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丽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中篇小说《薛家巷》迥异于魏微被评论界所广泛关注的成长小说，在魏微的创作中是比较独异的。《薛家巷》创作于1999年，此时魏微在南京的生活有些年头了①在《我的年代》中魏微指出:“1996年至2001年，我生活在南京，那时我脑子里一片浆糊。对生活却有种不自知的甜蜜。”，对南京的书写已不再停留在“这是个有背景的城市”②创作于1998年的小说《从南京始发》中，魏微不断以叙述者的身份提醒读者南京是个“有背景的城市”，而从2000年的《薛家巷》中，分明能感受到魏微对南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城市生活的细部。，笔触自然而然开始伸入城市日常生活的细部和角落。“许多人都住过巷子，这里藏着光阴，最日常的生活”［1］(P320)。在魏微看来，巷子里的生活气息最真切地展现了日常化的南京。巷子成了探寻南京的一条重要路径和不可或缺的背景。魏微以始终如一的平稳、细致和淡淡的叙述展开了对薛家巷里普通人庸常生活的描摹。

在《薛家巷》这个丰富而开放的文本里，作者提供了一组男性人物形象，这些相互关联的形象，形成了对南京里巷的人物构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里巷男人之吕东升。

在《薛家巷》中，作者并未着意刻画人物，而是惯用心理描写展现人物性格特点，巷子中颇有几个人物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疑是以自己周边邻居作为原型的，如爱讲色情笑话的陈三，生养了四个女儿的姜老太太，有着暴躁脾气的吴老二，这其中最具现代意味的是吕东升，也是作者运用大量笔墨来表现的一个人物。“整天出去逛，像游魂一样，也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什么”。作者经由姜老太太与四姑娘家长里短的闲聊牵出吕东升这个人物——无所事事的吕东升日复一日行走③关于“行走”这一主题，魏微在不止一篇小说中涉及过，前有《从南京始发》，后有《到远方去》。具体解读参看“从南京始发”一节。在城市的街道上。在现代城市概念里，“行走”被看作体验城市质地的一种形式，不是置身事外，不是困于家中，是必须亲身经历城市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的脚步使城市的存在更加真实，在众多行人的脚步叠加中整个城市复杂立体起来，此时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才得以被发现和被造设。

行走的本质在于穿行和不驻留于原地。人穿行于城市的不同场所，其行走路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人的介入，城市的场所瞬间被激活，由静态化生出动态，在人与场所的碰撞中产生实践体验。人的行走动作使得城市的各种迥异空间顺理成章连缀为一体，此间的实践体验是无法复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行走营造了城市。因此，德塞都引用维吉尔德的诗句来讲述行走——“凭借脚步，我们得以认出女神”，此间赋予行走的诗意色彩让城市中行走着的人颤然心动。

行走城市必然离不开街道，街道在城市景观中被视为最典型和最普及的要素，它时刻凸现着流动中的城市，其中的匿名与杂乱是在所难免的。涌动在街道上的大众，样貌身份个个迥异，或匆忙或闲散，或相熟或陌生，可能在行走中擦肩而过，也可能短暂会晤。行走的过程还会客观呈现街道两旁的橱窗、建筑、商业、文化及园林景观。街道不仅具有表现性，而且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它作为现代城市的典型空间，是吕东升赖以行走的固定场所。对于吕东升在街道上行走的行为，魏微进行了反复叙写，我们现摘取一处:

他走在大街上，看见很多人，他们像蚂蚁一样，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各奔东西了。苍茫的天底下，许多人笑着、惆怅着，有人手拉手，有人在叫卖。［1］(P332)

吕东升的行走行为并不源于对城市的主动观察，而是由无所事事的困境与逃离家庭的冲动所致。“只有那些城市的异质者，那些流动者，那些不被城市的法则同化和吞噬的人，才能接近城市的秘密”［2］(P131)。吕东升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流动性的人，借助行走，他窥视到城市日常生活的空间性和丰富性，他的行走过程，其实是一个进入城市内部结构，并进而窥探和发现城市秘密的过程。他在南京街道上的行走伴随着对这个城市的观察与窥探，尽管这种观察与窥探不是主动地源自于行为者的内心，但还是让人联想起19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围绕“流浪汉”来描绘巴黎的篇章:流浪汉一心一意过着他的流浪生活，有许多的空闲时间来应付城市生活的喧嚣和纷乱，流浪汉成了一种描绘现代城市的札记。关于流浪汉和他行为的描写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流浪汉出现在波德莱尔描写巴黎的诗中，波德莱尔对于流浪汉的讲述，与街道、拱门街、商店等城市空间意象联系在一起。“这个人物是一个非正统派的角色，走在柏油马路上对城市生活进行调查研究，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他非常空闲，但却注视着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他远离城市中的商品买卖，但为漂亮的新陈设着迷;他处在一个在男性控制下的公共空间，但却注视着那些数以千计的陌生的下层女性，如商店雇员、主妇和文艺界的妓女”［3］(P79)。与流浪汉游荡巴黎时对华丽橱窗等消费空间的热爱不同，在南京街道上行走着的吕东升，挂怀着街对面一个修鞋的老头，迷恋着带有中山陵气象的街道风景，即便看到橱窗，也不过是一家卖盐水鸭的卤菜店。作为一个行走者，吕东升关注更多的是人、自然，而不是物质的丰富。饱含着现代气息的商场大楼，华丽的城市橱窗并不在吕东升的视线之里，这从另一层面也凸现了南京并不是现代化大都市的物欲横流，更多的情境是在历史和自然的融合中升腾出来的。因此，吕东升的所走所感、性格秉性间接地传达出创作者的心境:魏微并未对20世纪末南京现代化的商业气息表露出兴趣，她更热衷于观察人心，体谅人性。在魏微眼里，南京之所以贴心而温暖，在于它有浓郁的人文气和书本中丰富的沧桑过往，这个城市是慢节奏的、忧伤的，是适合走路的①在《父亲来访》中，魏微写道: “南京的春天并不很美，但有很多行人在走路。这似乎是个适合走路的城市，风里有棉絮飘落在眼睛里。”。因此，相较于流浪汉的懒散与巴黎快速的生活节奏之间显在的矛盾，吕东升与南京的关系则显得相对和谐。虽然他时而有逃离的冲动，但整座城市的沉淀气质还是让吕东升驻留下来，承受心与身的分离与割裂。

另外，“行走”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德塞都看待城市的一种别具新意的态度和思想。借助行走，我们从自己的眼睛和脚步中体验了日常的城市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使城市空间生动地连缀在一个动态的气场里，凸显了城市的立体精神景观。可以说，“行走不仅仅体验着城市，也塑造着城市，利用着城市”［4］(P75)。借助“行走”，德塞都不断创新性地解读城市，阐释城市实践和城市空间，从理论深处展现了空间实践的微妙内涵——置身其中、深刻理解、创新应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魏微在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吕东升行走所及之地，都是一些著明的南京地标:

有时候他也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如鼓楼广场，不收费的乌龙潭公园，或者只收一块钱门票的明故宫遗址地网……秋天在明故宫这一带，比别的地方更旺盛。［1］(P314－316)

吕东升行走的轨迹为我们勾勒出一张南京的市井地图，这使得他的行走行为本身有了更为具象的意义。鼓楼、新街口、北京东路、中央路、夫子庙、明故宫，中山陵，这也是魏微写作时常拿来作小说背景的南京地标。我们有理由相信，魏微生活在南京的日子里常光顾这些地标，小说中对上述地点所呈现景色的精彩描摹以及人物出入时的细腻而极富层次的感想和体验，其中必然夹杂着魏微本人的影子和心绪。

魏微对吕东升身上所展现出的行走与逃离的人生状态充满着兴趣和持续探究的热情，继《薛家巷》之后，她在小说《到远方去》②《到远方去》发表于2000年第11期《作家》， 《薛家巷》发表于2000年第5期《北京文学》。中再次涉及这类文学命题并进一步深化它。《到远方去》以一个男人下班回家时跟踪一陌生女子为线索写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与内心欲望的冲突，“他”拗不过自己身上的另一个他，总有逃离正常生活的冲动。与吕东升一样，“他”也是五十多岁的男性，也养育了一双儿女，他们都迷恋走在人群里的感觉 (吕东升是行走，“他”是骑自行车)，都有离家出走的冲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吕东升的逃离是对家庭的逃离，而《到远方去》的“他”的逃离是对于一成不变的生活的逃离，是在找寻身体中另外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自己。后者无疑是吕东升在精神层面的延展和拓深，也碰触了更为复杂的人生命题。总的来说，作者在《到远方去》中“他”的身上汇集了更多哲学思考，人物形象也因而显得更加有深度、饱满和富有意蕴。其实，后者身上的种种行为和心理，也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肉里，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来。

关于逃离的主题，亨特·S·汤普森这样说道:“当你的生活时不时变得复杂的时候，逃避感便开始迫近。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往胃里装可恶的药物，然后拼命地驾车从好莱坞到拉斯维加斯。就那么坐在那儿，在沙漠骄阳地怀抱里，便可放松了。”［5］(P53)汤普森的说法或许有些极端，但是通过车或流动性达到逃避的目的是值得研究的。这让笔者想起在公路电影这一体裁中，逃离主题也不断被重复，它或许是一种逃避，逃离幽闭的小资产阶级城郊，逃离无法忍受的“规范”，或许也表现为男人逃离家庭的一种梦境——主人公们常常出去或被迫去寻找自己。在公路电影中，想逃离现实，汽车是必不可缺的元素和工具，而在魏微的小说中汽车被步行和自行车替代，但这种有关通过流动性达到逃离目的的命题是被创作者一再关注的。

魏微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及自己身上存在的“逃跑”的冲动:“逃跑是个重要的文学命题，但是我写它不是为了命题，而是为了写我自己，因为我身上就常有‘逃跑’的冲动，从自己熟知的生活环境里隐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过一种自己不能掌控的、孤寒的生活，这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是人性里的一条幽深小径，若是在革命年代，它有可能被夸大成一种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其实不是，它就是逃跑。人性里大概有这样一种东西，那就是对于温暖的追求，这是常态，可是温暖太多了，会让人窒息，那么逃跑是必然的。人性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对于清苦贫寒的追求，这是非常态，这种东西在男性身上应该更多一些。”［6］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魏微才在小说中一再涉及此类主题，以揭示和书写我们人性中逃跑的冲动。在魏微的此类小说中，你看到和听到了真实人生的回响。

有论者指出小说《到远方去》 “含有一种奇峭之美的美学意蕴”［6］。之所以能体现出“奇峭之美”跟小说人生逃离的命题、作品精神分析的底色以及作者写作手法的现代有很大关联。作者写出了这个男人时而颓唐、时而狂热、时而懒散的心路历程，完全不是寻常意义上匆忙功利的人生轨迹。这是人生的异数，又是人生的常态，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哲学命题。读者不会关心“他”姓甚名谁，但却能从中体认出这种人生状态在自己的身上也同样存在着。他们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人类存在中令人震惊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陌生的自我……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无从掩盖。魏微的笔触所及也同样让你感受到生存的悖论与令人震惊的真相。

最后要考察的是，魏微是用怎样个人化的小说语言来展现人生的行走与逃离的。在行走状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发现魏微最常用的语汇是“风声”“飞翔”。人只有在急促行走和奔跑时才能感觉到自己周遭的风声，这风声传达着一种紧张慌乱的情绪，同时也蕴含着飞翔的感觉和速度的力量。魏微拿“风声”“飞翔”来表现人的行走，既抽象又不失准确，我们把《薛家巷》中描述吕东升行走的文字略摘一处进行分析:

他几乎是跑了起来，在深夜的街道上，就像孩子一样，听见脚步在身底下发出吱吱的声音，耳边是风，是热的，也是凉的，他的不多的头发也飞起来了。［1］(P315)

吕东升在街道上无所事事的行走并不为邻居家小所理解，但他在行走中却能获得到自由之身，体会到飞翔和满足的感觉，此中流动性、自由、家和欲望之间转变的关系展示了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一方面，男性欲望在行走中得以释放，飞翔的自由感相伴而生;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庸常而彪悍的女性却在身体的现实中将你紧紧束缚，无处躲藏。心与身的矛盾在此成为永远无解的生命困境。

他加速行车，朝远离家的方向突然狂奔起来。他听见了风的声音。他热情澎湃又胆小如鼠。

他听见了他身体内的风声，他跟着风声，和他的身体一起去了远方。［1］(P201－204)

而在《到远方去》中作者则用 “(身体的)尖叫”“风声”来表达主人公逃离时的感受，“(身体的)尖叫”是把身体当作物质背景，又当作一种精神的东西加以表现，当然这种尖叫或者来自意识不到的某处，这种 (身体的)尖叫表达着欲望、震撼，有时也代表着对自己的否定、压抑和克制。“风声”“飞翔”“(身体的)尖叫”作为魏微的专属语汇，很现代、很传神地展现出小说人物在行走和逃离时不平静的内心。但当身体回归平常家庭之后，日常的生活色调再一次泛起，其中心与身的分离命题，足以引发阅读者对人性的长久思索。

［1］魏微.新活力作家文丛·魏微卷:姐姐和弟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汪民安.城市经验、妓女和自行车［C］//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练玉春.城市实践.俯瞰还是行走［C］//孙逊，杨剑龙.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2008.

［5］［美］亨特·S·汤普森.艾尔曼和洛夫格伦［M］.1995.

［6］魏微，姜广平.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J］.西湖，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