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琼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蓬勃兴起，引发了学术领域思想范式的新一轮革命。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情状与语境下，哲学领域出现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文学、历史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在历史哲学研究范畴，从波科克、帕卢奇到海登·怀特、罗兰·巴尔特，建构了历史叙述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并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历史叙述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给予我们进行历史思考和分析的新的思路与新的方法。

历史叙述循环从其逻辑顺序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叙述阶段;二是叙述阶段;三是阅读阶段。本文将结合历史叙述循环三阶段的一些观点，对《学衡》文本意义的流变进行梳理，以期从现代意义上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一、前叙述阶段:《学衡》文本意义中的历史意识

“文本”(text)狭义上是指书写的文章、著作等阅读、理解的对象。从文本的这个意义，我们可以知道，文本既是被书写物，也是被理解物，因此，就产生了文本、文本书写者即历史叙述者与文本阅读者即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本、历史叙述者与读者都是在历史中存在，都具有历史性。历史叙述者与读者，都是历史的人，他们存在的社会情境是理解他们自身的重要基础。正如兰德曼所说:“个体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他自己而被理解，相反，只有通过那支撑和影响着他的文化先决条件才能被理解。”［1］(P224)这种历史性的存在被海德格尔称为理解前结构。以后，伽达默尔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将理解前结构称为“成见”(prejudices)。理解前结构是历史叙述循环的第一阶段——前叙述阶段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叙述与历史理解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

这样，从历史叙述理论对“文本”的阐释，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文本的《学衡》其文本叙述也不可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是先行地给定了的，即文本意义中蕴含的历史意识或文化传统。《学衡》的学术宗旨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是无中生有的空中楼阁，其先行给定的“理解前结构”，首先表现为近代中国面对现代化历史使命的重大挑战而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历史意识。

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近代中国强势入侵，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嬗变。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受传统文化浸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西学之间，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交流争论。而在思想领域上承几千年来积淀在文人士大夫中的传统文化情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衰亡、解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基于民族自尊的文化认同取向。从洋务知识分子的“中西体用说”到维新知识分子的“西学中源说”，以后逐渐演变为与文化激进主义分庭抗礼的文化民族主义，到《学衡》作者群的形成，都表现出近代中国知识界在深厚传统文化情结下，面对失落的民族尊严的追寻这一深层的民族文化情结和心态。

二、历史叙述阶段:《学衡》文本意义的整体境遇考察

在现当代的历史叙述理论中，历史文本是历史叙述者进行历史解释的产物。“过去”与“现在”只有在相对的意义下才能被理解，孤立的“过去视域”与“现在视域”都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或解释。因此，真实的理解与客观的解释都应该是立足于“现在视域”与“过去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伽达默尔把它叫作“视域融合”或“唯一的大视域”。因此，我们要理解《学衡》文本意义，不仅要追寻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背景这一“过去视域”。同时，我们还必须从《学衡》文本存在时的整体时代境遇这一“现在视域”来考察。

1.《学衡》文本是中国近代受西方新人文主义理论辐射的重要表现。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张恢复人文主义传统，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应对现代社会的混乱与危机。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白璧德、穆尔和福斯特等人。在20世纪初留美学生中，一部分受到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有的甚至投身于白璧德门下，如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这些留美学生大都有深厚的国学底蕴，于是，新人文主义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阐扬，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他们内心对传统文化寻求认同和信心的需要，从而使新人文主义成为他们建构自身学术范式现代化转型的价值选择，以消除对传统价值观失落的焦虑。他们回国后，也就把新人文主义带到中国，使之参与到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的复杂过程中。1922年，吴宓、梅光迪、胡先啸等人创办《学衡》，大量翻译、介绍白璧德的著作，从而使《学衡》成为他们介绍新人文主义的重要理论阵地。

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作为与主流文化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激进主义构成一对共生的价值范畴，在斗争与对峙中显现其价值与意义。《学衡》与其作者群学衡派、《新青年》与其作者群新文化派，都在对彼此的观照与相互关系中更深刻地发现自身意义、理解自身价值。20世纪初，在国家民族发展重大危机的多方刺激之下，中西文化之争终于在中国步履艰难、无限屈辱地在近代时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发展演变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带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而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轫、高潮与扩展、转向，作为异质、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也同台表演，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幕纷繁复杂的精彩大戏。早在1915年到1917年，梅光迪在美国西北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与胡适展开过关于文言、白话与文学革命的争论，并逐渐以哈佛大学为阵地汇集了一批服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中国留美学生，有吴宓、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等，学衡派的基本力量初步形成。1917年，胡适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点燃了国内文学革命的热潮。而与此同时，在留美学生中则以留美学生影响力最大的中文刊物《留美学生季报》为阵地，继续文化保守派与文化激进派对文学革命的论争。由于此时留美学生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梅光迪、吴宓都还未回国，因此，《留美学生季报》大量刊登旧体诗词和宣传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并逐渐把矛头对准了国内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吴宓先后发表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章《论新文化运动》与《再论新文化运动》，详细阐述了其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文化立场。而另外一位文化保守主义干将汪懋祖在其反对新文化的文章中表达了“成其业”“坚其盟”的志向，应该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力量同样谋求舆论阵地的明白表达，推动了日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形成。以后，随着梅光迪和吴宓的回国，在吴宓的大力张罗之下，《学衡》创刊，《学衡》作者群被泛称为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以《学衡》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针对文化激进主义新文化派的批判文章，把二者的论争推向了高潮。

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动态过程，仅仅只有文化激进主义的独角戏无法支撑起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艰巨使命。正是以学衡派为重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其他不同趋向的文化价值范畴一起，与文化激进主义对峙又互补，相互制约构成文化发展的合力，在一个多维历史动态结构中，逐渐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只有正确理解《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才能真正理解《学衡》之意义，把握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全貌，看清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艰巨历史使命。

3.《学衡》文本表现了在历史转折之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理性思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各力量都提出了对文化现代转型的想象和设计。以新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本着对进化论和近代科学的盲目崇拜，开启了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激进之路。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秉持西方反思现代文化发展弊端的新人文主义，超越了复古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建了更为合理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第三条路径，即“兼取中西文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2］的文化整合思路。

在文化“新”与“旧”的问题上，学衡派极为鲜明地反对新文化派所坚持的以进化论思想武断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学衡派指出:“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而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2］所以，“只有真善美适之归宿，而非区区新旧可范围也”［3］。这样，学衡派从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入手，科学地厘清了进化论的应用范围，有力地批判了新文化派简单以时间的新旧来划分进步落后的明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文化转型思路的全面性与合理性。

在文化的“中”与“西”问题上，学衡派同样鲜明地反对新文化派把中西文化简单二元对立的观点。学衡派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今中西交通，文明交汇，在精神及物质上，毫无国种之界，但有选择之殊。”［4］

与学衡派文化立场相适应，《学衡》杂志登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学经、史、子、集的专题研究，还有西方古希腊哲学、印度古代哲学、佛学研究的专题论文。由此，学衡派表明了其既反对了文化激进主义新文化派以西方现代“新”文化否定西方“旧”文化，也反对了其以“西方”现代新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双重文化立场，从而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对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建设思路。

三、文本阅读阶段:《学衡》文本意义的无限延伸

阅读是历史叙述循环的最后阶段，读者在阅读历史文本进行历史理解之时，文本的历史性和读者的历史性产生交互作用，从而把理解历史引向了建构历史之路。因此，“任何阅读都不可能符合某种原有的意义，而是生成意义，建构一种新的存在，它恰恰是文本之历史性与读者之历史性相结合的产物”［5］(P161)。读者阅读历史文本，必然是在自身“成见”之下进行历史理解，都是在理解中建构历史，而非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本”都是一个敞开的、无限延伸的结构，都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叙述者和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的构成的开放结构。《学衡》文本也同样如此，其意义并没有随着《学衡》杂志的终刊而终止，而是随着时代情境的发展变化，在其面向不同时代、不同叙述者和不同读者的意义敞开过程中显现出更加丰富的意义。

在《学衡》诞生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已经基本落下帷幕。胡适犀利地指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6］(P149)且于这一年北洋教育部下令，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小学课本的书面语言，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在现实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毋庸置疑，从开始学衡派与新文化旗手在留美期间的论争到创办《学衡》杂志表明鲜明的批判立场，以《学衡》为表述阵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始终站在了被贴上时代主导和进步标签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于是，《学衡》从其诞生后也一直被作为历史的阻力打入反动阵营，长期遭到讥讽和批判。

应当承认，新文化派其激进文化立场的胜利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对《学衡》的讥讽和批判也是合乎历史情境的必然表现。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强劲的否定既源于救亡进程中在民族心理意识层面不断积蓄的文化焦虑，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对现代化挑战催生的内在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封建体制下积淀了太多的僵化因素，必须在破旧立新的强力下才能实现瓦解、重组与转型。因此，文化激进主义新文化派的胜利既符合当时历史之情，又是当时文化现代化之理。而学衡派的失败，究其原因，既在于它不合时代之宜，也在于它不识历史之势。他们以批判现代社会弊端的新人文主义作为学理支撑，从而采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维护的立场，然而此时的中国还在现代社会的门槛外艰难迈步，此即“不合时代之宜”。当时实现现代化的使命要求文化要面向大众、国民思想需要启蒙，而学衡派却固执地坚守精英主义的狭隘立场，脱离了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此即“不识历史之势”。总之，学衡派超越了它所在的时代。几十年过后，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学衡》终于在新时期的国学热潮和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中迎来了其合时代之宜又识历史之势的价值与意义。

20世纪末，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不约而同的，在社会各领域纷纷兴起了对国学的推崇与介绍，同时也把《学衡》再次推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开启了“重估学衡”之风。1989年，乐黛云先生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一文中，把学衡派置身于世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重新审视，充分肯定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起到了对新文化派的制衡与有益补充的作用。1995年，首部汇集学衡派重要论著的书—— 《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出版，编者孙尚扬先生在其序《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中对学衡派的学术品格、研究成就以及文化建设的理想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是学术领域“重估学衡”潮流的重要表现。

著名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谈到历史的作用时指出:阅读历史，不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从贴着“历史的反动”标签到“重估学衡”，《学衡》文本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间距表现了其价值与意义，用自身的命运启发人们对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学东渐的现代性反思，引导社会以更加审慎、理性的态度处理文化建设中共生的各种错综复杂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激进的、保守的、国粹的观念与思潮，都是作为社会合理的因素而多元共存，彼此之间既对峙又互动，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张力。而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在历史中的此消彼长更有力说明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在历史发展中具有能动的自主选择与自我调适的能力。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外在机制是保证社会不同价值范畴有效制衡，发挥社会系统能动性的必要前提，任何依靠外力进行干预或压制他者的文化专制倾向，都会导致激进或保守向极端发展并最终导致文化的灾难。

［1］［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2(4).

［3］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J］.学衡，1922(7).

［4］吴宓.孔诞小言［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09－26.

［6］陈新.西方历史叙事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胡适作品集:第8册［C］//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