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洪宪 马东丽

(1、2.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2012年8月2日，“上访妈妈”唐慧被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依法劳教一事经媒体披露后，舆论哗然。劳动教养事由的异化和“口袋化”倾向以及劳动教养的程序设计不合理、侵犯公民人权等弊端再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并深受国际诟病，学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之声也此起彼伏。2013年1月7日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积极推进劳动教养等“四项改革”，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提了出来［1］。改革劳教制度，是必然要作出的历史选择。

当前，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主张，我国制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损①即我国的刑法建立在“结果本位”的基础上，这就导致我国刑法独有的犯罪概念兼具定性与定量因素的特点。就是说，行为在客观上不达相当的量便不构成犯罪。尽管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较深但客观恶行不重，刑法对此只能表示无奈。见储槐植:《议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3期，第28页。。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所存在的结构缺损需要通过加强对人格因素的规制来弥补，而劳动教养恰恰强调对行为人人格因素的关注，由劳动教养制度对这种刑法结构性缺失予以弥补［2］。但这种缺损，实际上完全可以由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协调来弥补。刑罚、行政处罚的衔接全面实现公法责任，劳动教养在我国的责任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建议把现有的劳教事由分流处理，有步骤地把劳教事由逐渐纳入到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行政法等部门法中，既实现劳教制度的顺利废除，又实现保障人权和保卫社会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