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实，杜广强

(大连交通大学思政部，辽宁 大连 116028)

于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分支体系之中，忠文化位居要津。中华民族延续至今，有不在少数的古代文化因其内涵和作用的时代局限性被遗留在历史长河中，而忠文化无论是在其起源的商周春秋时代，还是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时代，又或是在抗击侵略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时代，它都能够以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素养之姿出现。这就表明，忠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不衰的精神支柱一直传承至今，正是由于忠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因其高尚且实用的内涵而被各个阶层的人所重视，因此，要挖掘和发扬忠文化的当代意蕴，首先应了解忠的基本内涵。

一、忠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忠文化长期的发展及对其的论述中，忠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均被赋予庞杂繁多的概念与内涵，不过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忠文化的本义却始终很好地延续传承了下来，并发挥了它鲜活的道德价值与文化价值。

从文字学的角度，忠便是“尽心”。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曾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对“忠”做了解释，即:“忠，敬也。从心，中声。”许慎认为“忠”在文字学上的意义就是发自内心的恭敬。而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又对忠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忠，敬也。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此与慎训谨同义。尽心约忠。各本无此四字。今依孝经疏补。孝经疏，唐元行沖所为。唐本有此。从心。”［1］字书《增定史韵》对“忠”的解释则为:“忠，内尽其心而不欺也。”由此可以看出，文字学界对忠的意义解读即为尽心。也就是发自内心且尽己之力去对待所遇之人、所做之事。而从早期对忠进行论述的经文典籍中又能够从思想基础上了解到忠的内涵，就是“公而无私”。东汉马融著名的系统总结忠德一书《忠经》有云: “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旧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此处所言之“中”，乃是不偏不倚、诚心实意，由此引申而出的便是“至公无私”，始终持以诚恳之心，不为外物鼓惑。在马融的另一本著作《孝经》中，他又写道: “忠，直也。”也就是说，忠具有正直、敦实之意，是一种基础性的德性。公，是忠文化的思想基础。在忠文化起源的原始意义上指每个人应有的利公、利民的基本道德守则，后因王朝统治者主推儒家思想，对忠的原始含义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赋予它新的政治道德色彩，同时还将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忠的道德规范范围内。具体而言，忠的内涵逐渐开始更多地体现在忠君、忠恕等方面。首先，忠君虽然表面上看来仅仅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是单一的人与人的关系，但在我国古代，君主就是国家，君主是整个国家的全权代表，所以忠君所讲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忠恕则的确是针对人际关系的道德守则，忠恕之道乃对为人处世需推己及人的道德要求，是强调人与人要建立起和谐、信任的关系，这也是传统文化之中对人际关系探讨的精髓。

二、忠诚爱国:忠文化的国家意蕴

因为“爱国”是忠文化长久以来最广为人知的具体外化表现之一，所以论及忠文化的当代意蕴，忠于国家的爱国意蕴自当位列首席。忠是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其国，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时代由于“家国同构”，君主作为天下土地之大宗自然而然地以一人之身代表了整个国家。因此，古代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个人对君主的忠诚拥护。忠君即为爱国，爱国便是忠君，忠君报国成为传统爱国主义的主核，这是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古代的宗法制与君主集权制使得当时人们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宗族利益、国家利益的达成紧密相连，只有宗族与国家的利益得到保证，个人价值才能凭此为基础得以实现。这也就决定了人们极度重视整体利益，将宗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生命之上。因此，才有屈原于江边慷慨悲歌，“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才有岳飞以遒劲笔力写下: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纵然因单纯追求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个人意志与自由而为后人所诟病，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浓郁情怀，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存亡之际，忠诚爱国的精神始终都是促使各族人民自发团结起来抵抗外来的侵略、捍卫祖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精神动力。

在华夏文明发展的几千年中，不计其数的贤能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智、勇、勤与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结合起来，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传统忠文化的忠君爱国思想到了当代，其意蕴就转变成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大众的利益。张岱年先生在《试论新时期的道德规范建设》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忠文化所具有的爱国精神的时代意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爱国主义应是道德的第一原则，这一行为规范仍可用‘忠’来表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得到保障，每个人的利益才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已经被验证的真理，也是忠文化始终不变的内涵。爱国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原动力，热爱祖国、为国献身，是忠文化丰富内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人心的不容忽视和替代的力量，它在历史上对于抵御外侮、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跻身于世界前列，大环境趋于和平，但是周边不断发生的局部战争和不断受到的挑衅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外势力分化、颠覆中国的野心并没有丝毫减弱，我们要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仍然任重道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内部矛盾偶有发生在所难免，此时忠诚爱国精神是最重要的调和剂。拥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和繁荣昌盛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是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引导各民族向前发展的精神旗帜。通过忠诚爱国精神的感召，人们才会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不会因金钱、权利的诱惑而犯下损害国家利益的错误，这就进而保证了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团结。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弘扬忠文化所蕴含的忠诚爱国精神，发挥忠文化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的纽带作用，坚守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进取。

三、忠者必廉:忠文化的政治意蕴

后世扬名的爱国志士多出自为官从政者，而从忠文化的爱国意蕴深入挖掘，其蕴含廉洁为政的政治内涵便清晰地显现出来。《左传·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反之，《左传·僖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已知“公”是忠的思想基础，而从古至今“公”与“廉”都是为官从政的守则。《廉矩·廉枢广运章》中王九禄断言:“忠非廉则欺。”即一个为官从政者若说自己具有“忠”这一品德但他却不能做到清正廉洁，那这就是欺骗之言，这样的人根本不具备忠的品德。“忠”与“廉”密切相关，忠者必定廉正。《左传》记载，公元前537年鲁成公薨亡，四岁的公子午即位，彼时鲁国大政由季文子处理。季文子位至正卿，即通俗所讲的执政大臣兼军事最高指挥官。季文子为官甚为清正廉洁。《左传·襄公五年》赞其“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此处“忠”就被赋予一心为公、清正廉洁的内涵。自古留名青史者大多数是位高权重之士，而“忠廉”一词则佑其既能够善其身又可以济天下。东汉时期莱州太守杨震为人正直、为官清正，从不收受他人贿赂。受他举荐的县令王密一日趁着夜色，“以十金奉杨曰:‘暮夜无知者。’杨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遂拒而不受”［3］。杨震一句“何谓无知者”，表明他无时无刻不以忠正清廉来严格自律自省。明代思想家薛瑄将忠廉之士划分为三类:“有见理明而不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4］薛瑄认为“廉”的最高境界是对道理是非看得非常明白而不贪腐，又说这一境界的本质是“无所为而然”，其所讲的即为忠。清代著名清官叶存仁也有诗云:“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这里“畏人知”是外界的，可以归为薛瑄所说的“尚名节”的正直之士。而“畏己知”则是发自内心的自律，是主动的，也就是廉的最高境界了。为官从政者之所以能够发自内心地主动做到清正廉洁，其核心便是忠。具备极高忠之境界的人，不是怕来自他人的非议而是怕自己行差踏错会最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的为官从政者，无疑悉数是为官廉正的，这在特殊历史时期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在被国民党囚于狱中后曾写过两篇传诵至今的文章:一篇是《可爱的中国》，另一篇是《清贫》。在前一篇中，方志敏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挚爱之情和报国之志，忠心赤胆，溢于言表。后一篇则叙述了他被俘时身无分文的情形，从而展现了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高风亮节，与当时腐败至极的国民政府官员形成了强烈对比。方志敏的这两篇文章，将忠与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认为忠只存于乱世，和平时期忠的优秀意蕴难以得到展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5］。在其位谋其政，居其职尽其责，不可丝毫懈怠，这就是忠的表现。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忠廉是关乎政权兴衰的关键，腐败的吏治只能导致政权的迅速垮台。大到国家政策方针制定实施，小到部门单位的运行管理，为官从政者都在整个执政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官从政者若失去廉正之心，这是很危险的，营私舞弊、索贿受贿甚至出卖国家，不仅是自毁仕途，更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贪的本质是无私，无私即为公，公是忠的思想基础，所以为官廉正说到底还是忠的问题。自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一批批高官落马，锒铛入狱。这些人由于经受不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诱惑，丧失了理想与信念，继而背离了党的宗旨与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缺乏对党、国家与人民的忠诚。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经历生死考验的概率远远低于战争年代，但是要防止和抵御外国势力物质与思想上的“和平演变”，党组织需要党员的忠诚，忠廉仍是党员必备的品质。“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6］这句话道出了应如何做到忠正廉洁，而做到这一要求其实并非难事。要建设廉洁政治，就要弘扬忠文化的廉正意蕴，根本的是要让忠廉的文化力量深入人心，让忠文化的核心思想成为为官从政者践行清正廉洁的内驱动力。

四、忠而有信:忠文化的市场意蕴

子张曾问如何才能处处行得通走得远，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5］由此可见，自古忠信相连，在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中，“忠”和“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信”作为言必行、行必果的道德规范，是忠文化的外化表现，而忠文化是对“信”的方向指导，无信则无忠，无忠亦无信。“忠”与“信”是里与表、内与外的关系。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云: “忠，以心言;信，以事言……故明道曰:‘忠信，内外也。’这内外二字极好。”“忠是有诸内，信是形诸外。忠则必信，信则必是曾忠，所以谓‘表里之谓’也。”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人无信而不立，忠信是修身立业的基础，同时忠信极为重要的价值更体现在经济交往活动当中，因为经济交往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物与物的交换，其本质更是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自有频繁的经济交往活动出现之日起，忠而有信就备受我国古代儒商推崇。汪琬在《观涛翁墓志铭》引江苏商人金汝鼎其子之言来记载这位商人在经营中诚信为本、与人谋忠，曰:“凡佐席氏者三十年……席氏不复问其出入，未尝取一无名钱。所亲厚或微讽曰:‘君纵不欲自润，独不为子孙处耶?’翁叱之曰:‘人输腹心于我，而我负之，谓鬼神何?’……有寄白金若干两者，其人客死无子，寻求其婿归之。婿家大惊，初不知妇翁有金在吾父所也。故山中人皆推吾父长者。”［8］儒商在经济交往中践行忠信之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他们这种忠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与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

随着我国深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愈发显著，忠信已经不仅限于个人道德，更成为维护我国市场经济有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缺少它市场经济就无法健康有序发展。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也只有建立更广泛更有力的信任关系，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大潮中立足壮大。一旦忠信缺失，产品造假、财务造假等问题就会出现，经济活动失常，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将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就需要不遗余力地倡导忠信思想，要广泛深入进行忠信思想的教育，在全社会发扬忠信为本的道德风尚，使忠信成为一种全民具备的基本意识。只有每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忠于承诺、诚实守信，才能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地运行。

五、忠恕相携:忠文化的社会意蕴

忠文化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间联系最紧密、最频繁的是“忠恕”，也就是视人犹己、推己及人的和谐思想。《论语·里仁》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对忠做过解释:“忠，尽己也;恕，推己也。尽己之力而忠，则以其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则以贯天下之情。推其尽之己而忠恕，则天下之情理无人贯也。斯‘一以贯之’矣。”［9］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首先要能够“尽己”，对于自己所做、受人所托之事要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同时还要能够以自己的好恶推及别人的好恶，将忠恕结合一体，“则天下之情理无不贯也”。忠要求人为人办事尽职尽责，恕要求人在尽力的基础上为他人着想，这和孔子所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所载孔子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孔子对“忠”所下的定义，他说:“‘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贾谊新书·道求篇》对“恕”做了补充说明:“以己量人谓之恕。”世人皆有所愿所求所喜所恶，虽然各人愿求喜恶不尽相同但在处事交往这一方面总有些基本的相同点。因此，以己量人是实用且重要的。王符曾在《潜夫论》中写道:“所谓恕者，君子之人，论彼则恕于我，动作消息于心。”可见，君子待人都讲究“恕”。自己本就不具备的，不能要求别人也一定要做到，自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则须自己首先对别人以礼相待。实际上这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规范。站在责任的角度上讲，“恕”从产生起就是双向的，它定义着关系双方的道德规范并且这种道德规范被推及一切的人际关系中。忠恕相携，构成了中华民族极具价值的道德精华，它始终作为精神支柱支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无法舍弃、不可隔断的。

当代人栖身于生活节奏快、环境变化大的复杂社会中，每个人所接受和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尽相同，人生目标存在极大的差异，新观念涌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要真正地做到推己及人并非易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基本应做到的是在坚守自身原则的同时必须懂得尊重他人的人生选择，平等相待，和谐相处，这是一切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常常对他人要求很高，却疏于律己;对别人的几近苛刻，对自己却处处宽待。而作为一个具备忠恕道德的人，要求其他人不要如此或要如此时，必然会以身作则，率先做到这些要求。具备忠恕之德，能够在人际交往中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忠恕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要打破“私”的拘囿，上升到“公”的层面，努力达到忠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尽心”的道德境界，尽心尽力地相互帮助，实心实意地为他人着想，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只有提倡忠恕之德，不囿于自我的愿求、喜恶，而是从“私”的愿求、喜恶出发，在思想和行动上率先去满足“公”的愿求、喜恶，以此为基础将这种满足推回到自身，以宽广的胸怀去包容别人的不妥之处，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够和谐，对于营造和谐、淳朴的社会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忠文化的当代意蕴是凝聚全民族的伟大力量，是廉洁政治队伍的深切要求，是建设诚信市场经济的向导，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规范。深入挖掘出传统忠文化的当代意蕴，倡导其积极的灿烂价值，对于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夺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

［1］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范晔.后汉书［C］//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

［4］薛瑄.薛文清公从政名言［C］//四库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

［5］孔子［C］//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刘向，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黎德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尧峰文抄［A］//四部丛刊三编［C］.上海:上海书店，1990.

［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