外宾介绍剧情，说了半天客人仍然似懂非懂。周总理见状哈哈一笑，告诉外宾这出戏也就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简单的一句话，大家便心领神会了。周总理的这一归化杰作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外交译事中的一桩美谈。还有许多英文电影的汉译也以归化法居多，如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英语片名本是 Waterloo bridge。如果不改变源语言的文化内容，直译为“滑铁卢大桥”，更容易让中国观众联想到拿破仑惨败的滑铁卢战场。而“魂断蓝桥”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蓝桥相会的传说，让人联想起浪漫哀伤的爱情故事，而“魂断”二字更给影片加上了一些悲剧色彩，这也正和影片内容相符。翻译中的异化在被称为民族文化“活化石”的成语和习语层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如“armed to teeth”译为“武装到牙齿”;“All roads lead to Rome”译为“条条道路通罗马”等。同样，以汉语为源语以英语为目的语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摊牌”译为“show one’s cards”；“丢面子”译为“to lose one’s face”等等。

3．归化与异化的中国之争

归化与异化的论争在中国可追溯到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始自汉代，这可以算得上是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雏形。到了近现代，“质”“文”之争演变为“直译”与“意译”的交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一批右翼学者主张意译。鲁迅当时的许多见解 Venuti相似。当代中国归化异化之争可看作是 20-30年代那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从翻译策略来分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这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和文化民族自负心理造成的。[3]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4]率先对中国翻译界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异化派的先锋和代表人物刘英凯。他用实例分析了归化在我国的几种表现：滥用四字格成语；滥用古雅词语；滥用抽象法；滥用“替代法”；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他尖锐地批评了归化译法，认为这是“翻译的歧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5]虽说有的观点比较偏激，但文中列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与分析，却是令人信服的，可以促使我们对中国的翻译策略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认真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1995年许钧发起对《红与黑》几个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使中国译坛的归化与异化论争进入高潮阶段。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此后，从各个角度探讨异化和归化的论文日见其多，而且大多主张要重视异化译法。孙致礼也是异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坚信：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真正成熟起来，而这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注重异化译法；而异化译法的核心，具体说来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但同时又指出，异化译法还要注意限度，行不通的时候，还要借助归化法。而郭建中基于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在隐喻、明喻和典故等方面翻译的分析上，认为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归化和异化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价值。我们应当调和归异化之争，发扬异化译法，而将归化译法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6]参照郭建中，刘嫦也从语言角度和文化角度出发来比较《浮生六记》的两种英译本(林语堂译本和布莱克译本)。最后得出结论，归化和异化是表面矛盾而实质互补的翻译策略，当今开放和交流的大背景下，翻译工作者在实践中应优先选择异化策略，并将归化策略看作是异化策略的必要、有益的补充。[7]孟志刚从文化融合背景下翻译所遵循的原则及文化交流的共时和历时角度对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主张在归化的同时也应允许适度的“异化”，“归化是现阶段的折衷，而异化是发展之必然”。[8]陈丽莉从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方法论的发展以及文化融合潮流来分析，认为异化是必然趋势，而归化是必要手段。译者要掌握好尺度，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求得最佳的平衡点。[9]孙会军提出归化和异化是两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时期被看作是异化的译文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可能被看作是归化的译文，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孤立地谈论归化与异化，其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她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主张适度异化的译文较容易为读者所接受。[10]罗选民着重强调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差异，采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和语言的层面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11]李书仓独创新意主张，在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的新形势下，翻译工作者应该从归化与异化的二元思维中摆脱出来，树立新的“世界化”的翻译观。[12]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国内的归化异化之争，尽管各位学者观点各有差异，但从主流上说，异化占了上风，这应该是今后翻译的一个主流方向。我们主张发扬异化而将归化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与归化，看到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反对过分强调矛盾的对立。

[1] Schielermacher， A.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den to Derrida[M]. Schulte，R.&Biguenet，J.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2]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2002，（5）.

[3] 孙致礼. 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 中国翻译，2003，（1）.

[4]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2002，（1）.

[5] 刘英凯. 归化——翻译的歧路[J]. 现代外语，1987，（2）.

[6]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 外国语，1998，（5）.

[7] 刘嫦. 也谈归化和异化[J]. 外语学刊，2004，（2）.

[8] 孟志刚. 论翻译中“异化”和“归化”的辩证统一[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9] 陈丽莉. 翻译的异化和归化[J].中国科技翻译，1999，（2）.

[10] 孙会军. 归化与异化—两个动态的概念[J]. 外语研究，2003，（4）.

[11] 罗选民. 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异化/归化翻译[J]. 外语学刊，2004，（1）.

[12] 李书仓. 略谈归化、异化之与世界性文化[J]. 语言与翻译，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